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42期）

关键词：初见检察官

孤独、寂寞、饥饿、馋、憋屎憋尿及超体力的训练，终于让我忍受不了了，我决定向检察院反映。我向杨亚楠提出见检察院的人，她说无法联系。

在见到我妹妹的时候我说要找检察院反映问题，她说已经强烈要求团河检察院介入，他们也表示要来人和我见面。

3月6日，检察院的老郑和小李来了，我高兴极了，像见到救星一样。我已经有11个月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说话了，终于有一个平等的说话机会了，我不停地哭着、说着。

我讲的内容太多了，他们没法做笔录了，就让我写成书面材料，约好了星期一再来取。

我急切地请他们在笔录上记下几个急于解决的问题：包夹问题、严重缺乏营养问题、以虐待的方式集训问题，请他们尽快协调解决。

星期四，经杨亚楠批准，我开始写，不知不觉一天写了12页。写完之后，我交给杨亚楠，说：“请大队长看一看，如果我这里面有不实之词，有我编造的东西，请指出。”第二天，她还给我，说：“你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星期六是我的学习时间，我刚铺开纸，想把这份草稿抄出来，袁源就进了门：“野靖环，大队长不是跟你说了吗，星期四你写东西的时间要用今天的学习时间还上。”

我解释说：“已经和检察院的人约好了星期一来取，我想尽快抄完了。欠的时间下星期再还。”

她很不高兴，说：“这么照顾你，你还那么多事！”

检察院的老郑和小李如约来取我的材料了，我按他们的要求，在每一页纸上签名、按手印。我充满了希望等待着劳教人员的处境能有所改善，盼望着下一次采买能让我买一点儿基本营养品。我一次又一次地盼着，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一直到期满释放也没有盼来一丝一毫的改变。

3月25日，调遣处又来人考核了，只问了一句话：“怎么样了？”

我回答：“还那样。”考核没通过。

3月31日晚上9点多钟，小哨叫道：“六班准备洗漱盆”了，于是，我蹲在地下从床底下拿洗脸盆和拖鞋。洗脸盆都放在中间的床底下，拖鞋放在最里面，得把头伸到床下才能拿到。床和学习柜之间的过道很窄，张小敏偏偏在这时候要过去。

“让开！”她大声叫。

“你不会从那边过？”我说。

“那边有人！”张小敏还是喊叫着。

我也大声说：“这边也有人！”

“操！你他妈的也是人？你也不看看，谁拿你当人哪？”张小敏大声骂起来。

我知道，副大队长杨敏在筒道里巡筒，张小敏故意叫嚷，让杨敏看看她对我的态度是恶劣的，让杨敏对她的表现满意。

我心里的火已经顶到脑门了，长期以来的愤怒、痛苦突然压抑不住了，我马上也学着她的话骂了出来：“操！你他妈的也是人？你就是个混蛋！”

张小敏愣了一下，突然她说：“杨队长，野靖环骂人！”

我回头一看，杨敏已经站在门口。

“野靖环，你知道骂人是什么行为吗？”杨敏本来就窄窄的脸拉得老长。

“你问张小敏吧，她天天都骂我。”我说。

张小敏立即叫起来：“野靖环，别忘了你的身份！”

我看着杨敏问：“杨队长，我是什么身份？张小敏的身份和我不一样吗？她有资格说这种话吗？”

杨敏竟然说：“那是她说，我又没说。”

我说：“她当着你的面说这种话，她这样说对吗？”

“我说什么啦？我什么也没说！”张小敏当面耍赖。

“杨队长，你看见了吧，她明明当着你的面说的话，马上就不承认了，她这样做对吗？”我还是看着杨敏说。

“野靖环，你这样和队长说话，你就是忘了你的身份！”张小敏喊着。

我也喊起来：“你管不着！我怎么和队长说话跟你有什么关系？”

“野靖环，你喊什么？”杨敏的矛头又对着我。

“杨队长，我的话有错误吗？”我问她。

“那你也不能大声喧哗。”杨敏找到茬了。

“杨队长，她的声音比我还大，你怎么不说她呀？她凭什么管我？她是什么身份？”我问。

杨敏一甩脸，转身走了。

天天都是这样的日子，我在骂声中、在队长的无端指责中、在训斥中一天一天地熬着。今天，我开始反击了！而且我发现，杨敏无法面对我的问题。

整整一天，我思前想后，反反复复地考虑以后怎么办。我是不会接受“警告”处分的，向劳教局的申诉已经3个多月了，没有回音。包夹是不会解除的，我妹妹已经告诉我了，调遣处说我被包夹是因为我曾经“自杀”。以前有多少人被打死却被说成自杀（2008年的网络流行语“被自杀”）。营养品是不会让我买的，她们的目的就是在身体上摧残我，在精神上折磨我。还有8个月哪，我不能再忍受了，有妹妹及朋友们的支持，我要斗争，要反抗！

4月2日早上我擦完地，端着地布盆站在门口喊：“报告班长，六班劳教人员野靖环求洗地布！”这是要出班干活时向小哨的报告词。

卢静、张小敏、代元元、杨小梅、王平5个人立即把门拉上，堵在门口。

我是不许出班的。我擦完地，还有法轮功用完的抹布统一由别人出去洗。因为擦地都是在早饭之前，不能出班的人就只能脏着手拿馒头吃饭。在我没被包夹前，我每次洗地布回来，都用盆端一点儿水给侯秀英她们洗洗手，然后我再把水倒了。我被包夹后就没人敢端水回来给我们洗手了。

