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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香港的民主抗争
——用脚闯出一条路来

谭竞嫦

从9月下旬开始,一场大规模的公民抗命运动在香港再度出现,引发全球关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也在严密监视之中。这场起初被称作“占领中环”的运动后因抗议者使用雨伞抵御胡椒喷雾、催泪弹以及天气而被称为“雨伞革命”。借助这场“无中心”运动的平台,香港市民争取《香港基本法》所承诺的真正意义上的、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权。

抗议者的另一项诉求是被他们称作“狼”的香港特首梁振英的辞职,因为他们坚称梁振英不能代表香港人民多元的民意。上周揭露的梁振英于2011年底秘密收受澳洲公司614万美元巨额款项的丑闻,引发了对他各种腐败的指控,使局势火上浇油。

这场针对香港民主未来的大卫与歌利亚之战,对香港的民主前途、大陆对香港的政策乃至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利益攸关的全世界会有哪些影响呢?一些背景知识有助于理解这一历史性事件的发生。

历经150年的英国殖民统治后,香港于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国。根据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将享有高度自治,其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将保持50年不变。1990年由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全国人大”)颁布有“小宪法”之称的《香港基本法》也同样承诺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香港人民享有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在内的基本的权利与自由。

根据《基本法》的规定,“最终目标”是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行政长官。2007年,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可由“普选”产生。但后来在2014年8月31日发布的决定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又规定“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而且普选必须在获得由北京操控的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支持的二至三名候选人之间进行。

正是这一决定引发了抗议。

到目前为止,北京对香港公民抗命运动的反应很符合其独裁专制的一贯作风:他们封杀有关消息流入大陆,而只允许那些亲北京、反对示威的网络帖子。就连“雨伞”这样的词也因此而被屏蔽。北京还透过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官方宣传工具以强硬语调评论示威游行。中国政府声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绝不更改,并将香港人的公民抗命贴上“动乱”的标签。这令人联想起北京对中东茉莉花革命和台湾太阳花运动的类似处理方式。

北京还重复其一贯论调,指责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等反中国势力干涉“内政”、暗中煽动运动或为其提供资金。

然而,北京对抗议活动的处理方式并非仅限于言辞。与三合会等犯罪团伙组织有联系的暴徒和肇事者试图对抗议人士发起暴力冲突。这一现象虽然令人恐怖,但并不意外。运动的组织者很快要求调查并追究这些团伙的威胁、恐吓以及针对女性示威者的性骚扰。虽然有一些香港人因为游行所造成的交通或其他日常生活上的不便而反对示威,但社交媒体上曝光一群经常戴着面具的反占中团体乘载安排好的巴士抵达和离开示威现场并安排就餐。这群人所享有的优厚资源令人起疑他们的背后有一个反民主政权在撑腰和提供资金。

组织抗议活动的三个团体——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由大学生组成)、学民思潮(由高中生组成)和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都已发表声明否认北京的指控,并对香港政府对游行的不当处理做出了策略明确的回应。一个抗议标语这样要求道:“不要尽信你所听到的。擦亮双眼,认清事实,厘清谎言。”在堆放水、食物、胶带和线的街旁有一个标语写道:“我是境外势力。”如国际媒体所广泛报道的一样,香港示威者组织良好并擅用高科技。他们设立了受害者热线、学生自习区,甚至政治电影之夜。他们还建立了传统的关公坛(关公是三国时期一名象征忠勇、正直和仁义的将军),并在临时搭建的礼拜堂举行宗教仪式。

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游行吸引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支持,如教师、记者、工会,其中包括竹子脚手架能手在内的普通工人。在警方拆掉第一组竹子路障后,建筑工人则帮助示威者建立起新的路障。这场斗争的结果还不明朗,但有一点应该记住:这不是香港人第一次站出来向试图剥夺他们权利和自由的行为说“不”。2003年,50万香港人走上街头反对由北京支持的23条安全法立法,拒绝给当局提供压制言论自由、独立媒体、隐私和不同意见的有力工具。在香港的年轻人、老年人,以及包括商界、学术界和法律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团结一致的努力下,这项提案最终被搁置。当时的行政长官董建华虽然坚称不会下台,但不得不于2005年辞职。

就在两年前,即2012年的9月,当时年仅16岁的黄之锋和其他人共同创建了“学民思潮”——一个在这次普选示威中扮演重要核心角色的中学生团体。他们组织静坐、绝食和举行大规模运动反对强制推行国民教育科提议。学生们批判新科目的“宣传目的”是政府的洗脑行为,并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要保护以自由提问、真相、选择以及独立思考为本的教育方式。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收集了十万签名。黄之锋在一大群示威者前宣布:“我们在创造历史。我相信奇迹会出现。这里就是转折点。”国民教育科后来由硬性规定变为选择性实行。当被问到他从过程中学习到了什么时,黄之锋回答道:“坚持的意义。每个人都可以关心社会,成为社会的真正公民。”

这种公民的坚持、对中国及国际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的要求、以及社会各界的联合,是北京所惧怕的未来,也是北京无法避免的未来。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军队暴力镇压后,100万香港人,也就是每六个香港人之中就有一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在过去的25年间,每年六四纪念日,香港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唯一的城市一直坚持举行十万人以上的集会,公开纪念六四,要求正义和真相。香港人不会放弃他们得以享受个人自由的环境。他们要得到北京所承诺的普选,而不是“一国一制”。香港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中国大陆未来局势不可避免的预演。一切只是时间问题。


(谭竞嫦,中国人权执行主任)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2期   2014年10月17日—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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