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47期）

万万没有想到，4月30日上午，又进行了第三次清监。

代元元从外面进来，刚刚反手拉上门，李晴就急切地问：“怎么样？”

代元元有气无力地靠在门框上说：“一片狼藉。”

谁也不说话，北二的空气从来没有这么沉闷过。

下午开库，卢静一打开柜子就叫了一声：“哎哟，这么乱！”原来，库房里的柜子也都被翻过了。

柜子里的物品摆放是有规定的，在这个高40公分、宽80公分的小柜子里要摆放自己的全部物品，左边是食品，中间是书籍和卫生纸、卫生巾等用品，右边是衣物。她们能买食品的，柜子的一半被食品占满了。我没有食品，书很多，占了柜子的半边。按规定，每样东西必须整整齐齐的，经常有人会因为柜子摆放不整齐而被扣分。其实是实在找不到人家其他方面的毛病了，就在这个整天锁着的库房里、整天锁着的柜子里找毛病。

其实卢静的柜子并不乱，只是看得出来各种物品都东倒西歪了。

我打开柜子，愣住了。一眼看去，好像看到了垃圾箱。衣服、书籍、全部的信件、卫生纸、牙膏、肥皂等等所有的物品，就好像被扔到一个筐里，上下颠簸之后，再哗啦一下倒进柜子里。

我的书横七竖八地插在其它物品之间，有的书页被挤压折叠；我收到的来信有60多封了，本来是装在一个特快专递的袋子里，现在全部散乱在柜子的各处。

我的手没有一点儿力气找东西了。我是来拿卫生纸的，我茫然地看着这堆垃圾，终于看见了一卷卫生纸。我卷出一小卷之后，关上了柜门（卫生纸不许整卷地拿）。

卢静和其他人陆续向队长报告：“队长好，报告队长，六班劳教人员卢静求整柜子。”“队长好……”

我天天都在脑子里打草稿，到了星期六，我一口气写出了一份材料《反对打击性清监》。

这场连续清监的打击让那些牢头狱霸都蔫了好几天。虽然5月1日就开始改善伙食了，但是大家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我望眼欲穿地盼着过节，能吃到肉和有油水的菜，可是，清监的打击使我的心情迟迟缓不过来。

5月2日，我的心情开始好转了。中午，吃米饭和肉炒芹菜。我的小肠综合症对同时吃肉和芹菜过敏，会引起剧烈的疼痛，可是我又馋得不得了。我先把几片肉挑吃了，又把汤汁倒进米饭里拌着吃，没有咸味吃不下饭，我顾不了可能会肚子疼了，就又吃了一些芹菜。

大约下午2点，开始统一放茅了。放了几个班，我突然就感到肚子疼了，想拉肚子。我已经早有思想准备了，肚子刚开始疼，我就站在门口向小哨求茅。刘桂利站在厕所门口不说话，刘芳在大厅也装听不见，我就按喇叭。喇叭没有回声，我又按了一遍，喇叭那边被关闭了。

我从斜对面一班门上的玻璃可以看见反射出的大厅北面的情景，我看见了杨敏在大厅队部门口，刘芳朝她跑过去。于是，我就喊：“队长好，报告队长，六班劳教人员野靖环求茅！”

杨敏站着没动。我的肚子疼得厉害起来，大便憋不住了，我决心再求一遍，如果她不答应我就直接去厕所了。于是我又喊了一遍求茅的报告词。还好，杨敏动了，往筒道方向走来。

她走到筒道口就说：“喊什么喊？”

我说：“报告杨队长，我肚子疼，憋不住了。”

“现在挨个班放茅哪，还没轮到你们班哪。”杨敏说。

我说：“我是紧急情况，这个班放完了先让我们放行吗？”

“等着吧。”她说完就朝筒道里面走去。

我捂着肚子等着，这个班出来了，刘桂利又叫了下一个班，就是不叫北二。

杨敏从筒道里出来了，路过北二，我对她说：“杨队长，你如果不让我放茅，我只好自己去了，我不能拉到裤子里。”我给她下了最后通牒。

她站住了，抬起眼皮，从嗓子眼儿挤出的声音说：“野靖环，我告诉你，你如果不经批准就放茅，就是‘擅自离开规定的活动范围’，就有逃跑的企图。”说完，朝我抬了一下儿下巴，我知道她是同意我放茅了，于是大喊一声：“是，谢队长！”快步冲进厕所。

