（接第158期）

门顶上有一个睡眠灯，从去年的8月份起，天黑时就只能开睡眠灯，一直到睡觉都不许开日光灯，晚上在班里看书学习是很累眼睛的。

我坐在离门最近的位置，继续写字；其实我看不清自己写的字，因为晚上要把眼镜交给小哨统一保管。我在给杨亚楠写一个建议，建议改变集体放茅的方式，现在这样太影响休息了。

杨小梅站在了写字台的头上，她的影子挡住了那一点儿光线。这样一来，我连纸上写过字的地方都分不清了。我往右边挪了挪，让我的纸移出她的影子，可是她竟然又站到了我的身边，后背朝着我，歪着身子，挡住纸上的光线。

我说：“你离开这儿，我看不见。”

她不说话，还是那样歪靠在学习柜上。

我实在忍不住了，推了她一下，她一点儿没动。她很胖，也很有劲儿。于是我转过身来，用左手使劲地推她的后背。

她叫喊起来：“你给我弄疼了。”

我知道她是在瞎咋呼，没有搭理她。她就叫卢静起来看她的后背，卢静说：“你让刘芳看吧。”

杨小梅就拉开门叫刘芳：“你看我的后背，她给我挠成什么样了？”

刘芳一看：“哎哟，都红了。”

杨小梅就叫起来：“今天谁也别睡觉了，都起来找队长。”

卢静她们起来看时，我也看了，确实是有三个很粗很红的手印子。那几个人也叫嚷起来：“野靖环打人了，都给挠红了！”

杨小梅的皮肤很白，只要轻轻地一捏就会出现一个鲜红的印子。洗澡的时候，她自己会把皮肤搓出一片一片、一条一条的红印子，就像要流出血一样。

很快段队长来了，看了看杨小梅的后背，然后对大家说：“别嚷嚷了，全筒道都睡觉了。”

可是杨小梅还是不住地嚷嚷，段队长就把她叫到大厅去。又过了一会儿，段队长回来了。

她说：“你们都写一个东西吧，说明一下情况再睡觉。”

于是我就把经过从头到尾写了一遍，十几分钟就写完了，交给段队长。

她看了看说：“嗯，写得还挺清楚的。”然后就催她们快点儿写。

李晴也写完了，代元元和卢静就按照李晴写的抄了一遍，段队长都拿走了。

一会儿，段队长和杨小梅回来了。

段队长说：“都睡觉吧，谁也不许说话了。”

我对段队长说：“请段队长跟杨小梅说，我是4点钟起床放茅，1点不能叫我。”段队长对杨小梅说：“你别叫她了。”

我赶紧躺到了床上，一天就盼着这一刻。可是夜里哪能好好睡觉啊？有人坐在我的床头盯着我，随时记录我睡觉的情况；现在又两次把我叫醒，心里被痛苦充满了。

杨小梅站在我的床边恶狠狠地说：“野靖环，你等着。既然你动手了，我就能叫你延期，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还好，这一夜杨小梅一次也没叫我。

第二天早上，代元元还没起床，杨小梅就站在她的床前，让她看后背，代元元惊叫了一声：“哎哟！怎么成这样子了？”

杨小梅说：“我要让大夫做鉴定。”说完就出去了。

代元元起床后跟我说：“你给杨小梅挠成这样了，这都到了早晨了，那后背还有5、6道血印子呢。早就说过了让你沉住气，你这不是沉不住气吗？你既然动手了，麻烦事就来了。”

听代元元这么一说，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只是用左手使劲地推杨小梅的后背，可能是手指用劲了，所以杨小梅后背有三个红红的手指印；可是今天早上竟然变成了5、6道被挠的血痕。

我说：“我没挠她。”

代元元说：“那你就说不清楚了，反正她背上有5、6道血印子。”

我问代元元：“昨天夜里你看的是这个样子吗？”

代元元说：“反正现在是这样。”

下午，杨亚楠进了北二。她平静地说：“你给杨小梅弄伤了，应该向她道歉吧？”

我说：“是。我当面向她道歉。”

她说：“不用当面道歉了，你写一份书面的吧，现在就写。”

今天不是周六周日，不许我动笔，但是杨亚楠破例了。

我很快写出了两页草稿，刚刚工整地抄了4行，杨亚楠就进来了。她二话没说，一下子把高板上的纸全部拿起来。

看完了，立马变了脸，恶狠狠地说：“这就够了！你还以为真的让你道歉哪！”

我的心忽的一下提到嗓子眼，“这就够了”是什么意思？她要拿我写的东西当证据！

杨亚楠把代元元叫出去。代元元拿着几张纸回来，小声地对李晴和卢静说：“这些得重新写，要写看见了。”3个人围着一个高板坐在小椅子上，由李晴先写。几个人一会儿说几句、一会儿写几句。3个人证明看见我挠杨小梅了、看见杨小梅的腰上被挠出了5、6道伤痕。李晴写完之后，代元元和卢静照着抄，代元元还说别抄的一字不差。

看着她们当面写假证明，我就明白“这就够了”的意思了。

杨亚楠，你是一个国家公务员、是人民警察，是共产党培养的年轻干部，你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竟然使用这种卑鄙的手段！

你让代元元们作伪证、说假话，这就是“教育、感化、挽救”吗？

你把诚实的人“教育”成虚伪的人；
你把善良的人“感化”成恶毒的人；
你把正直的人“挽救”成奸诈的人。

我的气愤和无奈到了极点。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9期  2015年6月12日—2015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