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读者

为更有效地使用资源,《中国人权双周刊》从第181期起并入中国人权主网页。网址是:http://www.hrichina.org/chs。我们将继续遵照本刊宗旨和编辑方针,一如既往地为读者服务。

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论家庭教会传统和城市教会的公开化(上)

王怡

这是一篇纲要,根据我在几场纪念加尔文诞生50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也是我在2009年经历秋雨之福教会取缔案,及目睹北京守望教会、上海万邦教会面临极大困境与争战,也面对更大的契机与祝福之际,对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及对当前城市新兴教会担当的推动家庭教会公开化、合法化的异象,所作的一些领受与反思。

一、中国家庭教会的传统:不从国教者

到底什么是“家庭教会”及其传统?在2003-2006年,同时在新兴城市教会和海外华人教会中,出现了一种质疑和淡化“家庭教会”的倾向。新兴的城市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基督徒及传道人,有一种论调,就是“家庭教会”与“三自”之隔离,是上一代圣徒的争战,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争战。但这种论调背后,更多的出于一种对于时代格局的虚假判断,及对政府宗教政策可能对城市新兴教会网开一面的美丽的误会。一些教会特意淡化“政教关系”这一在当代中共政权及其语境下的核心命题,而将城市新兴教会列为“家庭教会”和“三自”之外的所谓第三种教会。

如果说,中国家庭教会最大的不足与虚弱,就出在一度割裂了其在大公教会、历代圣徒传承中的领受——这一割裂的高峰固然发生在1949年后,受无神论的极权主义政府逼迫所致,但更深层、更早先的原因,出在民族主义的压迫上。自“义和团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之后,与西方教会的关联,及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危机的关系,就成为中国教会一种最严重的灵性的焦虑症。本色化运动和分离主义倾向,就是这种焦虑症的两个直接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王明道先生的持守、倪柝生弟兄的成圣观,贾玉铭牧师的神学,都不可避免地处在这一时代性的焦虑症中。当“三自反帝爱国运动”兴起时,他们固然是靠着恩典,在厄困中持守了信仰;但在这恩典中,也有上帝容许并使用了他们的某种民族主义立场的部分。王先生、倪弟兄和耶稣家庭的敬弟兄领导的一批本土教会,早在政府向教会动手之前,就已在奉献、财务、治理和神学上,与一切西方教会根除了连接。恰恰是事实上最“三自”的一批教会,成了当时抗拒“三自爱国运动”最坚定的基要派。他们在事实上,是1949年后的“不从国教者”。但他们不从“国教”的理由,基本上与“国”无关,只与“教”有关。王先生的《我们是为了信仰》一文,针对的是教内的“不信派”,而不指向无神论政权。换言之,他避免触及政教关系的议题,这里面既有应对的智慧,也有其神学立场的自洽。因此基要派在1949年后的坚持,是在救恩论的底线上的坚持,不触及国度观,更不触及基督信仰与共产主义之冲突。这和天主教会的中国神父们大相径庭。像龚品梅等神父,以非常清晰的圣经价值观,早在“三自运动”之前,就以极大的属灵勇气,直接指称中共的总路线是建造地上天国的、敌基督的乌托邦,“我们绝不同意”。反观基督教内,没有任何一位传道人,能以属神的智慧,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作出基于基督教信仰的深刻洞察和准确理解。这正是因为天主教的“大公教会”特征(尽管我们不同意罗马天主教会等同于大公教会),使中共政权下的天主教领袖,几乎脱离了民族主义立场的捆绑。而在基督教,从不信派到基要派,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是民族主义者。

因此王明道先生只强调不与吴耀宗之流同负一轭。但北京宗教局后来主动退步,要求他们在“三自会”以外,独立组织学习班。这时政教关系的议题就隐藏不住了。当时11个未参加“三自”的北京教会领袖,商议后答复说,他们只能以“北京市民”的身份参加,不能以教会领袖的身份参加,因为教会与政治无关。上帝的恩典,许可他们在那个特殊时期,最终以一种彻底的分离主义的立场,来拒绝政府对教会的辖制。

这一基要派的家庭教会传统的形成,是上帝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地上定意成就的极大恩典,也是当代中国每一个基督徒(无论他个人信主的经历是否与家庭教会的传承直接相关)的属灵先辈和伟大的属灵遗产。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一传统中的缺陷,第一,始终包含着潜伏的民族主义立场;第二,容易导向一种割裂大公传统的倾向;第三,容易坚持一种圣俗两分的政教观。这三点始终是当代家庭教会在向着大公教会之神学与教会正统归正的过程中,需要清理和对付的。

