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泰中国难民申请者有多少？我手头没有权威资料，也没有条件做调查，据说常年滞留在泰国的中国难民申请者——包括被拒者和已获难民资格者约有1000多人。这个数字大概可信。据我的观察，在这些中国人中，除极少数中共特务外，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混难民群体和真实的受迫害群体。

混难民群体，是指在国内根本没受到制度性迫害、也没有被迫害的危险的申请政治庇护者，他们与民运、异议、信仰、维权等无关，他们所以跑到泰国来申请难民，是因为移民发达国家不够条件，而跑出来骗难民资格、混一个政治移民，相对花费不多、无须学位技能，不失为移民欧美的捷径。他们的家境一般不宽裕，处境颇为艰难。由于不具备申庇的条件，被拒绝率很高，因急于获得政治移民身份，他们到了泰国后，不得不高调反共，为此往往弄假成真，上了中国使馆的黑名单，“自绝”了回国的退路，从而真的成了难民。

由于泰国的法律不承认难民身份，所有在泰国的申庇者（包括已获难民资格者）一律被视为非法移民；泰国政府严禁非法移民打工，对雇用非法移民的业主处罚非常严厉，因此泰国的雇主决不敢以签合同的方式雇用中国申庇者（包括难民）。事实上，泰人雇主绝少雇用中国难民，少数有幸找到工作的中国申庇者，都是在一些华人雇主那里打黑工。总之，在泰国的中国申庇者普遍很难找到工作，少数找到工作的，一般只能做跑腿儿、扫地、洗碗、看车、洗厕所、小店伙计等小工，他们的工资至少要比泰人低三分之一；计生难民胡汉民、周晓萍夫妇曾经基督教教会教友的介绍，到橡胶园做过割乳胶的苦工，两人一个月才挣一万泰铢（相当于人民币2000元）。

有文化且外语好的，可以找一点儿家教做做，但由于没身份，工资很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小青年温起锋，在泰国申庇期间找到了一个家教工作，200泰铢一次课，一个星期上不了3次课。有文化的幸运者，能够在曼谷的中文报馆找到一份校对的工作，一般包住，月工资5000泰铢左右（只有同工泰人的一半，且无任何福利），这种工作收入虽然不高，对中国的申庇者来说却是难得的好工作、甚至是救命的稻草；但是，这种机会极少。

由于语言不通、环境不熟、没关系少本钱，中国申庇者在泰国几乎没有做生意的可能。“民主墙”人士陈泱潮先生2000年偷渡到泰国之初，生活无着，一度以55岁的年纪，到批发市场捡菜叶，洗净后捆扎成束，载上单车沿街叫卖，烈日烤、暴雨淋、起五更、睡半夜，诚可谓困苦备至。

除了难找工作外，在泰申庇者还得忍受各方面的身份歧视。申庇者（包括已获难民资格者）一概不能申领驾照和经营执照、不能申请宽带互联网账号、不能申请电话座机、不能使用手机注册卡、在大多数银行不能开户……这就给申庇者在泰生存设置了制度障碍。比如，他们为了申庇事宜，不能不频繁使用电话，但由于没有工作签证，只能使用手机充值卡，其资费比当地人用的注册卡贵得多。再如，他们要靠互联网获取信息，但泰国互联网不发达，一般的出租房都不配备宽带服务，少数配备宽带服务的高档公寓楼，又不是他们住得起的。外国人在泰申请宽带账号，必须要有工作签证，而申庇者不可能有，因此，他们只能到网吧上网，或者使用无线网服务。泰国的网吧费用较贵，每小时在15泰铢以上（相当于人民币3元），而且在网吧使用中文很不方便，没中文输入不说，一些网吧且不支持中文显示，这对普遍无英语能力的中国申庇者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使用无线网服务吧，信号不稳定，每逢下雨打雷更会断网，而且其价格不菲。

在泰国，外国人在国有银行开户，一律要求提供工作签证；只有极少数私人银行开户不要工作签证，只要有护照就行了，但没有利息、不能取外币、外币兑换率也很不划算，使用者需要忍受沉重盘剥。再有，许多中国申庇者没有有效护照，只能靠有泰国合法身份的好心人帮助收受汇款。曼谷的林乃湘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好心人，他多年来已经为多位中国申庇者收转汇款，但他再热心也帮不了几个人。没有银行账户还有另外一重风险，就是现金只能放在家中，一旦被盗，申庇者即失去了全部家当。

