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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逼近历史的真实
——序伊娃《寻找人吃人的见证》

余杰

近年来,伊娃先后四次访问甘肃、陕西的十几个县,采访了两百五十人,书中记录的饿亡者名单大概八百三十人左右,记录的人吃人事件和吃人现象则高达一百二十一人次。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当她去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定西地区通渭县调查大饥荒年代人吃人情况的时候,不用费力寻找,县城广场上晒太阳的老人、村头下不了地的老人、田间挖野菜中药的老人、生病躺在炕上的老人……都会开口讲述当年所看见、所经历的人吃人事件。他们多数不认识字,没有文化,更不懂得什么叫政治、什么叫历史,他们所讲述的都是人吃人的细节和真相。如果没有像伊娃这样的有心人去提问、去倾听、去发掘、去记录,这些细节和真相很快就随着这些老人的辞世而湮没无闻了。

习近平为什么害怕历史

习近平上台之后,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密控制程度,逐渐向毛时代靠拢。其中,遮蔽对历史真相的陈述和垄断对历史事件的阐释,比如不准公开批评毛泽东,又是重中之重。大饥荒时期,毛泽东早已完成对全民的洗脑,数千万民众坐以待毙而社会居然大致保持稳定;如今,薄熙来在短短数年间就在重庆掀起“小型文革”,习近平则以“反日”为幌子唆使民众上演打砸抢的闹剧,两人虽因权斗而你死我活,在意识形态上却殊途同归。所以,学者资中筠说,一百年过去了,中国没有多大改变,上面还是一个慈禧太后,下面还是一群义和团。

面对毛派篡改历史的叫嚣,历史学者宋永毅在论文《大跃进-大饥荒期间“人相食”现象之一瞥》中指出:“在一个共‘八十二户四百九十一口’的生产队里(四川省崇庆县东阳公社五大队第一生产队),‘仅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零年十一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七岁以下的女童四十八名,占全队同一年龄线出生女童人数的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三的家庭有吃人史’;在一个大队——‘安徽省太和县宫集区赵寺大队二十九个自然村中,有二十六个(约占百分之八十九点六)发生过人吃人的事情’;在一个公社的一年中(四川省石柱县桥头公社)就发生详细记录在案的十六起‘人相食’的事件;仅一个省(安徽省)就有过因饥饿造成的高达一千一百八十九起‘人相食’的特殊案件;我们便不难想象当时整个的中国农村已经成了一个怎样的人间地狱!”宋永毅所引用的,均是官方的统计资料,对于此类铁板钉钉的证据,那些强词夺理地否认大饥荒的毛派还有什么话说呢?

而比宋永毅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官方档案材料中查考出来的数字更具说服力的,是伊娃面对面地听到的幸存者们的亲口讲述。你可以对那些全是枯燥的数字的材料背过脸去,但你不能对那些来自最底层的、最平凡的目击者或当事人充满血泪的讲述闭目塞听。七十八岁的回族妇女马法土麦说:“这个阿娘吃了家里五个人。男人饿死了吃男人,儿子饿死了吃儿子,最后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剁着吃上了。她还是饿死了。”七十三岁的妇女雷​​英花说:“我的妹妹饿死让李成路背回去,他一家子人吃上了。他又背人家的死娃娃,我就撵着打他。他吃过我的妹妹,我恨他。”八十二岁的男子谢振翼说:“我看见过人肉。公社干部温受致把一盆子人肉倒到沟里,白白的,像猪肉一样,牛宗代晚上又捡回来,吃上涨死了。”六十八岁的妇女王碎狗说:“我吃过人肉。村里的高高父亲饿死了,埋了,我挖野菜挖出来一条腿,饿着就啃上了,干皮皮,没有肉。”

伊娃的书,就是这样完全忠实于当事人的讲述,不作任何修饰和润色,更没有像杨显惠和廖亦武那样,将丰富的原始素材加以提炼和加工,点石成金地变成优秀的报道文学或小说。在文学价值上,伊娃的书或许稍显逊色;但在史学价值上,伊娃的书更逼近历史的真实,而成为一座“惊天地、泣鬼神”的“纸上的纪念碑”。这样的书,当然会让内心崇拜毛泽东、不准别人对毛泽东说三道四的习近平感到心惊胆战。

