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0日，我从西班牙回国诊病， 11日在上海浦东机场遭“中国边检”扣留后宣布不准入境，被遣返回马德里。

在“边检”窗口，护照输进电脑就出事了，许多警察涌来，把我送到一房间落座。两个警察对着坐在沙发上的我照相、摄录，我正没好气，腾地一下条件反射似地站了起来，用手掌挡着镜头，连珠炮似不假思索声色俱厉地冲口而出：“你干什么？为什么给我拍照？为什么不征得我的同意就这样做？……你起码应该先告诉我你是谁。”照相的警察愣住了，放下了相机，从口袋里掏证件，“我姓朱” 。我继续说：“朱先生，你这样做不对，对人不尊重、没礼貌。我是杀人犯？阿Q? 即便是，也不应该这样。你必须向我道歉。”朱警察讪讪地看着我，什么也不说。一会儿，更多的警察进来了，一位30来岁“二杠一花”的警督自称：“我是这儿负责的，姓朱。”他解释：“给你拍照是为了保护你。”似乎他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得有点儿支吾。我笑了，接着说：“那先给你照吧，保护你自己吧。”朱警督看看我，无奈地带着警察出去了，留下两位看着我。

我知道今天是讨不了好了。我这次回国是听从了做医生的女儿和朋友的竭力劝告，回国确诊自己的疑难病症，以便决定治疗方案。身体心情本就不好，这一来，心情很复杂很悲苦。我走来踱去，不由自主地喊出了“有国难投，有家难归！”悲从中来，我想号呼、想嚎啕、想大哭。我不愿在警察面前失态，坐了下来，双手捂住脸，强忍着，还是迸出了几声嚎叫。

接着是检查行李，我要妻子来，朱警督照办了。我打开自己随身背的旅行包，从包里拿出：4册《刘宾雁纪念文集》、15册《中国没有明天》、3册《六四底层列传》、1册《话说林昭》、8册《北京之春》、1册《动向》、2册《龙柱下》、1册《广场•1957年5月特刊》复印件。警察涌过来翻看。我一一介绍着，特地说明：都是合法出版物，《北京之春》也是在美国注册的合法出版物。《北京之春》是载有我推荐的朋友投稿文章的各册。我带它们是用来送给朋友作礼物。警察对着这些书籍杂志大照一气。

我发现在一大群警官中有一位特殊者：女性，穿深色警服，不多说话而略显威严。她不总在，间断地出现。我上前当面询问：“请问贵姓？您是领导？”她答姓沈，并示意胸牌，默认是领导。我正式对她说：“我要求、请求，也可以说恳求你们让我回家治病。我已定好12月23日回程的机票。我可以保证，我会按时回去的。”沈警督对我说：上级指令你必须回去。我说：“你的上级可不怎么人道，连治病也不让。”我妻子对她说：“你们让我老公就在上海检查确认一下，你们陪着人去。我求你们了。”我接着说：“请你把这一要求再反映给上级，也请你替我美言几句。”我妻子闹起来了，责备他们不对：我老公死了怎么办？！沈警督沉下脸：“请你配合我们。”冷冰冰地能冻着人。妻子不依不饶，继续闹着。沈警督语调越来越冷峻。我见沈警督对我妻子如此严厉，心中大不快。我决定有理有节地维护妻子和自己的尊严，我默默地整理了一下要对沈警督说的话，决定豁出去，赖着不走了，干它一场。我忖度他们无法也不会把我打晕了抬上飞机，没有一个机长会允许接受这样一位乘客，即便是国内航空公司的机长。他们会头痛的。

可是，当我对沈警督说完“你也不要吓唬我老婆，一会儿也不要欺负她”之后，我突然间萌生退意，转而对老婆说：“你回家吧，不要担心我。替我拜祭父母墓前，说大儿子不孝……别告诉外孙女我被警察赶的事，她还小，理解不了，编个理由哄哄她。”说这些话时，我忍不住哽咽了。我是个性情中人，年青时曾被人视为硬汉，现在老朽了，多愁善感了。

