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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苏联送来的潘多拉魔盒
——读《龚楚将军回忆录》评共产革命

杨子立

龚楚是中共早期的高级军事干部。八一南昌暴动时,龚楚率领农军一个团参加,暴动失败后,加入朱德的队伍,参与了湘南暴动和第一支红军——红四军的创立,并屡立战功。后来在香港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在百色暴动中起主要领导作用,并创立红七军。其后在中央苏区担任过红七军军长、粤赣军区司令和红军代总参谋长等职务。当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其受命带一个团到粤桂湘边区重新创建根据地,但此时的龚楚已经对共产革命心灰意冷,在任上只身逃离。后来长期居住在香港,并出版了《我与红军》、《龚楚将军回忆录》两本书;其中后一本书是在前一本书的基础上扩充而成。以下后一本书简称《回忆录》。

中共的不少高级将领写过回忆录,但是因为龚楚作为叛将写的回忆录有独特的价值,尤其是将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前发动共产革命的真实情景公之于世,暴露出共产党的历史书上对所谓土地革命的美好赞扬不过是骗人的谎言而已。实际上,中国的红色革命是苏联送给中国的潘多拉魔盒,凡是赤祸蔓延之处,在革命的名义下,本分的农民都开始自相残杀。残酷的斗争激发了人性中最邪恶的一面,不仅大量的生命死于战火和奴役,而且人与人之间完全变成互相斗争和利用的关系。敌对阵营之间固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红色政权内部的斗争更加血腥恐怖。国共内战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异族侵略的抗日战争,而红色政权胜利后搞各种运动造成的死亡人数又远远超过国共内战。

龚楚将军的《回忆录》同时也揭露了抗日战争之前的中共一直受共产国际操控的事实。当红军将士在战场上拼杀展现勇猛和智慧以及革命信仰的时候,其实不过是在充当苏联控制中国的工具。现在苏联帝国已经解体,中国的红旗也退了色,但是共产革命的历史危害还没有被中国人广泛认识到,甚至有很多当代毛左还在崇拜共产革命。龚楚将军的这本书对于还原历史真相,吸取历史教训,至今功莫大焉。

残酷的阶级斗争

共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根本手段,以阶级专政为目的,这在抗日战争之前的革命史中表现得最典型。

阶级斗争首先表现在农村斗争地主富农等有产阶级。其中地主大部分被杀掉或逃跑。搞阶级斗争一开始是农会主办,后来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就成为政府行为。农会里的农民往往是地痞无赖,如同文革的红卫兵或清末的义和团,一旦发动起来无恶不作。以下是《回忆录》里对这些人的描写:

第一、他们过去或者受过了善良人们的厌恶及歧视,现在便利用“翻身”的机会,吹毛求疵来报复泄愤。第二、他们过去穷困久了,打土豪是唯一的发财机会,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后,又将富农称为地主,中农称为富农,极尽其敲诈勒索的手段。第三、他们现在有钱有势,便借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提倡妇女参加革命工作为手段,将乡村中的年青貌美的妇女,任意凌辱与玩弄,如果她们反抗,便用种种罪名,加以迫害,许多农村女子,便在这种淫威之下惨遭蹂躏!

阶级斗争一旦发动起来,杀人的对象不仅是普通地主富农,甚至革命军属甚至领导人的家属都不能幸免。《回忆录》提到李立三父亲被杀的事。其父是个略有产业的小地主,看农运闹得凶就躲到长沙。那时李立三还是党的中央领导人,于是写了封信,责成湖南省委照顾他父亲。他父亲拿着信放心回家了,结果还是被杀。龚楚在《回忆录》里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本身就是因为阶级斗争过火,许多北伐军的官兵家属被杀,导致军官叛变反共,最后造成国共分裂。红军时期,阶级斗争中红军占领区依然严重,甚至红军军官的家属被杀。事实上“出身反动阶级”的将领和干部本身就是肃反的对象。《回忆录》中前面提到的高级参谋林野被杀主要就是出身问题。《回忆录》举例提到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其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物全被没收,他以参加革命多年的结果,弄得家破人亡,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掉转枪头,参加到反共的队伍中去。

