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34期）

第九章  工人日报的“内参”

——“围城”之困的铁证

讲述人：

邹振龙，56岁，建三江分局前锋农场农工
张丽英，女，54岁，同上
白文革，49岁，同上

(他们代表了20位农工。)

邹振龙，眉头紧锁，说话简洁果断，对国家农业政策和相关法律研究得很透，骨子里有一股军人的倔劲。

张丽英一边吸烟一边讲话，性情泼辣，话语干脆，一看就知道是个敢闯敢干、敢碰硬敢拼命的女性。后来我开玩笑常叫她“孙二娘”。

白文革，圆脸，话不多，双腿行走困难，访谈后我才知道他的腿被打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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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振龙，原是黑龙江省明水县农民，1973年参军当了海军航空兵，1977年复员回到家乡。那时正是知青返城大潮席卷北大荒的时候，农场严重缺少劳动力，于是到处招工。明水县共有34个复员军人报了名，前锋农场大喜过望，专门派车前来接邹振龙他们到场里，希望他们“大干一番事业”。

家庭农场在农垦系统大规模兴起后，邹振龙靠借钱、“抬钱”40余万元，在七连东北部的荒草甸子（处女地）开荒2000多亩，劳作时渴了就喝沼泽地里的水，饿了就吃自带的冷干粮。1990年全部种上大豆。那时，邹振龙对自己兴办的家庭农场充满信心和憧憬。

一天，农场姜副场长找邹振龙谈话，劈头就说：“根据农场统一规划和发展需要，场畜牧科要扩大，你种的2000多亩地就划归场部畜牧科吧。”

邹振龙大吃一惊，当场拒绝，他说：“我开荒种地经过一切合法程序，也是你们批准同意的，这些年我总共投了几十万元成本，怎么能白白送给畜牧科呢？”

姜副场长说：“土地是国家的，是农场管的，我们说收回就收回。你是复员兵，觉悟高，就算响应国家号召，支持农场工作、照顾大局吧。”

经过再三争取，姜副场长答应再免费给邹振龙划拨2000亩荒地，还答应补给邹振龙开荒雇工费1.1万元（实际上只给了7000元）。就这样，邹振龙开垦出来的2000亩耕地，连同已经播种的大豆、一台链轨式拖拉机和全套农机具，都被划归场畜牧科了。

在社会主义中国，在黑龙江农垦这个现代化的国有农业大企业，怎么会发生这种明火执仗、公然抢地的事情？我不得不再三向邹振龙表示疑问：怎么会这样？不可能吧？

“真的！”邹振龙泪流满面地说，“不然我不会上访到今天！”

不仅抢地，还要抢粮。入秋，大豆熟了，地里金灿灿的，风一吹，豆铃哗啦啦响。场部畜牧科的人欢天喜地到邹振龙的地里收豆子，邹振龙站在地边看着，泪如雨下。那是自己付出多年血汗和借来的几十万元巨资才开垦出来的耕地啊，那些大豆都是他的汗珠子啊，可场领导的一句话，就归了别人！

就这样，邹振龙投入数十万元开出的2000多亩耕地、数套农机具和价值14万余元的大豆，被前锋农场全部无偿剥夺！

邹振龙和我手头现在握有多人提供的证言，证明了这次剥夺。一个有着美好发展前景的家庭农场就这样被前锋农场“消灭”了！

姜副场长最初答应的“再免费提供2000亩荒地”的事情，其后根本没给落实。后来这位姜先生因病去世，邹振龙的事情更没人管了。

邹振龙一家人的生活自此陷入极度困境。他无事可干，无地可种，只好四出打工，老母亲和妻子都有病在身，他甚至连25元一盒的药都买不起，抱头在药店门口痛哭。两个读初中的孩子因交不起费用也失学了，也跑到外地打工。至今他还欠着20多万元的外债，每逢过年，邹振龙就像《白毛女》里的“杨白劳”，家门口堵满了要债的人，一家人只好东躲西藏。

1993年，场部畜牧科解散了，邹振龙找到场领导，想要回本属于自己的2000亩耕地。但历时7年，从那时在任的陈宏有场长到后来的张贵春、窦玉敏场长，再到现任的宋宝玉场长，四任领导都以“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我管不了”为由，拒绝退还。

我要问，遭受这样残酷而又无耻的欺压与剥夺，农工们能不上访吗？邹振龙能不上访吗？朗朗乾坤，堂堂中国，难道还不允许他们找个说理的地方吗？邹振龙和其他一些遭遇不同灾难的农工逐级上访，直到农垦总局，无人理睬，也没有结果。

2009年初，腊月二十四，刚过完“小年”，邹振龙、张丽英、白文革、杨玉学等5人到达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上，民警问他们是做什么的，邹振龙如实回答“是来上访的”。民警用车把他们拉到西城区一个派出所，做了登记之后，然后又用车把他们送到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集中接待信访的地方，俗称“马家楼”。数小时后，黑龙江农垦总局驻京办主任带车来拉他们，说“我接你们到驻京办谈”。车开到农垦驻京办门口，邹振龙他们要下车，一帮工作人员极力阻挡，把张丽英的衣服都被撕破了。然后车把他们拉到北京通州区耿家庄一个铁门挂锁、高墙耸立的大黑院子，自此被非法关押起来，完全失去人身自由。里面有个自称“王主任”的人说，“我已经和你们建三江局和前锋农场联系了，过几天他们就派人来给你们解决问题。”

但一直没听到“楼梯响”，也不见“人下来”。大铁门整天锁着，24小时有人看守，任何理由都不许出门，烟民买烟都由“工作人员”代买。有人要出去，不听话就被暴打一顿，打得鼻口流血。邹振龙他们发现，这个大院子关了数十人，一间房住8人或十几人，一打听，有黑龙江、山西、四川、湖北的，全是上访人员。邹振龙他们被整整非法关押了31天，春节和正月十五都是在这个黑院子里度过的！

后来，当地派出所巡查时发现这个铁锁高挂的大院子很可疑，经调查才发现里面关押了很多人。于是一天夜里，通州公安部门来了7辆警车和大批干警，对这个院子进行了突袭和全面查抄，所有被关押的人被解救出来。农工们热泪长流向派出所长表示感谢，所长说：“我们发现以后，下了决心要彻底拔除这个非法拘留点！”

农垦驻京办被迫把邹振龙等人送回前锋农场，说“你们的要求回去就能解决”。

写到这里，连我都不相信他们的许诺了！

这里必须指出，类似通州这种非法关押上访民众的神秘“黑院子”是近年在北京兴起、生意日趋兴旺的“地下产业”。据《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40期所载刘长、何三畏报道（《作家文摘》报10月15日转载）披露，2003年出现了有史以来的“信访洪峰”之后，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强调“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强化追究信访责任制。自此各地进京“截访”愈演愈烈，一些不法分子乘机在北京等地办起“黑监狱”，替地方政府“截访”和非法扣押上访民众，以此收取地方政府的巨额佣金。我在前文所写的龙镇农场进京上访农工刘玉云等人，就是农垦驻京办雇用了一辆黑色大奔，从北京直接拉回哈尔滨的。刘玉云说，她下车时，开大奔的人要求农垦干部“结账”，她听说费用为2万元。

农垦拦截上访农工投入的大量经费，肯定来自农工的承包费！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5期    2014年7月11日—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