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40期）

第五章  反抗

“新国大”一起上访的朋友给我寄来的信都被扣押。刘素民老大姐给我寄来的挂号信，过了一个半月才给我，里面就是写了她们到北京市团河地区检察院和北京市劳教局、司法局、司法部反映问题的内容。周建军寄来的挂号信，2007年10月17日就到了调遣处，一直到12月24日才和他又寄来的特快专递同时给我；而这封特快专递也是被扣押了12天才给我。他在知道我没有收到挂号信后，就从邮局开始查，九大队才不得不给我。寄来的平信就干脆不给我了。

《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劳动教养人员的通信，不检查。”

我妹妹和“新国大”上访的十几个朋友，拿着《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到处反映调遣处扣押劳教人员来往信件的问题和其他虐待的问题。

3月8日，我被叫到大厅，李颖站在大镜子前面，手里拿着一封还没有拆开的信。她把信交给我，说：“你看好了，这封信还没有拆开。从今天起，信要当面拆封，我们只检查夹带物品，不再审查信的内容了。”

她说着又把信拿过去了，拆开，把信纸拿出来抖了抖，连同信封一起交给我。她还说，以后我们写的信，也不检查内容了，封好口以后再交给她。

我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这是我妹妹等人的斗争取得的胜利！我高兴地看着这封信。这是刘素民寄来的挂号信，3月8日大兴邮局盖的收到邮戳，当日就到我的手里了。这封信没有被拆开审查，所以，就没有扣留的必要了。信到了，就发给我了。

杨小梅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真是够新鲜的。野靖环，你们这些人真能折腾。”

过了几天，李颖又叫我到大厅去拿信。她当着我的面把信封撕开后，抽出信看了一眼，马上又把信折叠起来了。我看到那张纸好像是印刷品。她说这个不能给我。我问为什么，她说这不是一封信。我问是什么，她说不能告诉我。

这封信里还有一张小纸条，她看了之后又让我看，问我是谁写的。

我一看，纸条上歪歪扭扭地只写了一行字“大姐你好，一定要保重身体。”没有名字。

李颖问我：“认得这个字是谁的吗？”我说不认得。她说这封信不能给我，要向领导汇报。

因为肯定不是家人和朋友的来信，我也没在意这件事。

第三天上午，3个女警察面容严峻地同时进了北二，让其他人都出去，她们把我围在中间。这种阵势还是第一次出现。

李颖又拿出那封信，说：“野靖环，你不是要看这封信吗？现在给你看一下。”

我拿过来一看，是一份小报。沈队长指着报头的3个字说：“《明慧报》，现在你知道是什么了吧？”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印刷品，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再一看文章的小标题“博士生退党”，我才明白。

我说：“这是不是法轮功的小报啊？”

王东说：“野靖环，你就装吧！你连法轮功的《明慧报》都不知道？这是香港印刷的。”

我反问她：“王队长，我从来没订阅过这种报纸，我怎么能知道这是法轮功的报呢？”

沈队长说：“现在我们来找你，就是让你协助我们调查，你一定要告诉我们这个报纸是谁寄给你的。”

我说：“我一个法轮功都不认识，只有在这里我才跟班里的法轮功有接触。她们都比我判的时间长，我还没出去呢，她们也不可能出去啊？”

沈队长说：“你撒谎！人家怎么知道你的名字？而且‘野靖环’3个字一点儿都不差！”

我说：“我上访十几年了，在外面还是有点知名度的。你不信就到上访的人群里打听打听。”

我正说着话呢，王东突然叫喊起来：“你站好了！看你这随便的样子！我们3个人跟你说话你还不知道害怕！”

我本来就是立正站在她们中间，只是谁跟我说话，我就稍微地转身看着她，王东非得要我低头认罪的样子才看着顺眼呢。

我把头又偏了一点儿，看着她，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我还以为3个队长来找我是对这件事的重视呢，原来你们是为了让我害怕呀？那么你叫30个警察塞满了这一间屋子，看看我会不会害怕？”

王东抱着胳膊，翻着白眼珠恶狠狠地瞪着我，没有再说话。

李颖说：“你再好好想一想，你一定要配合我们，说出这个人是谁！”

我说：“你这样说，就是太难为我了。我根本不认识法轮功，不可能想出来是谁。”

李颖说：“你别把口封得这么死，再给你时间让你考虑。”

沈队长说：“野靖环，你这种不配合的态度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我说：“各位队长，我不是不配合，我是不知道谁给我寄的信。我无法编出她的名字。”

她们3个走了。我的心里不安了。我预感到要有新的麻烦了。

关键词：扎针

杨亚楠把卢静叫到大厅，卢静回来后坐在小椅子上，整整一天没有说话。她的劳动委员被撤了，她彻底崩溃了，彻底改变了。

代元元住了半个月的院就回来了。

她进了筒道，看见我在北二的地下蹲着，还以为我被罚蹲呢，没敢进来，后来知道我是自己在练习蹲姿，才进来说话。

她说住院以后在病床上整整躺了3天，每天都输液。第7天大夫告诉她没什么大病，再观察一个星期就可以出院了。她休息了半个月，脸色已经不再是铁青了，嘴唇也有了一点儿血色。这一个月，她的圆脸变成了瓜子脸。

卢静紧紧地靠上了代元元，她知道代元元在筒道里是大姐大的位置，在队部里是队长信任的人。卢静被杨亚楠整治，就是代元元看不上她，经常在队长那里给她“扎针儿”。卢静说：“已经被人扎成了血葫芦。”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对我的态度不够恶劣。

从这时起，卢静每天给代元元打被子，给她洗衣服。只要两个人都在屋里，卢静就挨着代元元坐着，不停地用手摸着她的身体。要是站着，卢静就总是从代元元的身后搂着她；有一次沈队长看见了，进门说了她几句。代元元好像也怕再让队长看见，就好像无意识似的躲开她。

卢静的语言越来越粗俗下流，动作也越来越猥亵。本来是很漂亮的模样，竟然也变了。有一次接见回来，她说：“我妈说我胖了，不如以前好看了。我老公说多胖都没关系。”其实不是胖瘦的关系，从她的变化，我明白了恶从心生的道理，我也明白了面善和面恶是善良和邪恶的表征。

卢静对我的态度完全变了，随时随地找茬骂我，实在没话说的时候就搬起高板“砰砰”地砸地。北二的回声太大了，我的耳朵被震得嗡嗡响。我只好说让她轻一点，一说她就吵嚷，队长就进来说我。

卢静是固定的白班。杨小梅和张小敏是前后夜，白天上下午轮流包夹。确保北二有两个人看着我。杨大不让她们在北二活动，卢静一坐就是一天，坐得她屁股都疼得不想坐了。有一次吃饭时她蹲着，被杨大看见，说：“像什么样？还有没有点规矩了。”吓得她再也不敢离开小椅子了。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1期   2014年10月3日—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