我突然改口、突然决定不闹一场了，当时自慰的理由是：我还有重要的书未写完。我要是被转给了地方国安、公安、监狱，后果难料。在我坐在飞往慕尼黑的飞机上时，我明白自己其实是害怕了，害怕可能的折磨殴辱失踪，患得患失。由此，我惭愧得无地自容，我深深地感慨，我仰视敬佩如刘刚、高智晟、胡佳、陈光诚、郭飞雄、郑恩宠、贾甲、杨天水、赵连海、严正学……诸人在相类似的或更严峻严酷以至残忍的境况下大义凛然的行为。他们是真正的硬汉、英雄，不是谁都能学的。真正的考验来临时，就能见出真章了。林昭、高智晟、严正学的狱中作为，确实当得起“伟大”二字。

妻子继续嘟囔了一会儿，终于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妻走了，一个人走了。原先她是陪侍丈夫回国治病的，现在一个人走了，被强迫丢下了患病的丈夫，被强制一个人走了。她的无奈凄苦可想而知。对不起了，一直跟着我受苦受难的妻。

沈警督见小功告成，似乎松了口气，说要给我送点吃的来，我婉谢后，她施施然走了。房间里还留着许多警察。朱警督坐到我面前的茶几上，有点儿套近乎：“我们也是身不由己……请你继续配合我们，我们要把这些书和杂志收走，请你同意。”我答道：“不行，不同意！我原先答应配合你们，请你们放我回家治病，这些书和杂志可以全都送给你们。写书的人就是写了给人看的，看的人越多越好。现在你们不让我回家，强迫我回去，我的书和杂志不送给你们了。你们要没收，请给我一个能说得圆的理由，请给我手续。”朱警督说：“没有手续的，也说不了圆的理由。你说我能把理由说圆吗？我是执行者，我在做恶人。你就体谅我的难处吧。”我笑了，为朱警督的坦诚坦率由衷地笑了。我也与朱警督套近乎，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你说真话，真好！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别怪我不配合了不体谅你。你们上级的党性完全遮蔽了人性，对我太不人道了，没人性。这样吧，我不让你们没收我的书和杂志，我送给你们个人每人一册。”朱警督也笑着说：“我敢要吗？即便要了，走出这门，就得上交。”

我对朱警督这位年轻人有好感。我不愿猜度朱是为了哄我骗我。我不再坚持，不再为难他，默许了他必须拿走书和杂志的要求。同时，我也提出：“严正学的《龙柱下》2本画册请不要拿走。《广场》复印本也请不要拿走，因为这是我受已去世的右派林希翎之托，归还原主的；因为这是海内外孤本，对于你们来说，毫无用处，不值半文，对于北大、历史、文化来说，则价值巨大。你们不要让我做不成“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人。”《龙柱下》、《广场》终于留下了。

我被带到一个很大很讲究的房间，铺着地毯，四周是奶油色的沙发。两位监守的警司劝我躺着休息一会儿。我又如何有心思睡觉。此前我讲了许多，我发现他们是感兴趣的，愿意听我絮叨的。正是这些书籍和我的讲述，赢得了几乎全体与我接触过的警官的尊重和礼待。现在我被拘禁，离遣返还有5小时，我决定继续宣讲。

