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日本各界诸如新闻界、文化界、商界人士——例如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歌手山本初枝、青年增田涉、政治活动者鹿地亘、诗人野口米次郎等等多人——见面、结交、接谈，皆通过内山牵线。许广平说，鲁迅与山本初枝“以及无数的日本朋友的往来等等，多数都是通过内山先生的介绍而来的。”（《鲁迅回忆录》第90页）。 内山是小商人，却有这么广而杂的社会关系，与这么多新闻界、知识界人士相识，究竟通过什么关系相识接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没有东京日本总部指令或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策划，是难以想象的。此时日本第一要务，就是凝聚每个国民对天皇的效忠，完成吞并中国大业。有书店作遮掩且与鲁迅等关系甚深的内山，正可大派用场。60年来，研究者们称颂鲁迅内山友谊，却不见其中蹊跷。

鲁迅、内山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应当放在日本入侵吞并中国这一军事、政治、文化情势下重新审视和探讨。1935年10月21日日本侵略政策的使者和狂热宣扬者野口米次郎与鲁迅的那次谈话，把鲁迅和日人的亲善、友谊之实质和盘托出。据内山记述，席间野口对鲁迅说：“鲁迅先生，中国的政客和军阀总不能使中国太平，而英国替印度管理军事政治，到还太平，中国不是也可以请日本帮忙管理军事政治吗？”

日本特务监控之严密，远远超过当时的中国，鲁迅很清楚。作为侵略国，日本对其国民的利用，对中国社会各界特别是文化界、出版界的关注，可谓无孔不入。上海《新生》杂志一篇文章提到日本天皇的名字，被日本文化特务发现，于是日方提出抗议。内山书店在日本租界，其作为鲁迅和左联、共产党地下负责人接头处，必在日本特务监控下。内山与鲁迅的密切关系，上海的日本领事馆也必定一清二楚。如果内山没有特殊使命或后台支持，身为小书商，他敢从事这些非商业活动么？他敢为中国内部反政府分子、共产党盟友提供种种便利么？如果没有日本领事馆撑腰，他敢招惹政治麻烦和国际纠纷么？

当时已有人怀疑并指出内山的身份以及鲁迅和他的不正常关系。1933年7月1日《文艺座谈》第一期发表白羽遐《内山书店小坐记》：“内山书店是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开的，他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他每次和中国人谈了点什么话，马上就报告日本领事馆。这也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只要是略微和内山书店接近的人都知道。”内山对他说，“中国的事都要打折扣，文字也是一样。‘白发三千丈’这就是一个天大的诳！”云云。其前，白氏看到鲁迅文章“就是内山所说的那些话”；内山谈的“航空救国”等话题，“也有些是已由何家干先生抄去在《自由谈》发表过的”。白氏说，“不想理他”，“因为我们知道内山是个什么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请他救过命，保过险，以后也决不预备请他救命或保险。”此话辛辣，暗刺鲁迅；亦透露鲁迅写的某些讥刺国人的小文竟来自或秉承日本人之意。

5天后，7月6日，《社会新闻》4卷2期发表新皖《内山书店与左联》一文：“日本浪人内山完造在上海开书店，是侦探作用，这是确属的，而尤其与左联有缘”，左联人士“亦以内山书店为唯一避难所”“盖中国之有共匪，日本之利也”，中国内斗的许多资料“由受过救命之恩”者供给日本。对于这两文的揭露，鲁迅半承认半掩饰：“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内山“不卖人血”。这里，鲁迅避而不谈自己多次逃入内山家和内山书店以求庇护，不谈内山为他传递各种机密消息，也不谈日军屠刀如何让中国人民流血。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亦指出，内山“经营的书店及其住宅，也都成了他（指鲁迅）的避难所。上海事件的时候，他在U的精心保护下，在遭受枪弹洗礼的地方终于安然无恙。”（山本实彦《鲁迅某种内心的历史》）U 系内山完造日文名字第一个假名字母。

1934年5月6日，《社会新闻》7卷12期发表思的短文《鲁迅愿作汉奸》， 说鲁迅“搜集一年来诋毁政府之文字，编为《南腔北调集》”，求内山介绍给日本情报局，“所获稿费几及万元”，由日本同文书局出版（上海同文书店3月出版鲁迅此书），鲁迅“乐于做汉奸矣”。两个月后，即7月18日，鲁迅以买办（康白度）作化名，写《玩笑只当它玩笑》。5月19日鲁迅致增田涉，虚张声势：“拙作《南腔北调》竟闯了大祸。有两三种刊物（法西斯的？）说此书是我从日本拿到一万元，而送给情报处的，并赐我一个‘日探’尊号。”