已经获得了难民资格者的状况要好很多，他们可得到联合国的救济金，每人每月2500泰铢，夫妇3600泰铢，有小孩儿的视情况增加，一对夫妇加一个未成年小孩儿每月可领到5000泰铢左右。难民生病，一般到联合国难民中心（BRC）的诊所看病，但非常麻烦，看一次病，往往得排队等上一两个小时甚至更久，稍微去晚点儿就看不上病了。BRC诊所的医生很年轻，也没有好药，场地狭小，医疗设备也很有限，许多病看不了，难民如有看不了的病就由它推荐到曼谷的医院去看，费用由它报销。难民如果患急病或者妇女生产怎么办？BRC诊所双休日及星期三下午不上班，平时在下午四点钟就下班。尽管如此，这对中国申庇者也是善莫大焉的德政，因为泰国医院的收费非常昂贵，而且对外国人收高价，例如：泰人挂号费只要30泰铢，外国人则要300泰铢。对已获难民资格者来说，尽管这些救济非常可怜，但只要节衣缩食、不生大病，生存不至于有问题。不过，这种条件下，要想让孩子得到好一点儿的教育，就是奢望了。

申庇群体中，最可怜的是那些家境窘困、申庇屡遭拒绝者，他们在泰国钱粮耗尽，两头儿无着，退无归路，又找不到工作，终于流落街头——他们白天行乞，晚上就和野狗一起睡在车站内、公园里。民运人士蔡欲亮曾在泰国长期过着乞丐生活；计生难民周晓萍、胡汉民一家在得到美国人权组织救助之前，曾有半年时间与3个小孩儿流落街头，过着悲惨的乞讨生活。这些人如果不幸再罹患重病的话，基本上只有死路一条。不过，泰国没有驱逐乞丐的城管，泰警也基本不管乞丐，而且许多泰人信佛、比较乐善好施，因此，行乞者的境遇要比在中国好。

陷入绝境的申庇者，虽然可以从曼谷的基督教会或慈善机构获得一些物质援助，但非常有限，救济金一般只能领一次，以后只能领些米、方便面、衣物等捐助物品，但很不稳定，长期是靠不住的。当然，如果是受洗的基督徒，则可以得到更多的救助，但是中国申庇者中基督徒的人数很少。

由于泰国法律不承认难民地位，因此在泰的申庇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权利上均不受法律保障。虽然如此，但在泰的中国申庇者还是能够享受到比国内大得多的言论、结社、集会自由。多年来在泰的中国申庇者成立了民联、中国民主党东南亚委员会、中国民运泰国联络处、“汉藏协会泰国分部”、“六四平反促进委员会”、“中国民运泰国委员会”……这些组织很少受到泰国政府的打压。但由于中共当局的强力介入，也会出现例外情况，如2008年9月，中国使领馆人员亲自引导泰国警察抓捕李宇宙，并且拘留了其他几位“泰华留学生协会”的骨干，导致该组织瘫痪。2004年，周丹、李素问、鲁德成等人预备组建“中华民会”，结果中国大使馆人员带领泰警突袭教堂，将在这所教堂开会的中国民运分子几乎一网打尽，“中华民会”由此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中。

中国申庇者在泰国能够享受到国内无法比拟的新闻出版自由：他们能够自由写作和接受采访，日常言论更不会受到处罚。笔者来泰国之后，发表了大量批评中共政权的文章，但从未受到泰国方面的限制。笔者也曾在今年年初发表《泰国动乱的启示》，剖析泰国政治体制的弊端，批评军方干政、抨击黄衫军势力破坏民主法治，也没受到泰国政府的查问和骚扰。据了解，在泰国，只要不批评国王，任何批评性言论都不会受到政府究责。但中国申庇者若在泰国发行异议刊物，则很可能会遭到严厉打压，林大军、李宇宙曾于2005年在泰国出版和发行异议中文杂志《中国之春》，结果很快遭到中共势力的举报，杂志被抄查，林大军被泰警抓捕抄家，以“非法发行”为由系狱一年。

集会和游行示威就没有这么自由了。据了解，泰国警方原则上不允许没有身份的人（包括申庇者、无护照者、签证过期者）举行室外集会和示威游行。但事实上，泰警对中国使领馆等“敏感地点”之外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干涉不多。近年来，林大军、吴海波、李宇宙（被抓前）频频召集和组织聚会活动，其在“敏感地点”之外的活动，很少受到打压。泰国警方每次对中国申庇者集会和示威的打压，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由于中共势力的介入。多年来，曼谷KuayKwang警察局配合中共势力要求，抓捕了多名到中国大使馆门前抗议的申庇者。2008年4月，在中国政府的压力和利诱下，泰国政府严厉打压抗议奥运火炬行动的中国人，并为此出台了违反泰国宪法的惩罚通告：敢公开抗议奥运火炬的中国人，无合法身份的一律抓捕遣返，有合法身份的取消身份，驱逐出境。结果，在抗议奥运火炬的行动中，有两名申庇者被抓，抗议行动组织者之一的林大军事后被迫逃亡柬埔寨。