阶级斗争对红军家属都照杀不误,更不要说对普通地主的屠杀。作者写道:

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诈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所谓“人性”这个名词,在共产党的经典中,已经找不到了。

龚楚在《回忆录》里有一处提及遇到的某个反动阶级家庭的遭遇:

我进入休息的一幢很大的青砖平房,外面非常整洁。当走进大厅时,却意外地感到荒凉和萧条!屋子里的家具都没有了,只有一张烂方桌,和一条烂板凳。屋子里有两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年妇人,还有三个小孩子,全身穿着破烂衣服,形容憔悴!……特务员不经意的说是姓龚的,她们马上带着三个孩子,一家六口跪在我的眼前,求我救救她们的命!老太婆哭哭啼啼的说:“我家的老头子是个读书人,两个儿子也读了点书,因为家里有十多亩田,两个儿子便在家里耕地。上半年老头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政府捕去,又打又吊,迫交光洋二百五十元。她们到处张罗了一百二十块钱,并将女人家全部首饰凑足起来,送去赎他们,但金钱缴了,老头子仍然被吊死,两个儿子也被杀了。现在他们还迫我们缴五百光洋,否则我们六口都要捉去坐牢,司令员呀!我们饭都没有吃,哪里还有五百光洋呢?求你念在同宗之情,替我们说句公道话,我家头子在世时曾经说过,有位红军军长是我们姓龚的,他很早便想去找你,另外两位小叔也想去找你,但村政府不许我们离开一步,今天真是天开眼了,你来到我们家里,司令员呀!你无论如何都要救救我们!”说罢,她便不住的磕起头来,她的两个媳妇和小孩,也跟着磕头,流泪!

这家农民是耕读之家,房子盖得不错,说明比穷苦农民好过一些,但却因此不但人被杀,杀人之前还要把家属的财产勒索殆尽。

阶级斗争的残酷反映到党内,就是毫不留情地整肃立场不坚定的官兵。龚楚返回中央苏区的时候,反AB团等肃反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但肃反一直没有停止,到红军主力突围前后又达到一个高潮。那些被撤职软禁的官兵基本上都被成批地屠杀掉。下面是《回忆录》里对当时的屠杀场景的描述:

中共为了要处置这一大批被指为动摇的干部,和少数残余的“反动阶级”,在瑞金北与云都边界的大山丛中选择了一个山深林密的山腹,设立了一个特别军事法庭。有一座木板房屋为审判处,一座警卫员兵及法官的宿舍。离开法庭一百五十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乱石纵横,荆棘丛生,距离桥面有二丈多深,人在桥上过,就觉得胆战心寒,恐怖万状,这条冷辟的山径,平日就很少行人,这时已经全部封锁,特别军事法庭设置好了,并在不远的山麓,挖了一条大坑,那些在收容所里被撤职的干部、动摇分子、反动阶级,便三个五个,一群两群的被送到特别法庭去审讯;但与其说是审讯,不如说是宣判,因为审讯时,手续非常简单,只要点了名,便对犯人宣布:“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说完,便由背着大刀的刽子手,押着犯人到预先挖好的大坑边,一刀结果了性命,跟着飞起一脚将尸首踢落土坑之中,随便的扒些坑土将尸体掩盖住,便算了事。另外一种最惨酷的死刑,便是要犯人自己挖坑,挖好后就对他一刀杀掉,或者将犯人推落坑去活埋,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后来国军克服苏区几个月之后,中共所制造的超历史残酷的大屠杀才为人所发现,“万人坑”这一恐怖的名词,始为苏区以外的人所知,其实区内的人民,早已闻之战栗了!

