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51期）

下班之前，杨敏进了北二。

她说：“我不让你坐小椅子是因为你坐在这儿总是睡觉。你坐着就要坐好了，白天不能睡觉。”她的态度从来没有这样温和过。

我说：“杨队长，你看见我闭眼睛的时候我没睡觉。但是，现在天气这么热，中午我可能靠着墙睡一会儿。你们年轻人中午都可以休息，劳教人员中这么多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为什么不让在中午休息一会儿呢？你觉得这样做对吗？”

她说了一句：“你坐着吧。”转身就往外走。

我赶紧说：“杨队长，我的小椅子被她们拿出去了。”

代元元马上就指着一把绿色的小椅子说：“这不是有椅子吗？哪个是你的小椅子啊？”

我没答理她，还是跟杨敏说：“我坐的那把粉色的小椅子，被代元元拿出去了。你既然处理问题，就别留下后遗症。”

杨敏不耐烦地朝着代元元说：“把她的椅子找回来。”

代元元赶紧说：“是。”

杨敏走了，但是代元元没有把小椅子拿回来，她把小椅子送给刘芳了。

刚来的劳教人员，每个人都要被扣下21元买小椅子，买来的小椅子统一放在北四的库房里，“非常”时按人数统一带走。如果新来了劳教人员，就从库房里拿出小椅子用。平常各班使用的小椅子也有些是出狱的人留下的。全筒道里只有3把粉色的小椅子，2把黄色的，不知道是什么人留下来的，都很结实。我坐的是一把粉色的，代元元、卢静坐的是黄色的。

现在买的绿色、蓝色、粉色的小椅子坐着硌屁股，而且几天就裂了，谁坐坏了就要赔上21元。

有一次，代元元从库房里拿出了几把小椅子，分到各班去。她也拿到北二一把，刚坐下就听见咔嚓一声，椅子面顺着压纹裂开了。分到班里的小椅子也都坏了，她只好硬着头皮跟杨大说小椅子坏了几个，的确是质量不好。杨大做了调查，让她把坏的都收起来，拿到小商店去换了。

晚上6点半在班里站队准备看电视，我没拿小椅子。100多人都在大厅站好了，代元元赶紧跟小哨说让我们班到最后一排。

小哨喊：“放椅子。”

“是。”全体劳教人员回答之后，低头弯腰把小椅子放到身后。

啊！我惊讶了，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100多人只露出粉色后背，齐刷刷的一片；谁要是稍微一动，就看得清清楚楚。

“平。”随着小哨的口令，大家一起喊“是”才直起身。

小哨又喊：“坐下。”

有人听到口令就坐下了，马上被小哨训斥了一顿。一个人错了，全体重新来一遍。

“坐下。”小哨喊完之后，大家同时回答“是”之后才能坐下。

我以军姿站立在最后一排。看见100多个后脑勺，有一半是白头发。无论是胖的、瘦的、老的、少的，全部笔杆溜直地坐着，100多人坐成一个方阵，横看、竖看、斜看都是一条线。我不由得“佩服”杨亚楠，“佩服”调遣处，她们能在短短的一天之内，就把从16岁到70岁的人、把大学文化和没有文化的人、把城市的白领和农村种地的人规范得如此一致！这是何等的震慑力才能做到的啊！

正好是李颖值班，她坐在大镜子前面，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过了半小时，北京新闻之后是广告时间，我已经很累了，于是就活动活动又疼又麻的腿。

李颖来到我的身边，轻声说：“你要站就站好了。”

我大声回答：“不是我要站着，是她们不把我的小椅子还给我。我一直是按军姿站着的，现在是广告时间我活动一下腿。”

“我现在跟你说，立正站好。”李颖生气地说。

我说：“你是让我在这罚站哪，还是让我看电视哪？”

李颖不说话了，转身向筒道走去。代元元、李晴坐在我身边也不敢帮着李颖说话了。

第二天晚上看电视，我还不拿小椅子。代元元让卢静拿上两把小椅子，到了大厅她放到我身边一把，让队长们都看见有小椅子在边上放着，我就是不坐。

我想：“不管你们想出什么办法，我就是不坐。”

