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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寻找“被73条”的宋泽

古川

宋泽简介:原名宋光强,1986年生于湖北枣阳。2010年从中南政法大学毕业。因为同情百姓的苦痛,受“八九”运动的感召,投身公民运动,于2011年年底成为“公盟”的成员。2012年5月4日,因为探访黑监狱,帮助访民,被北京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之后转为监视居住,连律师也不知道他目前的下落。

 

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宋泽是在2012年4月29日晚上,很多朋友一起在北京知春路的辛酉晋都食府“饭醉”。那天晚上,我和妻子李昕艾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的。从2012年开始,为了恢复“茉莉花革命”之前北京轰轰烈烈的“饭醉”活动,朋友们决定在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晚上在辛酉晋都食府进行“饭醉”。这是我们第二次参加在辛酉晋都食府的“饭醉”。此前的2012年1月末第一次辛酉晋都食府“饭醉”,我和李昕艾也带着孩子参加了,但后来北京昌平国保却以“你们还想出国不?”威胁我们,不要我们再参加。2012年4月4日,我们一家在首都机场被边防警察阻拦出境,随后被北京市局国保绑架而回,这让我们决定继续参加辛酉晋都食府的“饭醉”活动。

也就是在这次“饭醉”活动上,我和李昕艾第一次见到宋泽。梁晓军律师也说,那也是他第一次见到宋泽。宋泽是与许志永一起来的,穿着黑色的西服。许志永介绍说,他叫宋泽,是中南政法大学毕业的,现在是公盟的工作人员。后来他就坐在李昕艾的旁边,看他穿着黑色西服,年纪很小,不怎么爱说话。我和李昕艾就问他多大,他说是86年的,我和李昕艾都说年纪真小。后来,他还是不怎么说话,听着大家谈论,有时还陪我们的大儿子洛洛玩。

一身黑色西服的宋泽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之后没过几天,我们就从推特上听说他在5月4日下午3点被失踪,第二天就被刑事拘留了。5月4日那天下午,因为我们在北京的房租到期了,北京昌平分局国保要将我们一家强行送到唐山,我们不愿意,就与他们争吵,后来国保答应近期让我们出国之后,我们才勉强同意于晚上回到唐山。

因为我们自己出国的事情,在北京国保的威胁与警告之下,我们不能关注其它事情,也不能在推特上发言,只能默默地关注一些事情。直到2012年7月6日,北京国保终于同意让我们来纽约。直到这时我们才惊奇地发现,宋泽已经失踪两个多月了。而到今天,我们一家也已到美国三个月了,然而宋泽却还没有消息,依然在被失踪状态。

最近通过朋友们的介绍,我才发现实际上我与宋泽存在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在阅读梁晓军律师写的《寻找宋泽》时,让我感到很悲伤,在心里哀叹我们之间的相似经历,也哀叹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荒诞的国度。

宋泽和我都是八零后,他是86年的,我是80年的。我们都出生在农村,他出生在湖北枣阳,我出生在四川古蔺。由于出生在农村,我们都见证了许多农民的苦难,让我们都拥有强烈的同情心、正义感与责任感。所以,宋泽后来在加入公盟的申请中说:“看见身边不平的事情,如果不站出去,就会有一种耻辱感;看见别人能够对需要帮助的人帮到更多,就会责怪自己太没有用,不能够多做些什么……后来才知道,这是做为一个最朴素的公民,来自于人性深处的本能的同情心、正义感与责任感的驱使。”

也正是这些苦难、这些责任感的驱使,让我们选择在大学毕业之后,毅然决然地决定参与维权运动。2010年大学毕业之后,宋泽先在一家企业工作了一年多,随后于2011年年底加入许志永创办的NGO——公盟,参与救助访民行动。2002年我大学毕业之后,我也先在一家企业工作了一年多,随后在2004年初加入周鸿陵创办的NGO——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参与各种维权行动。

