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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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振龙等人返回后，所有的合理要求都如泥牛入海无消息。

2009年3月，邹振龙、张丽英等4人再次入京上访。他们遇上《工人日报》一位姓赵的老记者，50多岁的样子，人很正直，富有同情心。听了邹振龙等人的控诉之后，他深入到前锋农场进行了三天暗访。大量血淋淋的事实令赵记者十分震惊，他说：“宁可我不干了，也要把这个黑幕捅开！”离开前，赵记者约前锋农场负责人见了面，质问为什么无偿剥夺农工通过合法手续承包的耕地？这位负责人的回答是：“因为农场的家庭农场取消了。”

赵记者介绍了自己采访的几家农户的艰难生活情况，负责人不为所动，仍然多方为农场诡辩。赵记者拍案而起，怒斥说：“有个寡妇孙海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住着破房子，连吃饭都困难，你上她家去了吗？你们就不能救救她吗？！”

这是多么可贵的、高尚的、正义的、富有同情心和伟大人格力量的声音啊！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声音！行文至此，我愿意向赵记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可惜访谈时农工们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当时，赵记者与农场负责人吵了起来。过后，农场要“安排吃饭”，赵记者严词拒绝。

2009年4月，邹振龙等4人第三次入京，找赵记者询问报道情况，赵记者说，前锋农场和农垦上级机关“派人来报社做工作了”，但报社坚持正义，还是发了一份《内参》。

这份《内参》是经过赵记者深入调查、广泛听取农工意见后写出编发的，充分反映了前锋农场某些不良现象和农工们的强烈呼声，极具参考价值，现摘要如下。

花样太多：不落实国家农业政策
生活艰难：农垦职工呼吁解决问题

（农场职工上访信）

工人日报编辑部：

我们是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前锋农场的职工，我们这里地处祖国的最北端—黑龙江省抚远县境内。我们反映的情况是：第一、前锋农场对职工承包土地的租费过高问题。以旱田为例，2008年每亩收费180元，2009年每亩收租费则又提高到214元，完全违背了国家和黑龙江农垦总局明令的农场田地收费不许超过2005年的收费标准，而前锋农场2005年的收费标准是每亩地每年125元。第二、干部们大量占用农田等问题。按上级有关文件，农场挣工资的干部不许承包土地，但前锋农场很多干部们都有数千亩不等的土地，而且有些土地他们只交很廉价的租费；第三、农场绝大多数职工生活困难的问题。农场许多职工没有土地或者因为土地租费过高而生活十分困难，职工中有许多现在仍然住在破烂不堪的泥草房里，有的家庭连电视都没有。我们这里的问题很多，但这里的干部们很有“办法”，职工们反映的问题，他们给上级汇报时都糊弄过去了。我们希望新闻单位能把这里的事情认真调查一下，让上级有关部门的领导能了解我们这偏远地区职工的困难。

前锋农场蒲建清、张丽英

记者调查

2008年11月12日，记者到前锋农场进行采访，现将采访的有关情况归纳如下：

从兴办职工家庭农场谈起

1984年，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根据中央（1984）1号文件，出台了《关于国营农场职工家庭农场的暂时规定》，这个“规定”明确：家庭农场与国营农场属于土地承包关系，承包土地15年不变，三年不上交农业税。而前锋农场规定：土地开发一切费用需要个人投资；开荒种植第一年家庭农场每亩向农场交5公斤粮食、第二年每亩交10公斤、第三年每亩15公斤。农场职工当时承包的是沼泽荒地，“荒地”俗称“生地”，经过多年耕种后才能成为正常生产粮食的“熟地”。种地所需要的种子、化肥、油料等一般核价后，由农场先行垫付。开荒环境差、个人投资高、粮价低，由于以上原因，全农场当时只有部分职工报名兴办家庭农场。

到了九十年代，职工开垦的荒地成为“熟地”，粮食生产比较稳定时，农场以职工欠款为由开始收缴职工家庭农场的土地，但将没有欠款的职工土地也一同收走。例如农场职工周（邹）振龙没有任何欠款，他1989年从部队复员，个人投资开发荒地2000余亩，1991年农场畜牧科组建农业点，因为土地不够，农场就强行收缴周（邹）振龙的土地，同时把收割的大豆也一同收走。

1998年，农场12连职工蒲建清与农场签订的家庭农场土地承包合同还未到期，农场以他欠款为由将土地收回，并将他个人投资价值十几万元的农用机械没收。2006年农场以补充方式给蒲建清调配396亩土地，时任场长窦玉敏口头告诉蒲建清：调配的土地不交任何租费。但到了2008年初，新任场长到任，农场开始对蒲建清的土地每亩按180元到220元收费，因没有交费，2008年10月29日，农场出动公安、法院人员雇用装卸工，将蒲建清当年收获的粮食约6万斤强行拉走，土地也同时没收了。

马久义、孙海云夫妻当年开垦土地3000多亩，以后陆续被农场以各种理由收走，到2000年他们只剩下1000亩土地。2007年8月，马久义因车祸死亡，2008年3月，农场将他家的土地收回，理由是马久义死了，孙海云没有能力继续耕种土地。孙海云有两个女儿，一个上学一个待业，母女三人现在仍然住在残破不堪面积仅十几平方米的泥草屋里。家中一贫如洗。马久义、孙海云夫妻开办家庭农场二十多年，由于几次遇到荒年和旱年粮价低等原因，他们累计欠农场的垫资款和承包费50多万元。欠农场钱款在租地户中是个普遍现象。因为欠账要被农场收回土地，所以孙海云夫妻从个人手中借债还给农场。马久义2007年8月出车祸前，他们刚将农场的欠款还清，但目前仍有个人欠款30多万元。因为土地被收走，孙海云没有了还债的可能，2008年6月，那些债主们将孙海云告上法院向她讨债。到目前为止，八十年代开办家庭农场的职工只剩下六户。

2002年8月29日，江泽民主席签发的73号主席令，其内容有“不许将耕地收回抵顶欠款”的规定。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6期    2014年7月25日—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