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军队转业人员上访事件层出不穷。他们为什么上访？他们转业后得到了什么？要求得到什么？中国军队退役人员包括转业干部（军官）、士官和士兵，他们地位不同，转业的待遇也不同，转业后的处境也不同。我首先从军队转业干部说起，今后有机会再分析有关复员士兵的情况。

军转干部目前的生活状况

河北省监利县有一位叫吴立金的军队转业干部，1991年12月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文书、排长、干事、副指导员、指导员。吴先生介绍自己在部队的情况时说，“自身素质好，思想觉悟高，工作能力强”。他参加过1998年抗洪抢险、1999年国庆大阅兵、2004年涉外军事大演习等大型活动，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和嘉奖，1999年被评为“全军学习成才先进个人”，2003年被师里表彰为“优秀党支部书记”。

2005年吴立金转业，被分配在湖北省监利县广播电视局，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编制，也没有住房公积金。他曾多次找军转办和本单位领导，但对方都是推来推去，最后干脆不管了。吴先生对自己的处境总结有四条：一、单位接收难；二、安排太随意；三、待遇不平等；四、户口难办理。

吴立金为自己的权益上访湖北荆州市信访部门，该市政府答复：“您反映的问题及请求，根据《信访条例》第二十一条有关规定，我们已交办监利县人民政府调查处理，请向监利县人民政府查询受理及办理情况。”监利县政府的答复是：“经我们核查县广播电视局机关在职人员，没有吴立金这个人。……部队转业干部，是必须安置的，并且在安置时还要征求个人意愿。请您直接到县军转安置办或县编制部门咨询您个人的具体事宜， 以便得到满意的答复。”目前吴先生成了非正式工作人员，他很恼火，但无计可施。诚然，和吴立金经历一模一样情况的军转干部并不多，但是，从我对军转干部集体上访和个人上访事件的关注中，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军转干部转业后，相当一部分人的处境和吴立金相同，没单位、没工作、没退休和医疗保障。这个群体很不“稳定”，甚至成了有关部门近年来“维稳”主要对象，他们今后将对中国社会有什么影响，很难判断。

二、有关军转干部的法律法规

关于军转干部复员安置，目前在中国还没有正式的法律，对于他们转业后的安置最高依据有两个文件：一是2001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的《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办法》，主要谈及计划分配和转业后的待遇问题，强调要计划安排。该文件出台后，没能解决问题，因为就中国的政治体制及人事制度，无法安置大批军队转业干部。比如，有关部门将安置指标分配给下级单位，但是该单位的人员编制却无空额，或者他们将空缺给了自己的亲友，于是军转干部就进入不了正式编制，成了编外临时工。这种情况很多，军队转业干部上访不断，愈演愈烈。一般来说，军官转业前，要到处托关系，力争有个好出路。由于转业后工作无保障，他们人心惶惶，由此产生心理疾病者大有人在。某驻京部队一个河南籍基层军官，因为即将复员，心灰意冷，沮丧间竟然携枪弹和特警巷战，最后弹尽自杀。

另外一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2007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的意见》。该文件对上一文件做了一些补充，添加并强调了自主择业的内容。目前亦有传闻说，营以下军官全部“买断”，消息是否属实有待证实。

中国军队目前还未“国家化”，就中国《宪法》上解读，军队首先忠于和服务于中国的执政党，其次服务于国家、人民。按照常理，给谁做事，谁就应该支付报酬。但事实上，中国执政党已经没有能力回报为他曾经付出“激情燃烧的岁月”的军队转业干部了，特别是基层军转干部。各级机构、单位都讲经济效益，而且权力私化，即使编制有空缺，他们也要安排自己的人，谁愿意把指标给转业干部呢？

