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37期）

春节前一个星期，突然“非常”了一批，是到外地去的。蔡广霞还等着和儿子见面呢，听见叫自己的名字，难受得哭起来说：“我儿子来了怎么办？”

快过年了，她受了那么多的折磨、挣了那么多的分都没用了。减期的梦想破灭了，又要靠拼命劳动来熬过剩下的半年了。

这批人走了，筒道里只剩下60多人了。六班只有6个人，成了我的包夹班。

春节前这次接见，妹妹说没有收到接见信，她知道是调遣处故意不寄给她。妹妹给调遣处打电话问接见信的事，调遣处就说查一查。她问几号接见，也不告诉她。她们就在倒数的第二个星期一来了，正好是九大队接见日。果真不让见，说是没有接见信。妹妹和“新国大”的朋友们早就估计到了没有接见信会有麻烦，所以来了十几个人，刘素民和高玉清两个老太太都70多岁了，肖娟的腿是残疾，庞银平的腿上打着钢钉，周秀玲的腰上打着钢板，她们坐3个小时的公共汽车，还要再步行40分钟。这些人一齐据理力争。

调遣处把陪绑、连带又使用到了这里。本来是1点半开始接见，为了“等领导批示”让不让妹妹和我见面，让所有的家属等了2小时，直到3点半才开始接见。

妹妹说，如果春节前见不到我，一家人过节该是什么心情？我姐姐该是什么心情？

我说：调遣处就是为了这个才不给你寄接见信的。

妹妹说，如果不是人多，肯定不让见了。有一个老太太一直在大门外面跪在雪地上哭，说是从河北来的，孩子半年没有消息了，才收到孩子从调遣处寄出的信，找了好几天才找到调遣处，快过年了，想见一见孩子，但是没有接见信就不让见。

妹妹说，上个月找了劳教局，要求让我买吃的，劳教局也同意了。可是带来的食品调遣处不收，说怕我吃死了说不清谁的责任。妹妹给我带来了在家里用的牛角梳子——这把牛角梳子伴我度过了最寂寞的时光，成了我最心爱之物。

代元元从早上起床就不停地整理自己的男式短发，不停地说：“不知道小波喜欢不喜欢我这个发型。”代元元终于和未婚夫见面了。

齐兆兰被释放以后，她“表弟”通过调遗处的熟人，安排代元元接见。

调遣处对熟人就不讲“规定”，只讲“人性”。

代元元的未婚夫李小波28岁，是个未婚青年。代元元36岁，她和第一个丈夫生的儿子18岁，和第二个同居的男人生的女儿12岁。

几年前，小波在代元元租房的小区门口干保安，出来进去的就认识了。刚认识半年，代元元就因吸毒被抓，劳教两年。小波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零食，每个月都给她寄300元钱。代元元提前4个月被释放，保证不再吸毒了，也一起回到小波山西老家，在一个小山村的窑洞里住了一段时间。小波的父母非常喜欢代元元，盼着代元元也能给他家生两个孩子。

回到北京以后，小波找到了一个铁路快运的工作，每天干得很累；代元元在家做饭洗衣服。她傍着两个“哥哥”，每星期和他们约会一次，都会有近千元的收入。她就用这个钱买“粉儿”，抽起了“花烟”（不是天天吸毒的方式）。

一天晚上，有人给她打电话，说打麻将三缺一。小波不想让她去，说太晚了，要想玩就在白天他上班的时候出去玩。代元元还是去了。刚走到那个人的家门口，代元元就被抓了——这叫被“点”了；那个人知道代元元当天吸毒了——在派出所验尿呈阳性。

代元元给小波打电话，小波连夜赶到派出所。警察骂她：“你这个老妖精，怎么骗了这么好的小伙子？”

小波只说了一句话：“我还以为你真的戒毒了。”

这句话一直折磨着她。若有两个月没接到小波的信，代元元就猜想小波不等她了，难受好多天，直到收到信才能好起来；反反复复地总是这样。开始，小波每月还是寄300元，但是代元元光买食品还不够，她吃不下这里的菜，还想吃小炒，每个月就要花400元，她就给小波写信，说身体不好，要增加营养，小波就每月寄来400元。这个山西小伙子真是太重感情了。

齐兆兰提前写信告诉代元元，说已经托关系安排好和小波见面，激动得她好几天没睡好觉。接见的这一天，她不知用手摸了多少遍头发，说小波喜欢她那带有自来卷的长头发，不知道看见这么短的头发会怎么想；又说进来这一年像老了5、6岁，不知道小波看见了会不会放弃她。

接见时，我也看见了小波：真是一个小帅哥。

本来见了面应该是很高兴的事儿，没想到，代元元的心情极其不稳定，她很担心小波见了她之后会跟她分手，因为小波跟她见面的时候没有说海誓山盟的话，连安慰的话也没有，一直是愁眉不展的样子。

代元元想这个想那个，整日闷闷不乐，第三天就开始发烧了。她的身体里本来就携带着乙肝和丙肝病毒，天天都吃药。结果这次吃药也不管用，天天烧到39度多，夜里烧得她在床上翻来滚去的睡不着觉，每天早上都要让别人拉她才能起床。她总是说：“我一夜打摆子，冷得我不得了。”每顿饭只吃一两口馒头。就是这样，照样和大家同时起床，不可能在床上多躺一会儿。看着她艰难地起床的样子，穿上衣服就坐在地下靠在暖气上，头也抬不起来，我把4、5个高板摞在一起，让她趴在上面。才几天的工夫她圆圆的脸蛋已经变成窄条了，眼睛经常是通红通红的。就这样，她每天照样三次帮助队长发药，来了新生照样准备新生物品。我在北二看着她拖着装满新生物品的编织袋、拖着离不开地面的脚、两眼无神地走过，我都掉下了眼泪。

中秋节我发烧才38度2，就那么几天的时间，我都难受的硬撑着。她这个样子怎么受得了？这是队长最信任的劳教人员，她帮着队长折磨其他劳教人员，充当着警察的打手，结果，队长也没拿她当人啊！脸都变得又青又绿了，没有一个队长发话让她中午在床上躺一躺，还是不断地有队长喊叫“代元元”；她本来无精打采地坐着，只要一听见自己的名字，就像抽了粉儿，立即打起精神跑出去。

这天晚上，她说很想吃橘子，正好李晓霞巡筒，靠着六班的门框问代元元好点了吗。

我走到门口跟她说，代元元想吃橘子。

李晓霞说：“我没带橘子”。

过了一会儿，她拿着一个苹果站到了门口，笑着对代元元说：“小杨队长带了一个苹果，给你吃了吧。”

大家都说“谢谢队长！”，卢静赶快拿过来，交给代元元。

李晓霞接着说：“吃完了别忘了写一篇稿子啊！”

坐在窗户下面的代元元马上说：“我不吃，我不要，我不会写稿子。”

我说：“你吃吧，你都好多天没吃饭了。我替你写。”

十几天过去了，代元元还在发烧，终于让她去小医院输液了。输了3天液，照样发烧。她被送到团河劳教医院去住院了。

代元元住院了，班里就剩5个人了。杨小梅和张小敏白天轮流睡觉，每天在北二要保证有3个人对我进行包夹。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8期    2014年8月22日—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