共产党现在的史书上对肃反也蜻蜓点水地提到,并把责任归结到毛泽东之外的其他领导人。对于土改和斗地主还是赞扬为主,对残酷的屠杀总是尽力掩盖。并且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都还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以至于很多人既不知道历史上阶级斗争的残酷,同时又认为阶级斗争是必要的,连基本的人人不分阶级、种族、信仰,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文明社会基本原则都不懂。

共产革命扭曲人性

《回忆录》里对中共高级干部的描述几乎没有那种纯反面的人物,但是由于信仰共产革命,其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不得不加以隐藏,而人性恶的一面却暴露无遗。

朱德在龚楚的眼中是一位颇受人尊敬的领导,但是正是由于革命意志非常坚定,所以就有些不尽人情了。朱德在参加南昌暴动失败后困在湘赣边界处的山区,眼看弹尽粮绝,被结拜兄弟范石生收编。后来粤军命令范石生将朱德部缴械,但范石生却私下放走了朱德。于是朱德把人马开到湘南的宜章举行湘南暴动,而后上了井冈山与毛会合。朱德站稳脚跟后首先就是攻打郴州范石生的部队,结果失败而回。战斗期间,龚楚问朱德是否记得当年范私放朱德的事,朱德回答说:“革命没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阶级立场不同,就是亲生父母也要革命,何况是结义兄弟?”

项英在龚楚看来也是待人亲切宽厚,私交很好。在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项英留守原苏区,是苏区最高领袖。谭震林是政治保卫局的分局长,他认为红军总司令部参谋林野出身地主阶级,留着无用应该杀掉。龚楚认为林野无罪被杀不合适,于是向项英求救。项英却说:“在这严重斗争的环境,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顾不到私人的感情了!”于是林野和妻子一同被杀。

邓发曾经在香港跟龚楚共过事,龚楚对其印象还不错,并不是生性残酷的人。但是苏区肃反时,邓发领导的政治保卫局是屠杀自己的同志的主要机构。龚认为邓发不过是按照毛泽东的命令行事,成为毛泽东借肃反清楚异己的工具。实际上根据《回忆录》里的叙述,在红军长征前,毛是失势状态,但那个时候为清理不坚定分子进行的屠杀也非常严重,大批的官兵不经审讯就拉到山里杀头。林野的被害也是那个时期。

现在共产党认为那个时候领导人犯了左倾错误,但所谓的“左”就是革命性和党性,越是革命性强,就必然越左。杀地主富农在共产党看来至今不认为过左,只有杀共产党自己的干部士兵才认为是左倾错误。从人权的角度看,越是革命性强,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越大。正是共产革命对人们的洗脑,导致那些革命者根本没有人权甚至人性的概念。

正因为参加共产革命不得不扭曲人性,所以很多高级党政军干部叛逃或脱党。这本回忆录里提到的有:朱德的嫡系二十八团一营长袁崇全叛逃,还打死了只身追他的团长王尔琢;红八军团团长蒙志仁投敌;福建省委书记卢永次借故出走;彭德怀的参谋长舒适存逃归国军;傅柏翠被逼叛党;红七军和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因害怕肃反想逃走而被杀。

龚楚本人在右江革命后,领导的土地革命比较温和,基本上没有杀人,而且夺取地主的土地分配时也给地主本人留一份。这种改良主义的政策带来了革命成果的扩大和巩固。但是在中央苏区,他因为对杀人过多的阶级政策提意见而因此被周恩来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后来中央要利用其军事才能又恢复了其党籍和官职。

龚楚提到几次老百姓向他求救的事,他虽然答应了,但在党性要求下却无法办成。只有最后当几个红七军的手下干部求救时,他暗示他们逃跑,终于救得四人性命。如果从革命坚定性和党性出发,他不应该唆使这些人逃跑;假如查处,这也是严重到可以杀头的反革命行为。正因为共产革命把党性和人性对立起来,造成龚楚良心的不安,最后他才主动弃职出走。