我一直想看《戴高乐》的传记，来到这里以后，跟小商店卖书的订了一套；过了几个月，买来了，厚厚的上下两册。

在2008年5月看完了这套书之后还出现一个小插曲。戴高乐是血管瘤破裂而死的，这让我想起我的肝上也有一个血管瘤，大夫说半年检查一次，如果不继续发展就没关系。现在已经一年多了，我看着手和胳膊上的青筋都圆鼓鼓地暴露出来，就想会不会肝上的血管也鼓出来了呢？会不会突然破裂呢？

于是我求医。小医院的大夫二话不说就开了B超单，告诉我星期四早起不吃饭。做B超要到位于团河的劳教医院。

星期四，我刚出了大门，祝队长就给我带上手铐，她把手铐勒得紧紧的。我的两只手互相托住铐环，不让它转动，稍微一动就摩擦皮肤，尽管很疼，我也不吱声，我不想答理她。皮肉之苦比人格侮辱好受多了。

张宏也出来了。两人一左一右的押送着我朝凯旋门走去。到了门口，办完出门的手续，又到了第二道门，站在那里等车。祝队长和一个矮个子的女警察说话。这个女警察胳膊上戴着黄袖标，上面穿着“护卫队”的衣服，腰间的皮带和斜挎的皮带上挂满了什么东西，头上戴着钢盔，手里还提着电警棍。等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高个子男警察，也和那个女警察一样的装扮。又等了一会儿，一个穿着普通警服的男警察和一个一瘸一拐的男劳教人员出来了，他没带手铐。我想，可能他腿有残疾，跑也跑不快，所以就没带手铐。但是我又想，就是我腿没有残疾，我都满头白发了，女警察还追不上我吗？为什么给我戴手铐？

汽车是对面两排座位，我坐在张宏和女护卫队员的中间，对面是那3个男的，祝队长坐驾驶室。

我和张宏坐得这么近，就自然地想问她5月8日奥运火炬在珠穆朗玛峰传递的事。

“张队长，我想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我说。

她没有马上说话，停顿了一下才眯着小眼冷冷地吐出一个字：“说。”

我说：“我看电视奥运火炬在珠穆朗玛峰还能燃烧，这是什么原理？是什么燃料啊？”

“你不是看电视了吗？还问什么？”她说。

“电视上光说是高科技，没有具体的。”我说。

“那就是要保密，保密的事我能告诉你吗？老实消停呆会儿吧，一出来就忘了规范啦？”她生气了。

我觉得她很可笑，心里说：“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装腔作势的，小人！”我嘴上说：“我这不是没法立正站好再跟你说话吗？”

“行啦，少说两句吧。”她说。

觉得她也很可怜：我拿你当老师，是对你的尊重，难道你不懂吗？你把知道的传播给别人，这是复制着知识和文明；别人提出了你不知道的问题，是你自己的一个学习机会。你处处讲究那些狗屁规范，就能抬高自己的身份吗？

警车在无人的乡间公路上开得很快，十几分钟就到了团河劳教医院。团河是个热闹的小城区，医院也对外开放了，来看病的人还真不少。

我们一下警车就吸引了周围的眼球，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我这才发现，护卫队的男警察和女警察都站在我身后——那个男劳教人员被队长带进去看病了。

我还以为男护卫队员是负责看着男劳教人员的呢，原来都是为了我来的。被4个警察押送着，其中还有两个戴钢盔、拿电棍的，这是看病还是上刑场啊？我心里的火“腾”的一下点燃了，心脏狂跳起来。但是我立即要求自己冷静下来，不能生气，幸亏我没心脏病，要不然会被这种气氛压垮的！应该高兴：我太重要了！我肯定是大人物！胡锦涛也没有我这种阵势啊！

我想象着脚上的铁链哗啦哗啦响着，想象着电影上从容就义的英雄变成了我，我笑眯眯地走进了医院的走廊。今天恰好是哪个单位的退休人员体检，走廊的椅子上坐满了人，还有一些站着的。站着的人自动地让开路，我故意把双手放在胸前，把袖子往上卷，让手铐全部露出来。贼亮的手铐冒着寒光，那些人看看我的手铐、看看我的脸，我的目光和每一个人接触着，我真希望遇到熟人能用手机给我照相。我的眼神告诉他们：你记住我，我是英雄！

B超做完了，大夫说血管瘤不大，半年复查一次。

我通过看病才明白许多劳教人员都不愿意到团河医院看病的原因：宁可忍受病痛，也不愿意遭受人格尊严的侮辱。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8期  2015年1月9日—2015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