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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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反思文革、反思共运的新课题
——从《五七指示》谈起

胡平

刚刚过了5月7日。我注意到,几乎没有人对这个日子给予特别的关注。

5月7日是什么日子?5月7日这一天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估计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上年纪的人,我是说,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或许会想起《五七指示》——对,《五七指示》,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我说的就是这件事。

1966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借题发挥,在5月7日给林彪写了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做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创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以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2013年12月,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发表文章《亲聆毛主席讲五七指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章写到,1966年5月13日,毛泽东在上海召见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征求他们对五七指示的意见(在座的还有江青)。

根据戚本禹的回忆,毛泽东说,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么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主席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

接下来,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都对《五七指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随后,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七指示》作为重要文件正式下发。文件称《五七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

戚本禹说,但因为《五一六通知》发出以后,北京又发生了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大家的注意力都转到其他事情上去了。1966年7月,陈伯达向戚本禹提出,写一篇关于《五七指示》的社论,以引起全党和广大群众的重视。在起草社论纲要时,陈伯达提出了《五七指示》是“共产主义蓝图”这个概念。陈伯达说,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没有具体的规划,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则是一个具体规划,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宏伟蓝图。

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其中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社论写道:

毛泽东同志这个光辉的思想,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有“共产主义大学校”的提法,但没有“共产主义蓝图”的提法。不过戚本禹说,他多次回想,仍清晰记得当时陈伯达确实向他说过“共产主义蓝图”这句话。戚本禹还写到,他当初对《五七指示》的重要性理解得还很不够,没有想到《五七指示》和文革的关系;“后来才认识到,主席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怎样的社会,他给我们讲《五七指示》,讲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向我们展示文革的前景”。

应该说,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五七指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说《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破”的纲领,那么,《五七指示》就是“立”的纲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号召人民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可是,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马恩列斯都大而化之,语焉不详。他们只是给出了几条抽象的原则,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如“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或者是“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等等。按照当时的说法,唯有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一次对人类的理想社会做出了具体的规划;毛泽东亲手描绘出共产主义宏伟蓝图,向我们展现了无比美好的人间天堂。

请读者们认真地读一读《五七指示》,你是不是认为它无比崇高、无比美好?是不是感到特别激动、特别振奋?是不是满怀激情、衷心神往?

我敢说,绝大部分读者都不会产生那种强烈的认识和感受。我还要说的是,其实,当年人们的认识和感受多半也没那么强烈。

关于在毛时代,尤其是文革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对毛的狂热崇拜与信仰,那种激情澎湃,热血沸腾,那种对理想的强烈追求和热烈想象,我们已经讲得够多、写得够多了,还有许许多多的照片和影像。可是相比之下,对《五七指示》这个伟大领袖亲手描绘的共产主义蓝图,人们给予的关注和热情,却少得很不相称。

如前所说,《五七指示》首次公诸于世,是在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当时只是公布了它的内容,还没有称之为《五七指示》。在那时,文革正处在“破四旧”的高潮,一般人的注意力都没有放在《五七指示》上,直到1967年10月,中央号召大中学生“复课闹革命”,又提出《五七指示》;可那时学生们正在热火朝天地打派仗或批判当权派,基本上连“课”都没有“复”,注意力依然没有放在《五七指示》上。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为机关干部劳动锻炼的农场,取名五七干校。同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称“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并引用毛泽东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此后全国各地都纷纷办起了五七干校。五七干校虽然是以“五七”命名,但实际上不过是给当时大多数靠边站、即不在领导职位上或原来工作岗位上的干部们下放劳动、改造思想的农场,因此和《五七指示》的本意不一样,不是一回事了。

翻一翻这么多年来各色人等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述和回忆文字,查一查文革期间影响较大的文章和大字报,看一看当年革命小将们写的日记,我们可以发现,提到《五七指示》的很少,大多数对《五七指示》提都没提。当时有口号“五七指示永放光芒”,但那只是口号而已。

文革后,《五七指示》也受到批判;毛泽东亲手描绘的这一共产主义宏伟蓝图早已被当局放弃。我这里要说的是,就是在最狂热的年代,就是在它发布的当时,《五七指示》其实也没有显示出多么令人心醉神迷的巨大魅力。

现在,人们在反思共产主义运动时常常说: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带来那么多暴行和罪恶,就是因为它许诺了一个无比美好的理想社会;正因为目的是如此美好,以至于人们认为可以为之不择手段;为了建立人间天堂,所以才修建起古拉格。可是在实际上,那个由伟大领袖亲手描绘的共产主义宏伟蓝图,当它以具体的规划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却并不曾激起过我们的无限的向往和狂热。这就为我们反思文革、反思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新课题。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7期  2015年5月15日—2015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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