红军的战斗力从何而来

军队的战斗力跟官兵素质、武器装备以及斗争环境等因素都有关系。红军跟强势的国军斗争失败是经常的,但一般来说,如果在装备相差不多的情况下,打胜仗的概率更多。这来自红军几个优势:

首先,红军的政治工作力度大,保证了没有整个建制单位叛变。在龚楚的回忆录中,只有红八军的蒙志仁率领一个团投降桂军,当时红八军还没有像苏区那样严密的政治保卫制度。现在大家认为“支部建在连上”是红军政治忠诚的制度保障,但《回忆录》揭示的却是另外一套政治保卫制度。在中央苏区,所有的领导干部的卫兵都称特务员。这些特务员受过专门的特务训练,明里听命于政委或指导员,但暗中忠于政治保卫局系统。他们的公开身份是保卫和服侍军事指挥官,但同时负有监视之责,吃饭睡觉都不离身。如果政治保卫局要杀害某个干部,其特务员就是执行命令的刽子手。林野及其妻子就是被自己的特务员杀害的。当红七军的干部被当成异己遭整肃时,其主要领导人李明瑞准备带领特务连逃走,当即在连指导员的命令下由其特务员开枪将其打死。龚楚最后逃走时在所率部队已经党政军大全独揽,但身边有个特务班仍令其惧怕。他千方百计把这些特务员大部分支开,再乘剩下四个熟睡才得以逃脱。每一个红军指挥员身边都是监视自己的特务员,所以很难叛变,更不要说整个建制的叛变。但正是这套特务系统,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每个人都不得不或主动或被动地表现得更革命,但是同时也就更残酷、更没有人性。反观国民党,虽然也从苏联学来军队的政治工作经验,但基本上还是靠下级对上级的军事长官的忠诚或个人对革命的信仰来维持政治立场。所以国民党的部队成建制地叛变就很常见。

其次,为供应几十万大军和党政人员的衣食住行,中央苏区内的一切人力物力资源被竭泽而渔。共产革命的特点,就是你的我的都是党的。不仅公共的土地、土产是公家的,连一切人力和私人财产都要由党来支配。青壮年一律被征当兵,即便是十几岁的青少年也被征参加赤卫队和儿童团,只有老幼妇孺到田里耕作。龚楚回忆说,到红军主力出发时,全区几乎没有一个五十岁以下的健康成年男人还能务农,甚至十几岁的孩子都很少。妇女们除了干农活交粮赋,还要不得不接受各种劳军和拥军优属的任务摊派,比如至少要无偿做军鞋,还得自己买布料。《回忆录》里提到一个青年妇女为了做鞋,没有钱买布料,只好回娘家要。但任务催得急,没有拿路条,结果被政府捉去关了两天。除了被奴役,老百姓的钱财也是公家的。不仅地主富农和任何可能有存款的人都可能会被捉去勒索家人交钱赎命,即便勒索到钱,最后命也可能保不住。回忆录里记载他遇到一个给他看过病的医生向其求救,学徒被征走当兵,屡次被勒索给政府交钱,最后还是交不够钱被枪毙了,妻儿沦为乞丐。商人更没有存活的余地,除了最贫困的小贩,苏区对外的商品买卖都由政府的合作社垄断。在政府的盘剥压榨之下,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而且没有路条连逃走都不可能。

我们从教科书上看到的历史,往往是农民主动踊跃帮助共军,甚至淮海战役是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但这种所谓的主动,如果没有反革命等帽子的逼迫是不可能做到的。同时,士兵的待遇极低,但因为处于严密的组织监视下而不敢懈怠。而国民党打仗则是靠税收,一旦发不起军饷,部队就容易散架。

共产体制对人和资源的支配能力强于一切所谓资产阶级政府,这是因为根本不尊重人权和财产权带来的斗争优势。这在全世界的共产军队都可以表现出来。比如朝鲜战争时期,当战线南北拉锯时,战区的老百姓都是随南韩军队南撤北归。可一旦被北韩占领,不但青壮年都征去当兵,后方的百姓凡是能劳动的都要提供无偿劳役,所以北韩才能以一己之力将韩美联军压缩到洛东江。