然而,目前中共统治之下的中国大陆,却在进行着一场硝烟弥漫的“维稳”与“维权”的战争。由中共肆意侵害公民权利的本性使然,当局便将维护公民权利的维权人士,看作是给它们制造混乱的敌人,于是对维权人士进行肆意打压。

我们作为一个有同情心、正义感与责任感的维权公民,当然也会遭到中共当局的打压。2012年1月13日,宋泽与赵振甲等十多人冲进湖南郴州驻京办的“黑监狱”,解救出被非法关押的82岁的龚江保、73岁的于洪和57岁的陈碧香等三位上访人士。然而,当局却据此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为由,将宋泽刑事拘留,其荒唐罪名却是“寻衅滋事”。再后来,赵振甲还被中共当局处以劳教一年半,而宋泽也从刑事拘留转为监视居住,处于被失踪状态。

这是一个多么荒诞的国度,当局不仅不去惩罚那些肆意对上访人士进行关押的地方官员,反而还肆意拘留帮助上访人士逃离“黑监狱”的维权人士。这也可见当局上下实际上是一丘之貉。所以,我在此奉劝那些还对最高当局抱有期望,期望它们能够帮助解决问题的上访人士,希望你们不要再相信当局,放弃上访这条毫无希望的死路,采取其它切实的行动与地方官员抗争。

对于每一个维权人士参与的每一次维权行动,当局都为它们建立了档案,一直在等待适当的机会来抓捕维权人士。2011年茉莉花期间,中国有数百上千位维权人士被当局以各种方式抓捕、失踪。在此期间,当局借口我在推特上转发了“茉莉花革命”的信息,将我绑架失踪63天,让我遭受打耳光、踢胸、下跪、脱光、性骚扰、黑头套、不让吃饭、不让喝水、不让睡觉等酷刑。

我之所以被绑架被失踪,那是因为我之前为维权网工作以及参与各种维权活动。虽然很多维权活动,我只是以其它化名做一些报道或者以幕后方式发起一些签名运动,但当局对此却掌握得十分清楚,所以他们一直在等待机会对我进行打压。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让他们终于找到了机会。从2005年以来,我多次被政治警察威胁,三次被没收护照,两次被失去工作,两次被阻止出境,两次被抄家,一次被绑架失踪。

而据公盟负责人许志永透露,宋泽被当局打击报复,很可能是因为他在被捕之前几天,打车去山东把陈克贵的妻子接到了北京躲藏起来。许志永认为这是“一件令当局恼火的事”。确实,因为陈光诚以及陈克贵的事,让当局一直很恼火,它们一直试图寻找机会对参与的维权人士进行惩治。也许,在他们看来,刚出道不久名气不大的宋泽,恰好可成为他们打击的最佳人选。在当局看来,如果打击比较有名气的人,可能会付出比较大的代价,而打击宋泽,代价就可能小一点。

所以,生活在这样一个只需要奴隶与奴才的国度,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第73条被通过之后,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公民,成为一个捍卫人权的公民,那么等待你的注定是“被失踪”的命运。因为宋泽和我都想成为公民,成为一个捍卫人权的公民,所以他已经被失踪159天,而我也曾经被失踪63天。这就是我们共同的命运。

实际上,宋泽也早已知晓他的行动会使他陷入这种“被失踪”的命运,但他依然义无返顾。他说:“如果能够回避这种精神的痛苦,就算是像许(志永)老师一样身陷囹圄又如何?”

我希望宋泽能早一天回家,因为我知道,面对儿子“被失踪”的状况,最焦虑的还是父母。当我2011年“被失踪”63天之时,我那已经年近七旬的母亲,为我焦虑,经常以泪洗面。我感同身受,我相信宋泽失踪的这159天里,宋泽的母亲也会焦虑、担忧、流泪,时刻期待着宋泽的消息,期待着宋泽平安回家。

陈克贵的父亲陈光福呼吁:“宋泽回家”。

 2012年10月9日

写于宋泽“被失踪”第159天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0期   2012年10月19日—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