鲁迅若干文字，确在日本出版。1932年10月2日鲁迅致增田涉：“我的小说，据说已全部由井上红梅氏翻译，十月中将由改造社出版。”同年11月，井上红梅（1881－1949）译的《鲁迅全集》一册（收《呐喊》《彷徨》），由东京改造社出版。1935年，左藤春夫、增田涉合译《鲁迅选集》（收《阿Q正传》、散文、讲演共八篇），由东京岩波书店出版。注意，鲁迅在日本发表文章、出版书籍，不像在国内那样有敌我观念，他投稿的正是日本陆军大臣荒木发表文章的那家杂志。他的敌我观念、政治立场和革命高调在日本人面前莫名其妙地统统消失。

1934年5月18日《社会新闻》7卷16期发表天一《内山完造底秘密》，援引罗曼•罗兰的话说，在殖民地的宗主国商人，没一个不像强盗一样凶恶、贪鄙、奸诈；在中国的日本商人也如此，内山就是这样的人。他介绍内山的经历：日本浪人，在家乡贩卖吗啡等违禁物被监禁，流落到中国，赌博输掉经营书店的钱财，成日本领事馆侦探而得到薪水。“那时，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探沪日人及朝鲜人、台湾人的政治活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起，日本外务省加紧注意中国的事情，于是内山完造由领事馆警察署的小侦探而升为外务省驻华间谍机关中的一个干员了。为要使他的侦探工作发展起见，外务省曾提供了约五万元的资本，给他扩充内山书店”，“内山完造的手段是很巧妙的，他以‘左倾’的态度来交接中国共产党及左倾人物，一方面，可以从这些左倾人物中取得重要的情报，另一方面，借‘左倾’的掩护，来进行他的间谍工作。一二八战事发生，他更忙得厉害，成了‘皇军’的一只最好的猎犬。那时候，日本外务省曾召他回去垂询一切，但又恐怕来去太露骨了，所以他自己想出了一个很巧的办法，由上海领事馆加以‘捣乱’的罪名，把他‘押送’回国，而实际上是‘护送’回国。他在日本的任务完毕以后，又回到上海来了。现在，据说他的内山书店要到南京去设分店去了，这不是他的业务的发展，而是他的间谍机关的扩大。施高塔路的内山书店，实际是日本外务省一个重要的情报机关……”

同年6月12日《社会新闻》7卷24期发表天一《记某书店底秘密》，从财产和经济来源质疑内山书店。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白手起家只是美梦，内山书店财产不是来自营业额，而是来自“日本军部支给他的报酬”，“书店本身在营业上是要亏本的，但因为他是一个侦探机关，亏一点本是满不在乎的”“凡是到书店去买过二三次书的人，就可以在书店赊取书报，并不需要一点保证。去年，一九三三年，书店放出的个人赊买的账款，达十六万元，而其中有十四万元是中国人欠的。而且从不向欠他账的人索款。因此，大家都觉得他是罕有其匹的慷慨，而我们鲁迅翁也就赠了他一个‘日本孟尝君’的雅号，但事实上他的‘慷慨’显然是有作用的；一则，书店的亏本，由军部负责，他仅可以‘慷他人之慨’，而主要的，他在这里可以收到了无数的‘不支薪的探伙’。”此文还说，有一次内山在一家馆子里喝醉，回答人们关于放账的疑问说：“我这放账，等于军部里放军用鸽；好的传信鸽，一头就要八百美金，我如今畜了数十百头了。”此文认为，鲁迅就是其中一只传信鸽。此文提供的数字或事实或许有不准确处，所谈问题却值一思。

鲁迅对天一这两文披露的事实毫无置辩。同年10月23日，他化名公汗写《运命》，轻描淡写他与内山书店关系：“我是常到内山书店去闲谈的，我的可怜的敌对的‘文学家’，还曾经竭力给我一个‘汉奸’的称号”，然后鲁迅闲扯“丙午年生的女人要克夫”，回避问题。可是，内山书店两个店员被捕，竟吓得鲁迅撒腿溜进内山家，在他写此文前一个月，才溜出内山家。这种事，鲁迅不能露，于是说是去闲谈呀。

内山完造还有路数去上海日本军部活动，成为周建人的救命恩人。此事，鲁迅自然也不能说。1932年“一•二八”战争期间，周建人被日军羁押，通过内山关系，获得释放。此时还有许多民众被拘押在景云里，据说全被杀害。无可置辩，日本侵华期间，内山也成为鲁迅兄弟的政治保护伞和救命恩人。在日本发动的上海“一•二八”战争中，内山完造不仅庇护了鲁迅和周建人兄弟两家人，而且援救了一批在战争中被围困的日本人。内山在《花甲录》中透露这样一件事：“鲁迅先生的一家也平安地到英租界内山书店分店避难了。由于我打开了蓝格尔公寓鲁迅先生的住房，最后被围困的三十六个日本人在那里保住了安全。后来这些人给先生送火钵来，表示感谢，我才知道这些情况。”内山救援这36个日本人（内山没有透露这些人的身份或是否日本士兵），利用的正是鲁迅的寓所。鲁迅与日本人之间似乎构成极具讽刺意味的互助、互救、互利、互惠关系，他们通过内山完造的移花接木腾挪手段，皆为对方做出贡献，事后还互相庆幸和致谢呢。显然，内山是一个在日军侵华战争中积极活动、手段高明的人物。

