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下旬，我又感冒了，发烧、嗓子疼、咳嗽，后背和两个肩膀又胀又疼，头像要炸裂。好几天了，我几次写“求医申请”都不让我去看病。

7月24日早上，我全身无力，没法打被子（打被子是重体力活儿，冬天早上起床，穿着单衣打被子都要出汗）。我昏昏沉沉地躺在地上。队长从监控器里发现了，来到门口。我跟队长说“求医”，她一句话没说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出现在门口，带来几个牢头狱霸，拖着我的胳膊朝队部的门走去，我一阵恐惧袭来，知道是要被关进“小黑屋”了。

每个大队都有禁闭室，也被叫做“软包”或“小黑屋”。禁闭室在队部里面，在办公区的东头；有两道门，都从外面上锁，屋里的一般的喊叫声是不会影响队长办公的；墙面用厚厚的海绵包裹，炕的四周也是用软料包裹的，所以叫“软包”。屋内密封很严，没有窗户，门缝连一丝光线都透不进来，只有一个10瓦的灯，不分昼夜地发出昏暗的光，屋里很黑暗，所以又叫“小黑屋”。小屋子的面积只有一张双人床大小。墙顶上有一个排气扇，昼夜不停地嗡嗡转着。由于屋里密封很严，排风扇把空气往外抽，外面的空气进不来，就像抽真空一样，耳膜总是鼓鼓的，喘气也觉得很费劲。

我昏昏沉沉地躺在地下，一直到晚上也没给我饭。不知什么时候，从门下面的送饭口给我放进来一瓶水，我早就渴得嗓子冒烟了，嘴唇都裂出血，一口气把水喝干。没想到，这一天再也不给我水了。我躺在墨绿色的塑胶地面上，浓浓的胶味熏得我头更疼了，硬硬的地面硌得全身更加疼痛了。我摸着高出地面30公分的炕，好像是海绵的，比地面软和，我爬到床上，继续躺着。

第2天还是没给我送饭，只给了一瓶水。第3天，我饿得不行了，我坐到门口的地下，拍打着送饭口的小门，要求吃饭。过了一会儿，突然来了四五个劳教人员，抓住我的胳膊就往外拖，拖出了队部的门，拖出了大队的门，从二楼拖到外面，一直拖到了医务室。我的鞋被拖掉了，腿肚子、脚后跟都被磨出了血。

直到她们把我按到一把特殊的铁椅子上，我才明白，是要给我灌食。我朝着大夫喊起来：“大夫！我要吃饭！我不是绝食！她们把我关在小黑屋里，不给我饭吃！”可是，她们没有停手，继续捆绑我，把我的胳膊绑在两边的扶手上，把我的小腿绑在椅子的铁腿上，把我的胸部捆绑在椅子的靠背上，一圈一圈地缠了好多圈，我的脖子也被带子固定住，勒得我喘气都困难。唯一可以动一动的是头，可是，有两个劳教人员用手死死地按着。我的全身一点儿都不能动了。

男女警察坐了一圈，劳教人员站在警察的身后，他们有说有笑地看着给我灌食，我心里的屈辱让我的胸膛都快爆炸了。我真想自己就是一颗炸弹，把他们都炸死！一个大夫往我的鼻子里捅管子，疼得我叫起来。他们就开始骂我。灌完了，打开绳子，又把我拖在地下。我的脚后跟火辣辣地疼，我就说我能走，让我自己走吧。可是刚上任的张副大队长不让，催着那几个牢头狱霸“快点”，她们立即拖着我快走。我从未有绝食的想法，她们不给我饭吃，反而说我绝食，强行给我灌食，让我尝受灌食的痛苦，让我受罪。

这时正是北京的夏天，天气又闷又热。小黑屋不透风，我又发着烧，浑身像往外冒火一样地难受。3天没洗脸、没刷牙，身上一阵一阵地出汗，粘乎乎地难受极了。这3天我没有大便，因为喝水少，又出了很多汗，所以每天只尿出一点儿尿。墙角有一个塑料桶，里面盛着我3天的一点儿尿。实在难受得受不了了，我就用手沾着尿抹到胳膊上，立刻就觉得凉快一些。我又把尿抹到脖子上、胸口上，感觉舒服多了。我又把长裤腿卷起来，把剩下的一点儿尿抹到腿上。一会儿就听见门哗啦哗啦的响声，我有点兴奋了，以为是队长从监控器里看见我擦身上，就给我送一点儿水呢。没想到，女警察站在门外，让一个劳教人员进来把尿桶拿走了！

