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腐败原因，有各种不同意见。有的人说：“腐败并不是专制体制造成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体制下，同样有贪污腐败的现象。腐败只是一个法制问题，法制健全了，腐败就可以得到抑制。”有的人说：“腐败是经济高速发展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官员的腐败，是历史的规律性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腐败和反腐败，只能是一种长期斗争。”也有人说：“上世纪五十年代，自从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基本上杜绝了贪污腐败。由此可见，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对贪污腐败采取最有力的治理手段。”

以上的这些说法，表面看来似乎都有一定的理由，但是，都没有对当前中国腐败作出准确的分析。例如说，“资本主义的民主体制下，同样有贪污腐败的现象，为什么要把中国出现的贪污腐败归咎于专政体制呢？”这样一种说法，似乎是用“任何政府权力都可以产生贪污腐败”来否认“专制权力”是造成贪污腐败的原因。这种说法，实际上忽略了中国当前出现的腐败现象，其特点就在于它确实是一种“体制性腐败”。说“法制不健全”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为什么中国制定了许多反贪污腐败的法律，成立了各级反贪污腐败的执法机构，却不能有效地抑制腐败分子“前腐后继”的势头呢？为什么一个“政府官员申报财产”的制度长时期都不能立法呢？

近十多年来，许多几千万、几十亿的大案的主犯，往往都是中央一级、部委一级的“朝廷重臣”；省自治区一级的“封疆大吏”；市县一级的“长字号”要员以及国家企事业单位的主管及其亲信。如果不是“体制”的原因，贪污腐败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吗？不久前，人们在谈论“一把手”无人监管时，可以说是看到了专制体制一个最显眼的病斑。其实，并不只是“一把手”无人监管，在专制体制下，除了上级对下级的监管之外，平级之间的互相监督和下级对上级的监督都是很难实行的。而“官官相卫”、“徇私包庇”、“互相勾结”、“串通一气”的风习则早已形成；“集团化”、“部门化”、“行业化”、“网络化”甚至“黑社会化”犯罪已经司空见惯。在这种情势下，单纯地想诉之于“法制”，岂不成了“法制迷”吗？法律无论如何也只是纸上条文，没有人执行，法律能有什么效用呢？而法律所以得不到有力的执行，主要原因就在于“贪官”和“法官”、“检察官”以及“纪委书记”等等都是专制体制下党内之“同志”。

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也有贪污腐败，甚至数额巨大，但由于他们有权力制衡机制，有在野党、反对派以及舆论的监督，因此他们的法律能够执行，腐败可以得到惩办和制止。由于其权力受到多重制约，别说“一把手”，就是“总统”，也要受制约和监督。所以，民主体制中贪污腐败不至于普遍，乃至发展到危及国家安全的程度。克林顿闹了一次“拉链门”的绯闻，便因媒体揭发而遭到独立司法调查、国会质询和弹劾；而中国官员包二奶成风，禁而更烈。比较之下，我们就不难领会民主制的“权力制衡”的作用。

“贪污腐败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本”，这种说法只是表皮地从现象作盖然性的判断，是没有什么实际依据的。经济高速发展并不一定与贪污腐败有必然性联系。新加坡和香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也“廉政”，贪污腐败并非是他们必须付出的“成本”。相反，中国的许多腐败大案，却是出现在经济并没有发展的贫困地区，贪污的甚至是救灾款或社保基金。

在共和国建国初期，“专政”似乎是强有力的，还的确起到了雷厉风行的“反贪污”作用，出现过前所未有的“清廉政治”。但是，今非昔比，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当时，共产主义意识正处于兴盛高峰，有精神引导力量，对干部有普遍的制约作用；同时，那时的中国普遍贫困，官员们一般并没有多少现金过手，而且对官员贪污有严厉的制裁，所以，“清廉政治”能在一段时间内实行。可是，随着权力滥用，消灭异己，权力也必然走向腐败。毛后，共产主义意识瓦解，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砝码。由于专制体制没有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权力便成了最值钱的“货币”，权钱交易应运而生。试想，如果不对体制作根本改革，没有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怎么能制止权力腐败呢？

事实上，在建国初期的“清廉政治”，只是专制体制的临时效应。从专制体制内在结构来说，它不仅自身潜在着权力滥用、权力寻租，而且它还存在着不可抑制的腐败。因为，专制权力的结构，是金字塔式的，其顶端的最高权力只能集中于一人，他的权力是无限的。毛泽东发动文革，党、人大、政府都不能制止他，宪法、法律更可撇过一边。毛泽东自己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是“马克思+秦始皇”。专制体制就是权力决定一切，想怎样就怎样，包括可以贪污腐败，只是其程度取决于权力的大小。再说，在最高权力之下，一级又一级，有多层权力，而每一层权力，又形成许多小金字塔。小金字塔也是一样，顶端是“一把手”，他们除了接受上级权力领导，同一地区的人代会、政府、司法，都在他领导之下。而且他在用人上，必然要选择对自己绝对忠诚、可靠、亲近、唯命是从的人。“一把手”就是“土皇帝”，不仅其个人腐败不受制约，而且他身边还会出现一个腐败集团。

专制体制中权力者也可能是清廉的，不过那要是靠个人的德行——道德或信念来维系。50年代，官员清廉，因为那时有共产主义意识；但共产意识瓦解，官员们转而以利为尚，腐败自然也就汹涌而来。所以，要建设现代化中国，必须抑制腐败；要抑制腐败，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