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7日，被称为“女生节”，次日就是“三八”妇女节，又正值“两会”之时。此日，大陆多名青年知识女性郑楚然、韦婷婷、王曼、武嵘嵘、李婷婷等，遭警方搜查、抓捕，其间警方未出示任何有关文件，家属也没有收到拘留通知书。她们被抓捕的原因是，在“两会”期间举办主题为“制止性骚扰，安全你我她”的公益活动，倡导抵制在公交车等公共场所对女性的性骚扰，维护女性的权益，以期引起“两会”代表们及媒体的关注。

抵制公共场所的性骚扰，本为公民正当维权行为，但警方却如临大敌，采取所谓“果断措施”，对上述多名维权女性实行跨省抓捕，并连夜押往北京监禁。至目前为止，除徐汀及于莲获释外，其余5人仍在刑事拘留中。众目睽睽之下，如此肆意乱抓滥捕行为，是当局在所谓“两会”期间，上演的又一场惊人的侵犯人权的丑剧。

而更加荒唐的是，这些维权女性被拘捕的罪名竟然是“寻衅滋事”，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欲加之罪”。众所周知，“寻衅滋事罪”是从1979年“刑法”第160条“流氓罪”中分解出来的一项罪名。按中共公布的法律条文，共分为以下4种表现形式：1、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2、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3、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4、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而郑楚然等诸位女士不但与上述4条中的任何一条一点也不沾边，而且她们吁请政府与民众抵制的正是在公共场所（最常见的是在公交车与地铁上）的此类流氓行为。现在当局却倒打一耙，把反流氓者说成是“流氓”，把要求制止性骚扰滋事者说成是“寻衅滋事”，真乃指鹿为马，颠倒是非！

中国女性——特别是青年女性，在公共场所经常受到下流男人的性猥亵、骚扰，如“咸猪手”。长期以来，这已是普遍而严重的社会问题，广大女性深深受之困扰。在当下的中国，家暴、歧视、包养及性骚扰是困扰中国女性的四大问题。数亿妇女、儿童生活在无安全保障的环境中。据新浪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84%的女性受到过不同程度“性骚扰”；中国社科院曾对北京、上海、长沙和西安的169名妇女进行抽样调查，其中有119名妇女说自己曾在公共场所被陌生异性抚摸，占被访者的70%。去年3月广州市妇联一项调查表明，近八成女大学生期待“完善反性骚扰立法”。各种社会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性骚扰问题严重，国家亟待完善立法保护妇女和女童，此课题已迫在眉睫。然而多年来，虽经各方呼吁，但在年年的“人大”、“政协”会议上，此类提案，根本不被理睬，自然更谈不上立法。

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当局向来习惯于好大喜功，夸耀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社会主义高尚的道德风气”，而此“家丑”是“负能量”，不便提及。更重要的是，当局将此类丑恶的社会现象政治化为“敏感问题”，因为此问题普遍而严重，涉及每位女性的日常生活，此问题一旦被触发，便可能引发女性的普遍呼应，形成社会运动。当局拘捕郑楚然、韦婷婷等人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担心她们上街抗议，从而引发民众广泛的街头运动。当局当然明白，反性骚扰不是政治活动，但是“上街抗议”对当局则是大政治。因为当局之不得民心，其统治已经极为脆弱，一旦民众“上街抗议”开了头，便势不可挡，所以当局要将所有“上街”的举动扼杀在萌芽状态，绝不容忍。

当局口口声声强调依法治国，而拘捕郑楚然、韦婷婷等女性则完全是非法的，既不依法，又不合乎司法程序，全然是“欲加之罪”，乱抓滥捕。此事件说明，中共一党专制不可能实行依法治国。因为一党专政没有合法性，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政权要维护其统治，势必要靠暴力强制，一个处处要靠暴力强制维护其统治的政权，何能依法行事；其一旦依法行事，其统治便沦于瓦解。

性骚扰于任何国家、社会都普遍存在，纯属非政治性的社会问题，即使发达民主国家，女性也常常上街抗议反性骚扰。女性群体上街反性骚扰，抗议的对象是犯罪者，目的是通过群体行动和社会舆论，给犯罪者施加压力，制止其骚扰女性。一般来说正常国家的政府对此类女性活动多是支持的，但是在极权专制国家，稳固政权维护其统治乃是当局的头等要事，民众“聚会”、“上街”威胁其统治，因此不论出于何等理由，不管是环保，还是反性骚扰，只要“聚会”、“上街”就是政治，就是反政府，就需镇压。这就是“拘捕郑楚然、韦婷婷等”事件的本质。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暴力强制并不能巩固政权，而是为其未来准备坟墓。一个国家、社会是否稳定，不是凭政府财大气粗，滥用权力，更不是靠乱抓滥捕，制造恐怖气氛，这些不能证明其合法性，而只会使其更加丧失民意。

如果中国真能实行依法治国，那么必须实行政体改革，结束一党专政

之体制。只有建立民主政体，政府才可能履行法治，尊重人权，尤其是对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这是检视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杆。可以预示，在一党专制的体制下，此类乱抓滥捕的恐怖行为绝不会休止，而只会随着社会矛盾的增加而更加泛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3期  2015年3月20日—2015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