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34期）

明天就是星期三了，是九大队洗澡的日子，所以今天晚上队长让把凉台上的衣服都收回来。

这些衣服是上个星期三晚上晾出去的。每次洗完衣服都由两三个人晾到水房的凉台上。一个班一根4米长的杆子，十几个人的衣服根本晾不开，只能重叠在一起。每个班的杆上都是密密麻麻的衣服，凉台在北面，是封闭式的。冬天刮着北风，窗户也不能打开，整个凉台的玻璃都被水气结成了冰，凉台上是又阴又潮。只有出去晾衣服的人，把牢头狱霸的衣服展开了晾上，其他人的衣服都是挤在一起。所以，一个星期了，许多衣服还是潮湿的。

班里收回的衣服有好几件还潮湿着，我的秋裤皱折的部分还硬邦邦的结着冰。我只有两条秋裤，明天就要洗澡换衣服了，可是这个秋裤还没有干。九大队有规定，班里的任何地方都不许搭放衣物。我只好把秋裤抻平，放在自己的学习柜里。这样放一晚上，湿的部分也能干一些。可是张小敏不让，我们俩的学习柜是一个柜子的上下层，她说我摊在学习柜里的秋裤会把她的书弄潮湿了。

睡觉了，我把这条裤子放到自己的被子上面，张小敏还是不让，说被子上面不许放任何衣物。我也知道有这个规定，冬天，有人的被子薄，想把绒衣绒裤压在被子上，睡觉能暖和一些，可是不让，她们只好穿着绒衣绒裤睡觉，可我这是湿衣服，得把它弄干了呀。

冯雪在筒道里挨个班检查睡觉的情况，我就下了床，隔着门的玻璃，拿着裤子让她看裤子上的冰碴子，我说把裤子铺在我的被子上，明天早上就能干了。

冯雪在门外面摆着手说：“不行，屋里不能晾衣裳，把衣服叠好，放起来。”

我说：“明天洗澡就要换衣服了，干不了怎么办？”

她说：“干不了就别换了，屋里就是不能晾衣服。”

我只好把这条裤子叠起来，放在我的枕头包旁边。这条裤子散发出的凉气，沁着我的半边脸。我一会儿把这条裤子翻个个，让湿的一面朝上；一会儿又把它翻过来，再把里面湿的地方朝上。这一夜我光折腾这条裤子了，一肚子的气，几乎没有睡觉。

第二天，1月17日，我写出了“野靖环劳教材料之八——《请给予劳教人员人的待遇——从潮湿的衣物说起》”。我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这条湿裤子在夜里搭在床栏杆上、挂在床架上、放在高板或小椅子上、放在我的被子上，它会影响什么，会破坏什么样的管理。让我穿着潮湿的裤子，不让我换裤子，这就是科学文明的管理吗？

我的这份材料同样没有回音。但是我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变化，衣服晾了几天之后，会有队长打开凉台门，让各班把湿衣服翻晾一遍。

因为我开始写反映问题的材料了，所以对我的监视就更加严格了。随时看我在写什么，然后就写到《包夹记录》上。连我吃了多少饭和菜都要记录，有时候没注意看我吃了多少饭，就问我。我开始还跟她们说吃了多少，后来有一次，张小敏竟然以命令的口气问我，我就明确地告诉她：“你们没有权利问我吃了多少饭，你愿意记你就看着我吃，你看不见，你爱记多少记多少，以后不许再问我。”

结果，张小敏拍着桌子叫喊起来。我也不答理她，她们把这些话也记录到了《包夹记录》上。

班里人继续劳动，我按照杨亚楠的规定，坐在门口的小椅子上。我继续写反映问题的材料。

过了两天，我和刘桂利就被叫到大厅去坐着了。刘桂利虽然是监视我的，她还是觉得很别扭，好像抬不起头来，怕别人误会她是被罚“坐大厅”的。第二天刘桂利好像习惯了一些，安慰自己说：“嗨，坐就坐吧，反正不是罚我的。”

齐兆兰当班长的时候，都是把咸菜分给每个人。咸菜给的少，又不好吃，齐兆兰、代元元她们都有买的咸菜或肉食、豆制品和红糖、白糖可以吃，根本就不吃这种咸菜，所以，齐兆兰就让大家把咸菜都吃了。

齐兆兰出狱以后，刘桂利当班长，处处都是代元元说了算。代元元让刘桂利把咸菜分成两个盆，她们一个，我们一个。“我们”就是我、蔡广霞和新来的法轮功等人。她们盆里的咸菜没人吃，最后倒掉；我们盆里的每次都是不够吃。

虽然大家都管这种咸菜叫“臭咸菜”，有一股又腥又臭的味儿，可是我们必须得吃——没有咸菜，饭就吃不下去。

“我们”这几个人中，只有蔡广霞有资格买50元的食品，但她舍不得花钱。她整天干活，饭量很大，早上能吃一个馒头，可是咸菜不够吃，她就只吃半个馒头。后来她才买几小包榨菜，早上打开一包，还给我们分着吃。我实在不忍心吃她的东西，那几个法轮功也都推让着，可是谁也不敢有明显的动作——如果让队长发现了可不得了，蔡广霞该遭殃了。所以，蔡广霞还是给我的饭盆里放几根榨菜。这是我吃到的最美味的食品了。

我决心要把咸菜的问题纠正过来。

这一天，她们咸菜盆里剩下一些咸菜，我说：“你们不吃了，把这些咸菜分给大家吃了吧。”

代元元说：“不行，这是我们自己的咸菜。”

张小敏说：“没少分给你吧？你凭什么吃别人的？”

卢静负责刷饭盆，吃完饭后，她端着饭盆往外走。

我大声说：“站住！我看今天谁敢把这些咸菜扔了！”

我这么一喊，小哨王平就站到了门口。

我说：“王平，现在你看着盆里的咸菜，我要找队长说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人不够吃，还要把咸菜扔掉？”

王平数了数，还剩九根咸菜。王平说：“还有人吃吗？”

我说：“都吃完饭了，没法吃了。”

王平说：“那只好倒了。”

我说：“不能倒，我要当面跟袁队长反映。”

王平说：“我已经数过了，不能就剩你们班不刷碗哪。”

我这才让开门口。

过了一会儿，袁队长来了。我刚说咸菜的事儿，她就问：“给你分的咸菜少了吗？”

我说：“没少。”

“那不就得了，这咸菜是别人的，是人家的本份儿，人家不吃，人家愿意扔就扔，人家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袁源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说：“袁队长，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我希望你能以正确的思想指导大家。我们每天背23号令，上面有‘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还有每天都背诵‘八荣八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还有每天唱‘学习雷峰好榜样’，这都是什么意思？可是你这样说，又是什么意思？你的话符合社会道德标准吗？是正确的思想吗？”

她说：“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反正没少给你！”

她虽然理屈词穷，但嘴还硬。

这种道德标准的人就是承担着“教育、感化、挽救”其他人的重任的管理者——司法警察。我要是被她们“挽救”了，出去以后就“没救”了。

为此，1月18日我给北京市劳教局写出了“野靖环劳教材料之九—— 《请给予正确思想品质上的指导——咸菜问题引出的思考》”，交给了李颖队长，请她转交。

从12月28日到1月25日，我给北京市劳教局、调遣处、北京市检察院写出了16份反映问题的材料。全部如泥牛入海。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5期    2014年7月11日—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