7月27日，是我被关进小黑屋的第4天，还是没给我吃早饭。不知几点，小黑屋的门突然打开了，韩大队长和女警察程远征手里都拿着电棍进来，一句话没说就同时捅到我身上。强大的电流一下子就把我打倒在地下，浑身抽搐。紧跟着又进来两个男警察，一个男的抓住我的胳膊使劲一抡，把我翻了个个，然后我的两个腋窝处就感觉到了强烈的电击，我昏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吸毒人员把我叫醒，让我吃饭。我要水喝，瓶子里只有1/3的水，瓶子上有刻度，300毫升。她说：“队长说了，以后每天就给你这些水，省得你老撒尿。”这个吸毒的是负责让我写检查的。她白天在小黑屋里“帮助”我写检查，也得在这里吃饭。她也不能随时大小便，只有等送饭的劳教人员来了（警察只管开锁，让其他劳教人员送饭），才能把尿桶拿进来，我们赶紧大小便。她坐在地下的小椅子上，满脸愁云，不停地骂我、发牢骚：你这个臭屄，都是你害的我！我倒了八辈子霉了，让我也关小黑屋！

我遭受了电击之后，就开始拉稀，而且还控制不住，有一点儿大便就要拉出来。我弯着腰，拍打着送饭口，要求大便。女警察程远征打开第一道门叫喊着：“你要造反呀？再敲门把爪子给你剁下来！”结果，憋不住的大便就一点儿一点儿地拉在裤子里，一直拉了五六天。

我的腋窝后面被电棍电伤的地方化脓了，我让那个吸毒的看。她出去之后不知怎么跟队长说的。第2天来了个大夫，大夫说是蚊子叮咬后感染的，给我上药。我不写检查，那个吸毒的呆了2个白天就不来了。

每顿饭由牢头狱霸从送饭口把饭盆放进来，我吃完了，把饭盆放在送饭口的地下，她们再伸进手把饭盆拿走。每顿饭给我一个馒头，菜里只有几片菜叶，半盘汤。我总是饿着，要求多给半个馒头，不行。停止拉稀后，喝水少，又没有菜，大便就干燥了。三四天大便一次，每次都是我拍送饭口“求队长”，遇到好一点儿的队长，就能较快地让劳教人员拿进来尿桶；遇到坏警察，就得憋很长时间。我大便时，送便桶的牢头狱霸每次只给我两格卫生纸，一擦就透了，大便粘在手指上。

我想多要几片纸擦鼻涕、擦汗，都不给。这些纸还是从我的柜子里拿的。由于喝水少，天气又热，出汗多，我一天只尿一两次，每次只尿一点儿。喝水少，上火，一尿就疼。就这一丁点儿尿，我也尿在手上，然后涂抹到身上。这一点儿尿对我来说也是珍贵的。我在小黑屋被关押了27天，不能梳头，没水洗脸、刷牙，不让换衣服。粪便在裤子上沤了27天。我浑身恶臭。27天，我看不见自己的脸，能看见自己的手，脏得无法用语言形容。

每天只给300毫升水，我舍不得喝，只是口干极了才敢喝一口。可是，有一天晚饭后，从送饭口放进来的水瓶竟然是满满的水，我高兴极了，赶紧抱着瓶子，躲到墙角喝起来，生怕再被她们拿走了。正在这时，突然进来两个男警察，站在门口向小黑屋里上下张望，然后看着我问：“有水喝吗？”我惊呆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接着就走了，我这才明白，是检查的来了。第2天，还是只给我300毫升水。

韩大队长是6月份从九大队调来的，是个3星2杠的老警察。她说：“谁电你了？你有证据吗？你就在这儿熬着吧，给你留着狗命呢！我就不信，这么大的专政机关治不了你？都知道这电棍的滋味活人受不了，你这个老妖精，你是人吗？”我每天晚上睡觉时，就想，如果永远不醒了，就解脱了。可是，总是又睁开了眼睛，睁开眼睛这一霎那，心如刀绞，这一天我可怎么熬啊？