可是竭泽而渔式的动员方式虽然暂时有利于斗争,可一旦边界固定,无法从外界补充力量,内部的生产能力则大为削弱。所以龚楚的回忆录里在中央苏区后期,已经造成生产凋敝、资源枯竭的状况,即便没有大军围剿,也很难支持下去了。

现在有些书里讲共产党的军队纪律好、优待俘虏、官兵平等,所以才士气高、战斗力强。但这并非共产革命的本质,国民党的军队也有些可以做到这点。红军有些部队这方面还不错,但也不是都这样。阶级性、斗争性、集体性这才是共产革命的本质特点,其他方面只是斗争策略。

革命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包括龚楚本人,共产党的大部分高级干部怀抱的革命理想一是实现中国的独立自主,不再依附帝国主义或受外国支配和威胁;二是建设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改变官民对立、贫富分化的农村社会。但是革命的结果却是生灵涂炭,农民更加受难,农村更加贫苦。而且苏联也是外国,共产革命越胜利,中国受外国支配的程度越彻底。对于中共的早期高干,有些人还没有仔细考虑这些矛盾就在斗争中牺牲了。还有些尚未进入红军体制的早期领导人脱党了。在红军中,只有少数人像龚楚这样,看清了共产革命的本质,毅然脱离了为之奋斗多年的共产革命,但多数人上了这条船已经能上不能下,只好随着命运安排走下去了。

其他领导人并非看不到革命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没有脱离无非是出于几方面的考虑。

首先,红军的政治保卫制度使得脱离不易。每个红军指挥员周围的卫士都是特务员,随时要报告其可疑行动甚至可以在紧急情况下枪杀之。所以很多人想走走不脱。龚楚之所以能脱离,毕竟是手握一方大权的领导人,而且很有心计。回忆录提到的李明瑞就是想走但没走出被特务员枪杀的例子。里面提到一个叛变的例子是彭德怀的参谋长舒适存。根据舒适存后来的自述,他早就想脱离红军,但在敷衍了两年后才找到逃脱的机会。

其次,像毛泽东这样的人,其革命理想已经和本人的领袖欲望紧密结合起来。只有继续走革命道路,才有本人的前途;如果干别的,自己也干不了,屈居人下更是不愿意。所以只要有一丝革命胜利的希望就决不放弃。事实上,现实中的残酷屠杀和恐怖气氛恰恰是毛泽东这种领袖欲望强烈的人制造出来的。这样的人看似革命性很强,但已经不在乎早期的共产主义理想,更在乎个人权力的政治抱负。

归根结底,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具有自我强化的能力,使得人们固有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羞耻之心都被抛弃。共产主义精神所必然要求的公而忘私、阶级斗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因素结合苏联经验造就了一个绝对服从上级、没有独立思考、不许怀疑革命、人人互相监视的体制。身处这个体制的人,即便看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也不敢轻易表露,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既然独立思考有害,要么那些聪明人假装革命性很强以达到私人目的,要么是不愿动脑的人宁肯相信共产宣传以免惹祸上身。当时的战争机制和后来的文革机制其实是一样的。

所有革命的目的,都是为了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以促进人民的幸福。但是暴力革命本身首先要付出千百万人生命的代价,这些代价的主要承受者也是普通民众。即便革命成功,是否能带来普遍幸福还是问号。尤其是共产革命,已经成功半个多世纪了,连基本的民主宪政还没有实现。那些在北洋时期都已经得到普遍承认的人权竟然今天还在喋喋不休地争论其价值是否合理。

但愿龚楚将军这本回忆录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共产主义以及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危害,更加珍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要明白,如果你想象的政治制度是先进的,首先要能保证不同意见的争论可以有个合理和平的解决方法,而不至于因为政治见解不同而必须拼个你死我活。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8期  2015年1月9日—2015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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