因此,2006年前后,也就是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起草与颁布的长期间内,城市新兴教会中,再次出现了这样一种意图割裂传统、否定家庭教会之教会史意义与使徒性传承的危机,甚至于各种如“未登记教会”、“独立教会”、“自立教会”等层出不穷的、淡化60年家庭教会传承的概念。从文化的意义说,名称的形成是历史性的;从信仰的意义说,名称的形成是恩典性和国度性的。否定和淡化“家庭教会”的概念,其实就等于否定上帝在中国教会60年的恩典。在历史性的恩典中,没有“家庭教会”这一出现在共产政权下的清教徒运动,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当我们轻易地越过救恩历史中的中国历史,直接说我们是从神领受时,我们就是忘恩负义的人。我在台湾遇见一位同工,提到赵天恩牧师的腰病时,她说,许多去过大陆家庭教会宣教的老传道人,腰都不好,因为他们曾年复一年地,带着满箱子的圣经、资料和书籍,进入中国。“家庭教会”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传统,是由无数细节中的恩典组成的。但这么短的传统,竟然已经老得又想抛弃了。老实说,这也是中国社会一百年来的革命文化的恶性影响所致。同时,如果我们看见了家庭教会传统本身的缺陷,我们就会说,那些否定和淡化家庭教会立场的基督徒,恰恰是“最家庭教会”的基督徒。

近年来城市教会仍受着间断的逼迫。随着“登记”的暂不可行,及政府新一轮宗教政策调整的结束(2004-2007年),尤其是新一轮调整后,政府在2008年和2009年,因着奥运、六四20周年、西藏和新疆问题及60周年国庆等产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危机,尝试对城市新兴教会进行适度限制与打压。换言之,政府并未将城市新兴教会视为“家庭教会”之外的新型教会。对政府来说,仍然只有一个准绳,就是“非三自教会”等于非法教会。政教关系的议题,并未如一些城市传道人想像的那样,会日趋淡化,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更加凸显了。因此,最近两年,随着城市教会面临有限的逼迫,城市教会之主流反而比三四年前更加认同自身的“家庭教会”的名分。到底什么是家庭教会及其属灵传统,也在这一自我定位的前提下,成为城市新兴教会需要、希望并开始努力去思想、澄清和领受的重要议题。

因为家庭教会是什么,很大程度上,未来的中国教会就是什么。理解家庭教会的概念、传统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属灵意义,直接关系着我们如何理解自己,理解教会和政府、教会与社会,以及基督的国度与地上国度的关系。

我以四个方面,来简要归纳中国家庭教会60年(1949-2009)的传统:

信仰层面:在极权制度下持守基督是教会的唯一元首;在现代文化中持守圣经启示的无误与全备。

政教关系:在政教合一体制下坚守政教分离的原则;在逼迫中持守对掌权者的顺服。

属灵传承:十字架的舍己道路——恒切祈祷的传统,依靠圣灵的大能 末世中的积极宣教。

公共领域:在民族主义国家持守天父世界的普遍立场;在最私人的空间(家庭)活出信仰的公共生活。

以上四个层面,从基要真道之界定、信仰实践之操练及信仰与社会政治之关系看,借用刘同苏牧师的表述,“家庭教会”的实质,就是在最私人性的场所,活出了最公开性的信仰。即使今天的聚会场所,开始走向一个从家庭向非住宅转移的公开化运动,但“家庭教会”这一称谓,形象地表明了,信仰既是大公的,也是私人的;既是社会的,也是家庭的。即使教会退到了一个退无可退的地步,退到最隐私的私人住宅内,教会一样是教会。今天的中国城市教会,和乡村教会一样,都是从那里出发、从那里蒙恩的。这一从家庭到社会、从最私人到最公共的跨越,正是真信仰的标志。也是我们理解家庭教会公开化的一个前提。

二、理解60年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百年史上的四个30年

凯波尔说,传道人要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C•S•路易斯说,基督徒要有双重的倾听,一是倾听圣经的启示,一是倾听我们的时代。不理解圣经之完备启示,就不能真正理解我们所在的社会;但不理解我们所在的社会,也不能真正理解圣经启示之于我们在肉身中的应用与挑战。