今年被中共当局当作“政治敏感年”，泰国警方积极配合中共势力的“严防”要求，对中国申庇者示威的打压超过往年。“六四”20周年期间，泰国警方先后两次在中国大使馆外抓捕了7名示威的申庇者，被捕者至今关押于移民局监狱，其中吴海波、赵俊卿、姜野飞在关押期间遭警方殴打，吴海波曾被打至昏迷。中国大使馆门前，泰国警察的行动越来越迅速，越来越象天安门广场：今年“七一四”示威，不到10分钟泰警就来清场；而今年“十一”的示威，更是不到3分钟示威者就被驱逐。

由于中共势力对泰国社会的高度渗透，也由于泰国政府的助纣为虐，造成中国申庇者中的民运、异议、法轮功群体在泰国的处境比在西方国家的同道远为艰险：民运人士孙浩、王国平不清不楚地死去；胡锦涛的清华同学、法轮功修炼者张孟业，在发表致胡锦涛的三封公开信之后，莫名其妙地被一辆卡车撞伤，送到医院抢救，伤情好转之际，又不明不白地被治死。李宇宙也是一个典型的受害者，所谓“假炸弹案”刑事案，至今人、证皆缺，真相不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共势力利用这一事件成功地将李宇宙及其家人逼入绝境（难民资格被取消）。今年二月，笔者连续发表批评胡锦涛的文章，于是险遭一辆客货两用车撞倒。至于异议申庇者遭威胁、骚扰、跟踪等现象，更如家常便饭。遇到这些事情，受害者不能报警，因为泰国法律不承认难民；一旦报警，泰警发现是非法居留者，先把你抓起来再说。受害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向联合国难民署反映自己的遭遇，但联合国不是调查机构和安全机关，要切实保护受害的申庇者，它唯一能做的是赶快把他们送到第三国。但被安置第三国很是困难，而且进程缓慢，不好指望，除非如高智晟妻子耿和、郭飞雄妻子张青那样，有西方国家政府的特殊照顾，或权威人权组织担保。

实际上，泰国法律不承认难民地位对普通的中国申庇者造成的不利和危险，要比中共势力造成的危害更为广泛和直接。因为中国申庇者中在泰国从事民运活动的，只是少部分人，而且中共势力能迫害到的异议者更少。大多数申庇者所面临的危险，是他们不受法律保护的日常社会生活，比如由于没身份，遭到侵害不能报警。他们如果与泰人发生纠纷，则更加危险，因为泰国警察偏袒本国人是出名的，一旦泰警介入，他们往往会被先抓起来再说，轻则处以数千元以上的罚金，之后关入移民监监狱；重则转为“刑事案件”，通报联合国难民署，并将列入优先遣返之列，而联合国难民署一般也会取消他们已获的难民资格。如果与泰人发生肢体冲突，警方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之列为“刑事案件”，当事申庇者哪怕再有理，也被关入移民局监狱；哪怕再冤，也是投诉无门。因此，在泰的中国申庇者，普遍地不得不忍气吞声、夹起尾巴过活，小心翼翼地避免与当地人发生任何纠纷。

笔者在泰期间，多次遭遇摩的司机宰客、商贩乱收费、公交车服务态度恶劣等事，每遇此，唯有退缩与忍让。有一家泰国私立学校，一个学期收了我小孩儿近9000泰铢的高价学费；我的小孩儿仅就读一个月，因病不能继续上学，校方却一分钱不退。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笔者连“合法身份”都没有，还能去告它不成？去闹，只能闹进移民局监狱。计生难民周晓萍所住的出租楼，为泰人和多国难民杂居，曾有索马里黑人难民，晚上在平台唱歌跳舞，惹得泰人投诉，泰警闻讯赶来，将整栋楼居住的难民统统抓走，周晓萍和她的3个小孩也在其列。在警察局关了一夜之后，泰警承认抓错了人，把周晓萍一家释放，并给了300泰铢“道歉费”（这倒是泰警比中国警察好的地方）。但同一栋楼，有一个泰人摩的司机，每夜收车回巢，就放摇滚劲歌，震得墙和地板嗡嗡响，难民邻居苦不堪言，却均不敢过问。这种残酷的不公正，是申庇者每天要面对的生活现实。

希望美国等自由国家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能够看到在泰中国申庇者所处环境的残酷性，能够向泰国政府和联合国难民机构施加影响，以使在泰的中国申庇者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申庇者的人权状况有实质性的改善。

成稿于2009年11月29日星期日中午于曼谷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