肖队长在大厅值班，她走到我身边说：“你坐下吧，站着不累吗？”

“不累吗”这几个字一进入耳朵，我的眼泪就想流出来，但我忍住了。

我说：“谢谢肖队长，我不累。”

就这样，卢静天天拿着两个小椅子，我空着手走到大厅，还是站着看电视。

我在北二还是坐在地下。地面是水磨石的，又硬又凉，我就把一个特快专递的信封里面放了一本杂志，垫在地下坐着，就不太凉了，可是竟然被杨亚楠发现了。她让卢静把信封拿回班里，不许我带到北二任何东西。到了周六周日我学习的时间，我就蹲着写字。

这一天，我脱下一只鞋垫在屁股下面，把脚踩在了地下，觉得舒服极了。这种包脚的布鞋太热了，捂着脚脚气越来越严重，脚像着火一样，踩在地下凉丝丝的，给脚丫降了温。

过了一会儿，我又盘着腿坐着，腿都僵硬了，弯曲着让筋骨柔软起来。可是没几分钟，杨亚楠就急匆匆地进来了，我都没来得及站起来，她就几步迈到我的跟前：“不许盘腿！”

我撑着地才站起来，光着脚站在地下，问：“为什么？”

“坐着就得按规范坐！你是想怎么坐就怎么做！”杨亚楠说。

我说：“我没学过坐地下的规范。”

“我告诉你，不许盘腿坐，别误会！”她说。

我明白她说的“误会”是指法轮功的打坐。这里规定不让闭眼睛，就是怕法轮功练功。我现在竟然盘腿坐在地下，和打坐的姿势差不多，那简直就是公开煽动法轮功“练功”啊！

我说：“没什么可误会的，你想说我是什么就是什么。”

代元元趁机说：“她就是打坐呢。”

我也立即反击：“打坐怎么啦？打坐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到这儿就犯法啦？”

“你闭嘴！给我好好坐着！”杨亚楠瞪着眼睛说。

我没说话。

“听见没有？”她非得让我回答不可。

“是。”我只好回答了。

从“小椅子事件”之后，我的胆子越来越大了，开始公开看小纸片背单词了。我把小纸片放在一个半截的信封里带到北二，把这个信封放在乒乓球台的后面，每天公开地看这几张纸片。

我把妹妹送来的牛角梳子也带到北二，我倚靠在墙角用梳子梳头，然后就研究掉下来的头发。有的头发根部是白的，有的头发梢部是白的，这些头发是在变白还是在变黑呢？梳子脏了，我就把卫生纸搓成长条，塞进齿缝里来回擦，一根一根地擦。看着牛角梳子就想起家人，就觉得非常亲切，可以让我的心情得到安宁。牛角梳子伴我度过了寂寞难熬的日子。

我也更明白了：为什么这里不让家里送任何物品呢，就是要隔断我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隔断一切亲情，把每一个人都“感化”成冷漠无情的人。

我从偷偷摸摸地背单词、梳头，变成光明正大地做，当然杨亚楠和李颖在生气的时候还是禁止了两次，但只是被送回六班去，除了我写的材料，其它东西从来没有被没收过。这是与众不同的，可能是因为我反映过“自愿抛弃”的问题。

（就在我去年买了新被子后，我让代元元把旧被子给别人用——有人的被子是黑心棉的，打被子时太难了。就在我已经写了自愿抛弃的声明之后，杨敏却给我开出“暂存”物品的单子，强迫我签字，把旧被子放到D楼，让我在接见时把被子交给家里人。我不同意让家人带走这床旧被子，她就说等出狱时带走。我出狱时果然给拿来了，用塑料袋子包得严严实实的。我对袁源说：你们不是没有地方存吗？人家能用的物品都必须“自愿抛弃”，怎么还给我存被子？你们不是强调要把被子打好吗？那些黑心棉的被子没法打，为什么不让换下来？你们的心也是黑心棉的吗？）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2期  2015年3月6日—2015年3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