在2008年广州一个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论坛上,我与政治学学者刘军宁,在演说中共同提出了四个30年的关键词,借以理解中国社会一百年的变迁(如果将1978改为1979,也是恰当的):

第一、1919年-1949年,关键词是文化:从新文化运动开始,这30年,形成和破灭了各路启蒙精英,是意图以新思想、新文化(德先生、赛先生)拯救国家的第一个乌托邦。

第二、1949年-1979年,关键词是政治:从暴力革命的成功开始,这30年,是妄图以革命解决文化问题,以文化解决灵魂问题的第二个乌托邦。

第三、1979年-2009年,关键词是经济:从改革开放开始,这30年是非意图地以经济的个人主义化解集体主义暴政,以市场和制度转型反抗意识形态的第三个乌托邦。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和2009年的天安门阅兵,标志着这一乌托邦的破灭。

接下来眺望下一个30年,即2009年-2039年,关键词是信仰:但从基督教会的眼光看,百年史还有着另一条脉络,就是救恩历史的脉络:

1、1919年出现了和合本圣经;

2、1949年教会蒙难;

3、1979年乡村教会复兴;

4、2009年城市教会迈向公开化。

三、理解60年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1949年后的四场“文革”

尽管中国社会寻求自由与复兴的百年史,是按着文化-政治-经济-信仰的时代核心议题的顺序,但1949年后中共政权以文化革命的方式,摧毁民间社会的顺序,却出人意外地,是按着一个完全相反的顺序,即宗教-经济-文化-政治:

1、第一场“文革”:从1951年开始,镇压一贯道等会道门及驱赶外国传教士,到1953年的“三自爱国反帝运动”,镇压基督教、天主教信仰群体,建立政教合一体制。

2、第二场“文革”:以1956年为中心,镇压资本家群体,瓦解多元的民间经济。

3、第三场“文革”:从1957年拉开序幕,到1966年进入高潮。镇压多元的知识分子群体。

4、第四场“文革”:从1966年开始,镇压政权内部的各种多元政治势力。

毛泽东的这一镇压顺序,比当时乃至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甚至也比当时乃至今日的家庭教会传道人,都更准确地理解了世俗社会的要害。1949年后,中共处理的第一个核心议题,就是宗教,尤其是基督教。这正是中国不能不出现家庭教会的原因,家庭教会的历史因此与共和国的历史同行,也显明着基督的国度和地上的国度在中国并存。在毛泽东看来,他们的政权与教会这一圣约共同体的异质性,远远大于它与任何其他社会群体(资本家、知识分子、旧官僚、民众等)的异质性。这一看法是异常准确的,反而教会长期以来都看不到这一点,因此也看不到逼迫与苦难的历史意义。

理解这一核心议题的顺序,是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关键,也是重新理解宗教信仰自由之于中国转型之核心价值的关键,更是教会理解自身在当代中国的公开化异象和宣教使命的关键。

四、理解60年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60年来的四个社会共同体

基督教的来华,在以下三个方面,对中国社会的肌理而言,形成了一种异质性最强的文化:独一神论——救赎论的教义,教会生活的形态。

尤其是教会生活的团契形态,对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影响和挑战,具有教会自身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的意义。中国社会的转型,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在制度、观念和器物上的转变与积累,但唯独缺少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一种真正的共同体生活的内在价值与外在样式。只有当教会真实、光明、具体地活在中国社会中时,就像耶和华从埃及挪了一棵葡萄树,栽在迦南一样;只有当教会在恩典、生命和敬虔之道中的群体生活样式,被栽种在中国社会的中心地带和中国文化的最深处时,中国社会的转型才能获得最内在的生命价值与团体样式的支撑。也只有当教会一面获得自身的世俗合法性,一面为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提供任何人群都不能提供的普遍祝福之后,福音的广传及福音翻转整个中国社会的远景,才能被真实地看见。

如加尔文阐释《使徒行传》第2章和第4章时,提到受洗乃是进入和形成一个圣民社会的起点。彼此交接、掰饼、赞美,凡物公用,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些记载显明“圣徒相通”乃是指向一个从灵性到身体、从信仰到经济的共同体。加尔文说,“在哪里信徒同心合意地合一,就在那里出现了真正的社会”(《基督教要义》4卷1章3节)。

