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42期）

（1）、关于邹振龙的部分

前锋农场声称：“邹振龙是因负有债务，经营不起，自愿把2000多亩地交还给农场，以抵顶债务的。”

其一，经查证，《反馈材料》中就有“经领导决定，收回邹的开荒点”字样，堪称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其中农场的报告也自称，“1990年10月因农场组建畜牧科农业队，与邹振龙协商后，将邹振龙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划归畜牧队经营。”

“划归”——即以强权无偿剥夺是真的。

“协商”——无须核对，一望而知就是假的。

邹振龙不是智障，脑子也没进水，不会领导来“协商”几句，就把自己投入数年血汗和几十万元创办的家庭农场拱手相让吧？那是他的命根子啊！

其二，农场方面称，邹振龙交回家庭农场是“用以抵顶债务”，此说也是站不住脚的。农工春天种地要借债“抬钱”，秋天收粮再还债，这在垦区是普通现象。当年农场把邹振龙的2000亩耕地和正在生长的大豆全部无偿收走了，即使用收获的大豆抵债，邹振龙也还盈余近3万元。而且，国家法律明文规定：“不得用承包土地抵顶债务”。

邹振龙还发现，《反馈材料》里夹杂的许多所谓“邹振龙的欠债票据”复印件被重复复印多次，最多的重复使用5次。邹还指出：“农场建畜牧小区用的红砖都下到我的账上了，从第39页到第45页，除一张票据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是从场里的修配厂找来的，而且还多次重复使用。”

《反馈材料》被彻底推倒。

（2）、关于张丽英的部分

此次见面，北安分局和前锋农场负责人当面对我说：“张丽英连每亩地15元的承包费都不肯交，所以才会没收她的承包地和粮食。”

其一，经查，《反馈材料》中有一份《张丽英侵权强行种植土地证明》，其中标明：“2010年，张丽英在前锋农场第四管理区种植土地2621.6亩，应交费用554116元。”如此算来，每亩地承包费高达210多元！一年之春，张丽英要“上打租”提前交纳55万多元，农场的谎言不攻自破。

其二，农场方面告诉我，“张丽英强占了另外15户农工的耕地，现在这些农户已经起诉她了。”实际情况是，2009年，农场作业区以张丽英拖欠承包款为由，强令收回张丽英自投资金开发的900亩耕地，发包给另外15户农工，遭张丽英断然拒绝。现在来看国家《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以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等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标承包，不得将承包地收回抵顶欠款。”

张丽英拥有省土地局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和省土地局驻前锋农场土地科颁发的“五荒开发证”，其“四至边界”面积总计3000亩。她不同意农场年年上涨承包费，她拒绝前锋农场以此为由，无偿剥夺她的家庭农场。于是前锋农场公然抢粮抢地，擅自将她凭证开发承包的土地发包给15户外人。

张丽英自费开荒在前，拥有《土地证》在前，农场以张丽英拒交连年上涨的承包费并在农垦法院“败诉”为由，强行将其土地发包给15户其他农户，因此我拒绝《反馈材料》的解释。

（3）、关于白文革的部分

其一，白文革指出，《反馈材料》中的“征用耕地协议书”是伪造的，他本人根本没见过。这里需做一点自我介绍，我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对文字当有一定研究。经我仔细比照，这份“协议书”上白文革的“签名”确实是假的。如有疑义，可到笔迹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

其二，《反馈材料》列举的白文革大量欠款票据，绝大部分是其兄长白文举的，与白文革无关。农场收回白文革的耕地理由不成立。

其三，没收白文革的成套农机具以抵顶债务的“协议书”同样是伪造的，签名是假的。

其四，最令人愤慨、也令人哑然失笑的造假，一种以“组织”名义进行的有密谋的集体造假，赫然出现在《反馈材料》中前后两张的《家庭农场承包合同》上！

第一张：甲方（发包方）标明为“前锋农场”，乙方白文革的“家庭住址”竟然跑到了毫不相干的“大兴农场场部”。

第二张：甲方（发包方）标明为“前锋农场”，乙方白文革的“家庭住址”则是“前锋农场三队”。

两份合同签署日期同为“2010年1月1日”（放假日）。

造假者也太“玩忽职守”了！同一个白文革，在同一时间被安放到两个农场，而且有两个家庭住址。这只能证明，两份合同是假的，签名是假的，日期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

一堆谎言！这是以庄严崇高的“建三江农垦分局”的名义送达我手中的《反馈材料》啊，造假者把自己和自己的“组织”作践得太彻底了！

这个造假行为显然不是前锋农场工作人员搞的，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的单位错写成“大兴农场”，这次造假只能在更高层次的机关进行。在这么高的“党委”层次上，进行如此拙劣的造假，我相信会超乎全国所有公民的想象力！

现在，建三江分局反驳我的《反馈材料》就摆在我的案头，我怎么看怎么像一场闹剧的脚本。

2011年1月初，邹振龙、张丽英、白文革在总局、分局、农场三级相关负责人在场的情况下，当面向黑龙江省调查组反映了上述的造假行为。全场鸦雀无声，无人敢出来否认！

3

发生在建三江的造假行为并不仅仅限于这本厚厚的《反馈材料》。

青龙山农场张桂荣向我提供了农场泡制的一份“阴阳合同”，2010年3月，她交纳的实际承包费比农场印好上报的“合同”文本多出30618.6元，这份“阴阳合同”是该农场统一制作的。同样，北安分局引龙河农场职工唐维君在场部办公室，也发现了全农场统一制作的“阴阳合同”！

2011年1月9日，洪河农场的张振学打电话给我，聊起伪造白文革合同之事，张振学说，大兴农场还伪造了有关他的一份合同。2010年11月22日，在农场剥夺张振学家庭农场土地的一场官司中，农场代表当场出具了一份合同，标明张振学和都杰于1995年10月25日签署了“转让合同”。张振学说：“我和都杰从不认识，在农场20多年也没见过面，我们怎么可能签署过这份‘转让合同’？”

张振学已经复印了这份假合同，现在他手中。张振学说：“这没什么奇怪的，农场造假的事情太多了！”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3期  2014年10月31日—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