于是，我讲当代史的大事，从土改到“八九”到生态，涉及人物近百位。我讲到生态环境濒临崩溃时自然涉及上海挖地铁坍陷的事，有人插话说：“我们这机场底下就是空的。”听我讲的除了监守我的两位外，临时进出来看来听者至少在10位以上。曾来一位年轻警司，仰坐在沙发上。此前有人问我对胡锦涛的看法，我正说着呢，年轻警司一脸的严肃不满。他的坐姿我不敢恭维，仰着身，伸着脚，大八字分开，可以用“箕踞”二字形容。所有警官，进进出出无论哪一位警督警司，坐姿都是正常的，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箕踞”。我揣摩他是一位“愤青”。我不想招惹他，也不想示弱，更想一试说服他。我把话题从胡锦涛转到了江泽民，历数江在国际社会尽人皆知的大糗事：在西班牙当着国王王后梳头；在冰岛国宴上突然引吭高歌；在土耳其接受总统颁勋时自己一把抓起勋章挂在脖子上；离境时一把拽过上机后忘了转身招手致意的夫人王冶坪，继而双手使劲扳正她的肩膀，次日媒体说：夫人失仪于一时，主席失态于永远。等等等等。

我是边走边讲的，就在愤青警司面前走来走去，很清楚地看到他脸上表情的变化：从不满不屑进而生气甚至愤怒了。我讲的江的这些糗事全有出处，是铁的事实，半点儿也没夸张虚构。我了解的之多之详之细之实连当年专门写过江这类糗事文章的曹长青先生都佩服，甘拜下风。（一笑）我见愤青警司如此模样，索性再继续抖搂江的糗闻，一直讲到江特批建造北京歌剧院每个座位造价若干万元，坊间盛传这是为歌星宋祖英造的，我不相信。

愤青警司听我越说越“不像话”，终于按耐不住开口了：“你说了这么多我们领导人的坏事，我也不知道真假。你说歌剧院一个座位若干万元，根据是什么？你不能乱讲。”我答曰：“网上。”“网上的你也信？！”“官方网。”“就那么具体地说每个座位若干万元？”“有歌剧院总造价，有座位数。好事者用除法计算出了每个座位的造价。假不了。你要感兴趣，给我你的EMAIL，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十分圆满的答复。”

我与愤青警司几乎有点儿唇枪舌剑了。这时，有人开口：“江泽民还在澳门唱歌。”我一笑：“对，与澳门赌王的五姨太同台献唱‘洪湖水浪打浪’，还是江泽民叫上台的。”

愤青转而说要与我讨论《史记》、司马迁。他说司马迁客观公正地记录历史，又说《史记》是野史。我极度肯定赞赏了愤青的“客观、公正”论，对于《史记》是野史之说则曰：廿四史全都是仿效《史记》体例的。你说的《汉书》才是正史，大约是指前汉书吧，但前汉书许多是抄《史记》的，《史记》是比任何所谓正史或野史都辉煌夺目千百倍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所以不能目《史记》为野史。”我劝他多读点历史书。他明显地不高兴了。我知道自己失言了。

愤青警司再转而谈邓小平，说邓发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多么高明多么伟大，问我对邓的看法，责问我“你怎么尽说我们坏的，不说我们好的。这怎么能客观公正呢？”“这正是客观公正啊。歌功颂德60年了，尽说好的，尽骗人骗老百姓也骗自己。我要还原历史真实，所以只能尽说不好的坏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尽说好的，就停滞了，不能进步了；只有不满，永远不满，才会才能向前，才能进步。这里有哲理，也是历史事实。……”

愤青警司不明白，他反复强调的“客观、公正”最需要的正是他的主人。我即使真的不客观公正了，为害也极其有限；一个执政党，一贯地不客观公正，为害就是国家民族和文化了。警司们不断地给我倒茶续水，拿来了他们的点心蛋糕，力劝我吃一点儿，反复地十余次地劝我再吃一点儿。我完全明白理解这是借以表示同情和善意以至敬重。有好几位或公开或私下对我说：“今天受益匪浅。今天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谢谢你。你要保重，要注意身体。”等等等等。他们在设法让我感觉到人性的温暖。

