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50期）

杨小梅和一班的赵小娜被抽调到禁闭室看管一个法轮功学员。她们的任务是替警察“教育”那个“法轮功”，让她认罪认错写“三书”。杨小梅白班，早饭后进去，到晚上9点半出来；赵小娜9点半接班到第二天早上。

杨小梅晚上回班睡觉。她每天从禁闭室出来都闷闷不乐的样子，动作都带着生气的样儿，就连端起盆到水房洗漱，也是跺着脚走，好像拿地面出气似的，每天都要嘟嘟囔囔地发牢骚，说排气扇“嗡嗡”不停把空气往外抽，就像抽真空一样，耳膜总是鼓鼓的，呼吸也觉得很费劲。不到换班的时候出不来，她们的大小便就便在一个盆里，只有换班时才能倒便盆；她守着便盆吃不下饭，所以很快就瘦了。

赵小娜白天在九班睡觉，吃饭还在一班。她每天从北二门口走过，我看她又白又嫩的脸蛋，几天就变得焦黄了。

她俩可以看书，但是在昏暗的光线下看一会儿书就累得眼睛很难受。

我在想，那个被禁闭的人该变成什么样呢？

大约10天，杨小梅和赵小娜就不去禁闭室了。听说那个“法轮功”还是不认罪认错，就把她的一只手用手铐铐在墙根的一个铁环上。她不能站起来，躺着时只能一个姿势，无法翻身。

这一天，大约10点多钟，我正沿着北二的墙根来回走动着，刚走到窗前就听见叫喊声。我马上把窗帘拨开一条缝，看见3个男警察正在把一个穿条纹衣服的女人从台阶上往下拖，杨亚楠拿着手铐走在旁边，其中一个男警察用手捂住她的嘴，她还是拼命地要喊，但是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

卢静也听见了喊声，又看见我往外看，朝我大声喊叫着，我只好离开窗户。

我马上意识到，可能是那个“法轮功”绝食了。我估计着时间，仔细地听着外面的动静，也常常悄悄地拨开窗帘看一看。果然，半个小时左右，我看见“法轮功”的嘴上勒了一块黑布，两个男警察拧着她的胳膊，一个男警察一只手按住她的头，一只手掐住她的脖子，连推带拉地走到台阶下面。“法轮功”不抬脚，用力蹬住台阶，一个男警察用力猛踹她的腿，她就跪倒在台阶上，几个人把她拖上了台阶。

看得我的心砰砰乱跳；幸好卢静只顾低头看书，没有发现我往外看。

过了两天，我发现代元元、郑新民、赵小娜满头大汗地向水房走去，过一会儿，脸上手上都滴着水珠又回各班了。

第二天，我就注意她们的行动。大约10点，3个人几乎同时从北二、一班和十班来到大厅。我把窗帘的边朝里面卷了一点，我从侧面可以看见外面，但是卢静坐在门口的位置就看不见。我还是来回地走着，紧张地注意着外面。突然，她们3人和一个男警察推拉着那个“法轮功”，“法轮功”看起来已经没有力气了，袁源走在旁边，没有提手铐。

关键词：乒乓球台当窗帘

终于，我偷看窗外的行为被杨敏发现了。

早上，她指挥小哨把北一的乒乓球台推到了北二，挡住了窗户。这一下，我连窗帘都摸不着了。

我站在墙边，看着她们用乒乓球台挡住窗户，竖起了的球台正好和我的头顶一样高，两侧离墙边只有半块砖的空儿。厚厚的窗帘和乒乓球台把外面的景色全部遮挡了。

这个乒乓球台从来“不务正业”，永远竖立在北一的墙边，每天都要被劳教人员擦3遍，墨绿色的台面亮得像镜子一样。它在北一闲着，还要被劳教人员伺候着，现在来到北二，开始了它的“第二职业”。

我真不知道这些年轻的女警察们怎么会想出这么多整人的办法。

我读到过著名学者何怀宏的一段话：

如果把人的恶性调动出来，人类在残酷性上是可以永远花样翻新的。消灭一个人的身体，也就是把他生命消灭了。而折磨人的身体甚至比这还要坏和卑鄙，他还包含了一种对人所共具的弱点的侮辱和利用。一个健全的社会应当努力减少种种对人的肉体生命的无视、轻忽和践踏的现象。今天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不能好好的对待别人的身体也就没有好好的对待自己的灵魂。

我心里在问杨敏们：折磨着同类，你们的灵魂能安吗？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想的，早饭之后，我把小椅子拿到乒乓球台的左面墙角。卢静她们立即叫起来，让我回到第三块砖朝墙坐。我不理睬她们，倚靠在墙角坐着。

袁源进来了，指着我，又指着第三块砖，让我坐回去，说：“你这是擅自离开规定的活动范围！”

我接着她的话说：“对，我还有逃跑的嫌疑。你在那块砖上给我安上一个笼子，我就不会逃跑了。”

“野靖环，你等着，早晚没有你的好下场！”袁源说完就走了。

杨亚楠进来了，让我坐回去，说：“你这是公开违抗我的命令。”

我说：“是。因为这间屋子的情况变化了，你的命令就无效了。”

我的嘴上很硬，但是心里扑腾扑腾地跳着，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6月23日是星期一，下午和妹妹见面，我盼着时间快点过去。

我坐在乒乓球台的墙角，身子倚靠着球台，闭着眼睛回想这几天发生的这些事。

突然，杨敏站在门口喊起来：“野靖环，你怎么坐着哪？连坐着都不会啦？大白天的你就敢睡觉？”

我站在墙角看着她，我不说话，以为她说几句就会走了。

“把椅子拿过来！”她指着第三块砖说。

我站着不动。

她对卢静说：“拿过来！”

卢静把我的小椅子拿到第三块砖上，我立即走过去又拿回来。

她让卢静再拿过去，我又拿回来。

“我看你是不想坐了，拿出去！”杨敏气得尖叫起来。

代元元立即把小椅子拿出去了。

我看了看杨敏，当着她的面我就坐在了地下。

杨敏一甩马尾辫，怒气冲冲地走了。

我抱着腿坐着，地面上凉丝丝的，屁股不再出汗了。我又伸直了腿，凉气透过不透气的长裤子腿也凉快了，觉得真舒服啊！可是，一会儿就觉得凉了，我又抱起了腿。屁股也凉了，我就蹲一会儿；蹲累了，我就走一会儿；走累了，我就坐一会儿。

下午2点多，接见的人都到大厅站队了，没有听见我的名字，我沉住气等着。连着两个月都是不让我和大家一起接见，有时是下一个星期一，有时是别人接见完了单独安排我和家人见面。

接见的人回来了，我被叫到大厅。一位新来的白队长带着我一个人，单独和家人见面。这样，调遣处不用录音就知道我和家里人说话的内容了。

妹妹给我讲了外面的一些情况。我妹妹和“新国大”的访民朋友们以及曾经遭受劳教虐待的人联合起来到处反映，在国际互联网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于建嵘教授、李和平律师，还有一位高层的领导都在过问我的情况。

我这才明白，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杨亚楠没有对我进一步迫害，肯定是妹妹和朋友们的斗争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压力，迫使他们不敢轻易对我实行更严厉的惩罚。

我又告诉妹妹刚刚发生的小椅子被拿走、我坐在地下的问题，带着我妹妹进来的调遣处的两个人很认真地听着。

妹妹说，今天来了9个朋友，都在外面等着听我的最新情况呢，正好一起找调遣处反映这个问题。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1期  2015年2月20日—2015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