从欧洲的教会历史和社会历史看,教会与社会的关系,亦可归纳为三个命题:教会在社会中;教会就是社会。

没有教会,就没有社会。事实上,当家庭教会不能在一个共和国的民政部独立登记之前,不是教会不合法,而是这个民政部就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政部。当教会不能在公共社会中成为一个具有内在神圣价值、外在治理次序和源源不断的道德动力的有形社会之前,整个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就不可能真正形成。

教会生活的样式所具有的意义,无论在基督的国度中,还是在世俗国度中的见证,都超出中国家庭教会迄今为止的理解。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扎根与扩散,长期被当政者诠释为一种“渗透”。如果对这个词不作简单的意识形态化解读,“渗透”其实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描述。鸦片战争以降,西方文明的各要素,均是以冲击、颠覆、对抗、争战的方式影响中国。只有基督教是以“渗透”的方式,在社会文化的肌理中一路沉淀下来。一个默默无闻的传教士,可能在极其偏僻的村庄里,以他数十年的传道与服务,改变了当地民众的话语方式、思维习惯、交往方式、灵魂信念,乃至寒暄问安的用语或写春联的造句,从而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共同体的范式。这种新的范式对于后极权时代的中国社会及其专制制度而言,几乎是全新、异质而充满想象力的。以哈耶克的自发演进秩序的理论来描述,家庭教会的意义,就是在一个旧社会中,以自发演进的方式,活出了一个新社会,一个亚社会。

普世的人类自由在近现代中国的移植与落实,150年来,只有过一个半的自发演进秩序。一个是家庭教会,从西方传教士来华,到中国家庭教会的共同体生活,是最典型的自发演进秩序的例子。半个是市场经济,政府主导与自发演进,彼此均具有对方无法掌控的独立力量,所以是半个。

从社会共同体的形成来看,很有意思的是,迄今为止中国主流社会对西方文明的饥渴慕义,无论是甲午海战后的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还是今天的民运派、自由派、维权派或党内民主派,第一位关注都是民主与政体,第二位是经济,第三位是文化,宗教甚至排不上第四位。但这60年来,非特定公众之间的群体生活样式:

1、第一个成形的,是信仰共同体。在1979年,中国社会除了官方组织之外,几乎已不存在任何真实的社会共同体。但只有家庭教会,是唯一的既具有内在信仰与价值认同、又具有外在生活样式、次序与动力的共同体;事实上,家庭教会成为了当代中国民间社会的雏形。

2、第二个成形的,是经济共同体。30年改革开放的结果,是经济结社,成为了中国社会中最广泛、突出和普遍的共同体。

3、第三个尚未成形的,是文化共同体。在缺乏结社、言论、思想和学术自由的语境下,多元、凌乱、混杂和断裂中的当代文化,尚不能形成真实的共同体生活;但互联网的出现,正在加快文化共同体的形成速度。

4、第四个尚未成形的,是未来的政治共同体。

五、理解60年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90年代后的三个转折

第一,在政治、社会和信仰的三重危机之下,政府于1992年开始推行市场体制和经济自由化政策,弥补政治自由和信仰自由缺失所产生的心灵空虚和社会失序。但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事实上促成了社会秩序的开放性和民间社会的重新培育。这一世俗社会的变化,使得家庭教会遭遇的打压尽管仍在持续,但其生存与宣教空间的增长趋势已不可逆转。

第二,1989年-1992年,出现了1949年后的第一波向城市和知识分子宣教的福音运动。这是从乡村和海外同时向着中心城市两厢包围的福音运动,成为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中国城市新兴教会涌现的基础,也曾直接影响了90年代的基督教文化热。当民主运动在中心城市败北之后,福音运动开始进入中国社会的中心地带。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也从一个几乎只与乡村有关的词语,重新变成一个在主流社会眼里显得有“文化含量”的概念。这既是对中国教会而言、也是对中国社会而言最重要的一个转折。

第三,出于对上述两种趋势的回应,及市场带来的技术层面的法治化压力,政府的宗教管理体系从1991年开始,出现了整体性转变,即1979年以来的官方宗教政策,从彻底的非法治化状态开始向着技术层面上的宗教立法转型。尽管其内容仍只是对侵犯公民信仰自由的政策以法律形式予以“合理化”,但其实质的不正义,也在这一形式法治的框架下被放大和标注出来,以至诸般法律冲突在这一框架下,逐步走向不可逆的积累。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