鲁迅在日本住过7年，对日本民族性格应当有所了解；他是世故者，对内山身份自然清楚。内山写书《活中国的姿态》（又译为《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1935年3月鲁迅为之写序，说此书“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1936年3月鲁迅致尤炳圻，却这样说：“内山氏的书，是别一种目的”（此信当写于3月4日）。这话耐寻思。

鲁迅之依赖和受庇于内山，这种异常关系引起共产党领袖王明的关注，他断言内山完造是“日本特务”（吴奚如《我所认识的胡风》），“甚至左翼内部有地位的领导人也这样看内山。鲁迅丧事期间，有这样一位领导人亲口对我和冯雪峰说，谁不晓得内山是特务。”（胡风《鲁迅先生》）据胡风说，有一次他对鲁迅谈起人们认为内山是日本特务一事，鲁迅说：“那不会。不过，他是日本人，日本政府问到他，他不能不照实说他所知道的，但决不会告密出卖人。”（同上）鲁迅自然知道，“照实说”，这就够了，还要如何告密呢？可是，当国民政府问到《海燕》杂志的事时，曹聚仁照实说了，鲁迅多么愤怒于曹的照实说，读者可以去读鲁迅死前发表的《半夏小集》之五。

至于内山完造与日本外务省、日本军方、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有怎样的关系，他几次回日本都有哪些活动，与哪些人士接触和晤谈，他在政府秘密部门或特高科的档案情况，皆需进一步调查。

日军侵华日益猖獗，刀光剑影、风声凄紧，鲁迅日益痛恨和疏远左联伙伴，却与日本人关系日益密切，送往迎来。鲁迅的医生是须藤五百三，须藤是日本军医，“一•二八”战争第二年，在上海开设须藤医院，1934年11月成为鲁迅的医生。1936年5月15日鲁迅去就诊，此后一直低烧，多次请须藤医治，却查不出病因。直至5月31日，朋友瞒着他请来美国专家（因为鲁迅只信任日本医生），当即确诊是肺病，发出病危通知。此后，鲁迅还要须藤为他治病。这个庸医居然对病危的鲁迅说：“现在肺部很好，还可以活十年。”学过点医学的鲁迅听了很高兴。直到临死前一天，他气短，强撑着给内山写条子，喊着“老板”，要他请须藤“速来看一下”。日本庸医对他的病一误再误，然而其庸敌不过鲁迅的愚、拗。

值得注意，鲁迅临死急着搬家，要离开日本租界和内山完造。1936年10月17日夜，离鲁迅死只有一天，周建人来，鲁迅心急如焚，要马上租房订合同，立即搬到法国租界，电灯没有也不在乎。此时，日军将在中国全面开战，民族危亡迫在眉睫；鲁迅已与左翼团伙决裂；他与日本人异乎寻常的关系路人皆知；他与日本御用文人的谈话也已披露报端。他如坐针毡，十分惶恐。他知道，上海朝夕陷落，他有短处在日人手里（诸如背后各种言论书信或行为），会陷入政治麻烦，他若向菊花和利剑唱歌表态，必成汉奸文人，而他又一直讥骂中国军民抗日热情和行动，始终不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后对之捣乱，与左翼、中间势力、第三种人、民主自由派、民族主义者皆成仇敌。若日军占领上海，鲁迅在其手中，何去何从？鲁迅如此心急如焚，许广平透露若干实情：内山身在中国，“其一切行动态度还难免受制于日军当局，否则‘非国民’三字的罪名会加在他的头上，这一点鲁迅也深懂得的。所以在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临死之前，就另找房子预备迁徙，拟择居法租界，想远离开日本人居住的势力范围。……这时，就是把一切与内山书店的关系一起割掉也在所不惜。”（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97页）此话隐含许多内容，透露内山秘密身份（所谓“受制于日军当局”），鲁迅完全知情（“深懂得”），怕更深陷入泥淖，不得不绝然离开内山。

鲁迅的秘密党派活动、与各界日本人士的各种密谈及其身家性命，皆托庇于日本租界和日本势力。凡此种种，把他对侵略者的真实态度和立场表现出来。联系他那些阴暗闪烁、遮遮掩掩的言论和行为，对照他对中国抗日军民、有民族骨气和人格气节的中国知识分子施加的各种恶毒谩骂，这多方面信息使鲁迅对日本侵略者的基本态度和立场无所遁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