三、维权找出路的情况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很大一部分军队转业干部被边缘化，成为无单位、无工作、无退休金、无医疗保障的权益缺失群体，各地军转干部上访事件频发，如2007年7月，烟台2000多名军队转业干部集体到市信访办上访，其中有大校军衔者。事隔一个多月，也是中共十七大召开的前夕，又有300名军转干部集体到烟台市信访办上访。烟台市委为应对他们，制定了一系列的“维稳”办法，其中包括《“三不许一追究”责任书》，党、政、企、事业领导必须签署，其内容主要是：1、不允许军转干部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领导同志联名写上访信；2、不允许军转干部签名起诉人事部等国家机关；3、不允许军转干部到市去省进京上访；对于出现上述问题的单位负责人，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处分、就地免职。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5名军转干部在总结自己的10年维权路时叹道：“可怜天下军人傻，一身戌装为国家，青春到此已耗尽，过街老鼠遭追杀。”

军队转业干部维权成功案例很少，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是无具体的集体目标。复员干部千差万别：部队不一样，服役时间不一样，转业时间不一样，转业地点不一样，转业政策不一样，和领导个人关系不一样，个人要求不一样等等，这些构成大家没有一致的集体目标，只是泛泛地“要工作、要住房、要医疗退休保障”，而各级地方官员以权限为由，将责任推诿干净。如果各地转业干部能针对自己情况和所属区域，协商一个基本要求，单一对某一个问题采取上访、静坐、示威等活动，并有对象地指定某一个官员出来解决问题，将集体的压力施加到某一个具体官员的身上，相对优势就显现出来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建立互助机制，这对大家更有利。转业干部想获益，必须有一个长期的获益机制。这个机制就是在各地的战友会的基础上升级一下，就可以更好地发挥其功能，具体要做的：在战友会中建立有相同利益取向的“会中会”，不要和战友会脱离，因为战友会中有相当一些人“混”得很好，是大家维权的潜在帮助者，不在战友中搞对立，这样的“会中会”目的就是实现上面第一点的作用，先从小目标做起，完成一个计划再制订下一个计划。

第三是鼓励个人积极开展个人维权活动。一个人很容易锁定自己的目标，依照个人情况制订个人的实施计划，当一个人为他自己维护权益的时候，要表现得更勇敢、坚韧、持之以恒。这个集体的成员一定要对这个人进行帮助和协助，当这个人完成目标后，他一定要去帮助其他个人维权。这样的集体循环，比制订一个集体目标，大家共同去实施计划以及共同获取的效益要大得多得多。这样能避免制订集体目标时利益相互冲突，也避免实施集体目标过程中积极成员和不积极成员同享结果的局面，有利于鼓励积极成员和维权领袖的出现。

四、一个成功案例

五十四集团军营级干部姚广德，1997年复员转业回原籍河南南阳，他的人事档案在投递过程中被工作人员遗失，他成了无军籍、无户籍、无工作的人。他找部队找地方，都没人管，无奈下踏上茫茫上访路。10年中，他手里没有超过两百元钱，在北京“上访村”住3元5元一晚的旅社，吃1元5角一碗的面条，由于营养缺乏，口腔常年溃疡。在这种恶劣生活状态中，他始终不放弃对自己权益的执着维护，于2007年底终于获得10年工资补偿，以及按当时军衔和职务发放的退休工资。

姚广德的维权转机是在2007年初，当时老姚和另外两位也在维权的军转干部在“八一”大楼要求解决问题，他们看到有一个车队要驶过，他们断定是“大领导”，3人立即上前拦住车队。赶过来的保安和警察将3人劝离，但他们成功地使车队停驶5分钟。事后，他们3人由前属部队接送到原住地，发生活费，等待解决问题。年底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特批彻底解决他们3人的问题。事后他们才知道，他们截住的是温家宝的车队，上演了一出现代版拦轿喊冤大戏。在中国这样做的危险很大，但他们做了，结果成功了，当然其中也有运气。

总结

通过上述，我想提供给读者一些信息：1、有相当多军转干部生活得很不好；2、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是社会利益分配结构的问题；3、中共利益集团把军人用完，然后像烂抹布一样地扔掉；4、维护自己的权益要有勇气，方法可以在过程中总结；5、大家要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利益集团认为他们是“烂抹布”，我们不能这样想，他们和我们一样是公民。

公民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式的自由、平等系统，转业干部维护自己的权益，本身就是公民社会系统成长的一个部分，它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完善。公民社会最终将取代权力社会。

最后，借此机会向维权多年不放弃的山东军转干部乔延兵和他的妻子孙娜表达敬意。

2009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