刚开始包夹我时，包夹人的行动也受限制，她们也不敢随便出入。后来，杨亚楠对我越管越严，并利用包夹人整治我，对包夹人的行为就不管了。筒道里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只要是野靖环包夹小组的人，就成了筒道里最牛的劳教人员。

今天，我要求洗地布了。

我看着她们说：“我刚擦完地，要去洗手，正好洗洗地布。”

她们七嘴八舌地说：“从来都不洗手，现在又要洗手，这不是找事儿吗？”

我说：“你们都洗手了，为什么不让我洗手，就用这脏手吃饭吗？”

她们说：“一直就这样吃饭，也没见你吃出病来，今天怎么就不行了？”

我转身放下地布盆，从柜子里拿出水瓶，瓶子里还有昨天剩下的一点儿水。我径直走到窗前，把手伸到铁栏杆外面，用左手拿着瓶子把右手洗一洗，又用右手拿着瓶子把左手洗一洗。

这一下可炸了窝了。调遣处的《规范标准》上规定：离窗户和门口一米的距离不许停留；不许往窗外倒水、扔东西；不许往窗外看。有的人站在屋里往外看都被扣10分了，可是我竟然敢大模大样地把手伸出窗外洗——一次就违反了3条规定：停留、倒水、往窗外看。

屋里的叫骂声乱成了一团，杨大紧接着就进了班。马上，她就知道了我在干什么。她先是惊讶，转而愤怒，马上又发起火来：“野靖环！你无法无天了！你竟敢把水倒在窗外！”她的每一个字都是喊出来的。

我说：“大队长，我擦完地，要去洗地布，正好洗洗手准备吃饭，她们不让，我就只好用瓶子里的水洗洗手。”

“那是洗手的地方吗？”杨亚楠叫喊着。

我看着她那放射出凶光的眼睛，平静地说：“不是。”

“你这是明知故犯！你是道德败坏！没想到你这种表面上高雅的人，竟然往窗外倒水，你连基本的社会公德都不懂！”她的话正好说到了关键。

“大队长，饭前便后要洗手，3岁的小孩都知道，可是在你这里就不行，你的道德标准我的确是不懂。”我还是平静地说。

她死死地盯着我，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了。她朝张小敏喊：“把她的水倒了！”

我紧接着说：“大队长，我们是住在一楼，这点儿水又能洗手，又能湿润草地。你倒进厕所就白白浪费了。我和你的道德标准的确是不一样。”

杨亚楠要气疯了：“野靖环！你就胡搅蛮缠吧！我看你这样能有什么好处！”

第二天早上，我擦完地，开始挂毛巾。

以前我都是先挂自己的毛巾，因为擦地的手肯定是脏的，用自己的毛巾把手擦干净再去挂别人的。可是今天我从最边上的盆开始整理，那个盆是张小敏的，她是夜班，夜班是晚上6点半洗漱。夜班的盆放在边上，拿出来方便。

我蹲在张小敏的盆边，刚从盆里拿出毛巾，她就叫起来：“不许动我的盆！”

我跟没听见一样，继续挂毛巾。横着竖着挂齐、抻平。张小敏气呼呼地看着，突然，她跑了出去。我立即站到门口看，她进了水房，小哨刘桂利在看水房。

我站在门口就喊：“报告班长刘桂利，张小敏出班向你求了吗？”

刘桂利回头看了我一眼，没吱声。张小敏随着我的话音就出来了，甩着手上的水珠回到班里。她靠在窗台上，手插在兜里，开始和卢静说一些下流的话。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说：“张小敏，你说的话是不是污言秽语？你靠窗台站着是不是违反了规定？你还手插着兜，你太牛逼了吧？”

她们之间说话都带脏字，互相骂最难听的话也跟说着玩似的，可是从我嘴里说出来她们常用的词，她却受不了了，憋得脸通红，想骂又不敢骂、想说又不知道说什么的样子，她又跑出去了。

我还是站在门口，看见她又进了水房，这时换了刘芳看水房。

刘芳是最坏的，她经常罚其他劳教人员，她从来不允许求茅的人上厕所，而那些牢头狱霸不用求就可以随便去。

我又朝着水房喊起来：“刘芳，张小敏没向你求洗手，就进了水房，你怎么不管哪？”

刘芳叫起来：“你管得着吗？”

我提高了嗓门喊：“刘芳，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这种事归你管，不归我管。”

刘芳又说了：“你少叫我的名字！”

我控制着声音别太大了，因为大厅里队长和代元元正在发药，只要让全筒道都听见就行。我又喊：“我不叫你刘芳的名字，我怎么跟你说话呢？我叫你刘队长行吗？”

这句话吓得刘芳不说话了。

祝队长出现在筒道里，我停止了喊。我等她走近了说：“报告祝队长，我想麻烦祝队长，跟杨敏队长说一声，我有事向杨敏队长报告。”

祝队长看了看我，走了。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3期  2014年10月31日—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