是吃人者邪恶,还是缔造吃人现象的极权政府邪恶

在这本书中,甚至出现了一些仍然健在的吃人者的身影。这些吃人者并非电影里青面獠牙的连环杀手、吃人狂魔,他们如此平凡而卑微,他们的一生也没有摆脱曾经吃人的阴影。伊娃对这些为了求生而吃尸体的人,并没有作太多道德上的谴责。因为,吃人者固然邪恶,更邪恶的是迫使他们去吃人的极权政府,以及这个极权政府的代表毛泽东。

鲁迅以“吃人”一词隐喻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的残酷性,即便他“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评估专制之恶,也不会料到在他死后二十多年,他一度对之抱有期待的共产党,就缔造了一场亘古未有之大饥荒,在大饥荒中广泛而普遍的人吃人更是让史书中记载的人吃人黯然失色。毛泽东没有亲自吃过人,即便在饥荒蔓延全国时,他仍然丰衣足食、荒淫无度。毛是一个“形而上的吃人者”,他一手打造了导致“人吃人”惨剧遍布全国的极权体制。在中国漫长的帝制时代,政权的控制能力只能达到郡县一级,而不及乡村。每当自然灾害或统治不良导致饥荒时,饥民至少还拥有外出“逃荒”的自由——即便最暴虐的皇帝,也不会阻止农民外出“逃荒”。毛泽东却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禁止饥民外出“逃荒”。于是,数千万人只能在本村、本家活活饿死,人吃人由此变得司空见惯。

在此意义上,中共的整个体制就是一台吃人不吐骨头的“人肉搅拌机”。共产党的高官显贵个个都很坏,但最坏的还是毛泽东。当年国共内战、长春围城之时,前线指挥官林彪亲眼目睹饥民人吃人,于心不忍而请求中央同意放走饥民,毛泽东为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断然拒绝了这一“人道主义”的要求。同样,天良未泯的刘少奇在大饥荒后,曾鼓起勇气对毛泽东说:“人相食,你我要上史书的。”在党内外的压力之下,毛泽东不得不暂时退居二线,却感到权力受到威胁,而动了对刘少奇的杀机。毛才不怕上史书,他只怕有人夺权。

中共的体制也如同一台邪恶的“加速器”或“复印机”。伊娃书中所触及的区域,不到中国百分之一的面积,而那时整个神州大地何处不是饿殍、何处不是人吃人?在每个大饥荒的重灾区,必有一个缩小版的“毛式土皇帝”。比如,主政四川的李井泉忠实贯彻毛的政策,导致天府之国居然饿死一千万人。作家东夫在《麦苗青菜花黄:大饥荒川西纪事》一书中写道:“全家死绝、全村子人死绝屡见不鲜,无力掩埋的尸体遍布荒野田间。吃人的事多有发生,死人被食、杀人而食、夫妻老少兄弟姐妹之间互食、食人者又被食……”面对此种情形,李井泉心如铁石,打麻将、玩桥牌、看香港电影到深夜。从毛泽东到李井泉,再到伊娃书中涉及到的甘肃的地方官员们,这些冷酷而残酷的官僚从未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在读伊娃的书的同时,不禁想起了一九九七年在北大课堂上听钱理群老师讲的“周氏兄弟研究”课程,其中有一讲就是《说“食人”》。钱老师说:“这一百多年所发生的无数杀人、食人的事实都在历史的叙述中消失了,只剩下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片‘光明’。一切对历史血腥气的消解(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应该受到诅咒,而且是鲁迅所说的‘最黑最黑的诅咒’。鲁迅说:‘一个懂得死尸的沉重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一个世纪死了这么多人,如果我们还不觉醒,甚至还要掩掩盖盖,不让年轻人知道,我们这个民族就真的没有希望了。在这一个世纪的杀人历史就有可能在下一世纪重演,这一百多年的血(真是血流成河!血流成河!)就算是白流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年轻人知道这代代相传的‘食人’的历史。”伊娃就是这样一位天真而勇敢的人吃人的历史的记录者。她的“大饥荒三部曲”的分量,比习近平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接见的数百名“大腕”的数千部“巨著”加起来还要重。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3期  2015年3月20日—2015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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