借撰写本文的机会，我向你们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在我悲苦无依的时刻示我以人性的善和温馨，感谢你们从不打断我的“反动”讲述，感谢你们认真地听我絮叨。希望你们设法看看我的其它文章，如最近的：《1949年后的“国学大师”》、《语言文字改革运动》……在百度诸搜索网上输进鄙名或文章名，一般都能找到。给你们抄走的拙作各书，也都能在大陆网上搜到。我的文字都是历史事实的记录和评述，虽然粗浅，但须臾不忘“客观、公正”之训，时时事事处处皆奉“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公平、公开”为圭臬为坐标。对中共的历史罪恶不敢为之讳，也不会谩骂、诅咒，更不会侮辱、诬蔑。若蒙拨冗浏览，谨请批评指正赐教。

23时30分左右，朱警督来了，板着脸很严肃，说：“要履行一下例行公事，摄像拍照，请你配合。”他拿着一张纸，对着我念念有词，大意是：根据出入境的什么条令，不准我入境云云。我已无心听他自己也认为的“不可能圆”的话，也无意接着说些抗议之类的套话，提起包就走人。警司们过来帮我提包，要我带着他们送我未吃完的两包点心蛋糕，我收受了。这中间不仅有这些警司们的一片心意，更显示出毕竟有变化了，毕竟不是漆黑一团，毕竟不是铁板一块了。人性善是永恒的，是万古长存、永远不灭的。

朱警督、沈警督二位同样忠实地执行了上级错误的无理违法的指令，剥夺一位公民的各种天赋权利，不人道地拒绝我返国诊病治疗的最低要求，但是，朱、沈在执行的方法上、待人处事的态度上有异。朱表现出了人情味，沈则古板、原则气浓重。朱努力“和”，沈稍显“戾”。“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致中和”，则天地万物育焉；“戾”，有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余绪。在当今世界，和谐自然远胜暴戾。愿你们的上级，在表彰沈原则性强的同时，也能肯定朱的灵活性的“和”，或许朱警督在忠实执行上级指令的大原则前提下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人情味是更好、更接近与国际社会接轨、更趋于与普世价值融和；希望你们全体今后不要以党纲党纪治国处事，逐渐转换成奉国法奉普世价值为圭臬，以法依法治国处事；能如此，则中国幸甚、民众幸甚、我能幸甚、你们的党幸甚、浦东机场边检幸甚、你们也会幸甚。

朱警督打头，七八位警官们随着我到了登机口，我离开一大群警官，走向飞机口。迎客的德国乘务长，看看那一大帮警官，对我一使眼神，两次很大声地用汉语说“你好！”。在机舱里，他认出了我，又特意用汉语说了声“你好！”。我既感动又有点儿沉重。我想，这位善良的德国人大约看过不少类似我不准入境遭遣返的异议人士吧。中国，祖国，你什么时候才能不这样啊！？

12日德国时间5时许，我抵达慕尼黑机场，形单影只，在空旷的机场大厅里踽踽独行。我在飞机上和机场里已折腾了近40个小时，我突然感到了身心俱疲，累到极点。我想哭，却欲哭无泪。

12日11时过，我回到了马德里。西班牙用他宽阔悲悯的胸怀又一次接纳了拥抱了我，让我在无比苍凉、悲怆、凄楚感中有了些许温暖。我回到了马德里陋巷的蜗居，给至爱亲朋打电话报平安，听着安慰亲切的声音，我放下电话终于哭出声了。我老了，再难做硬汉了。

我曾在与愤青警司论辩时凛然宣称：“我就是要效法千古一人司马太公，为历史、为这60年的历史留下真实的记录。无论这有多难，我将矢志不渝。如果有缘，你会看到我力求客观公正叙写这一段真实历史的记录《国史简纲》。”现在将此公诸大众，作为本文的结语。破釜沉舟，置之死地，非得把《国史简纲》写成不可，这也是老朽我能留给祖国、民族、历史的回报；无论贫困、疾病、死亡，我都要做到。

2009年11月13日 于马德里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