8月10日，又进来2个吸毒的，还是让我写检查。我实在扛不住了，迫切地想离开小黑屋，就写了。可是韩大队长看了说不行，就让那两个吸毒的给我改。她们最后写出来的检查里已经没有一句话是我自己的了，但是我还是老老实实地照着抄了一遍。8月19日晚7点，我被带到大厅。全体劳教人员都坐在电视前准备看电视。队长让我念检查。从7月24日早11点至8月19日晚7点，在北京的桑拿天季节，我在禁闭室里关了27天。这期间正是轰轰烈烈的北京奥运，谁能知道我在十八层地狱煎熬！

8月19日从软包里出来后，就不许我出班里的门了，和法轮功的“待遇”一样了。副大队长程远征还说过，这个“小黑屋”是专门给上访的和法轮功的准备的。的确如此，这里不闲着，总是有人被关进来。我刚出来，就把一个上访的叫梁晓燕的关了进去。听八班的人说，她在十班被包夹了一个月，经常听见她挨打时的喊叫声。关进了小黑屋后，每天有4个劳教人员分成白班、夜班看着她。我猜想，她可能每天继续挨打，只不过外面听不见她的喊叫声了。

出狱前10天，把我叫到北三（北三是图书室，有桌子），一个没见过的女警察让我填一张表，说每个人出狱前都要填。上面是几项调查，让劳教人员在后面的空格里画V或者画X。我记得有“民警的态度好不好、给不给看病、能不能吃饱、有没有体罚、是否挨打”等等。我没有画，用文字将警察的兽行写到空白处。写完之后她就拿走了。过了一会儿，我被叫到北二，程远征劈头盖脸地骂起来，威胁我说：“我看你是忘了电棍的滋味啦？你忘了小黑屋是什么样的啦？你要是不给我填好了，你这10天就别想过好日子了，我天天给你灌食！”过了3天，又把我叫到北三，一个男警察给我一张表，程远征站在我身边看着我填写，我只好全部画V。后来才知道，那是调遣处监察科的，专门管警察的工作作风的。每个劳教人员出狱前都要填写，没有人敢画X。

出狱后，正值“两会”召开之际，派出所的警察把我死死地堵在家里。这种方式叫“死看死守”，是公安局的专用名词。两个保安就坐在我家楼道里，背靠着我家的门。夜里他们不能睡觉，就聊天、唱歌，我一夜一夜地无法睡觉。邻居们忍受不了时就出来说他们几句，安静一会儿又闹出动静来了。

有一天上午，我要出门买菜，保安说做不了主。等到警察来了，我隔着防盗门跟他说。他说不行。我打开防盗门就往外走，警察朝着我的胸口猛击一拳，把我打倒在屋里的地面上，还叫喊着：“不让你出门你就敢出来，反了你了！你要不想在家呆着就跟我走！”“跟他走”，就是把我关押在派出所的暂拘室，要不就是关押在小旅馆的地下室。在我被劳教之前，每逢中央开会，就会把我关到那些地方去。我只好不出门了。

我向北京市检察院反映劳教被虐待的问题。检察院专门负责监督劳教的郑检察官看了我的材料，竟然“哈哈”大笑起来。他说：“这是野靖环写的吧？”他还说：“光你们两个反映还不行，你多找一些人来反映，才能说明问题。”我后来再去找北京市检察院，就不接待了。

我向北京市劳教局反映劳教被虐待的问题，交上材料之后就没了回音，找了几次都不接待，于是，我只好向国务院信访办递交材料。忽然有一天，我接到调遣处的电话叫我去“谈谈”。我说：“太远了，我身体不好，去不了。”其实我是不敢去。后来，调遣处又来电话，说可以在劳教局找一间屋子谈话。我说：“我现在身体不好，要请两位代理人一起谈。”回答：“不行，就跟你一个人谈。”我不敢去。我的身体极度虚弱，如果再一次被劳教，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来？可是，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把劳教的罪恶告诉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