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时年21岁的未未，在给同母异父的哥哥高剑的家信中，倾诉了自己隐忍的酸楚：“如果过去的日子给我留下了什么值得回忆的东西……在那瞎了眼的夜里……人前人后所遭受的辱骂和欺负……忍受着一切的罪恶。如果说20年来，我有什么珍贵的东西，那首先就是这些记忆；是那无尽头的泥泞的道路，是那望不到人迹的茫茫戈壁……”

未未在信末，提出一个质疑，这也将是他要用后半生去向中共政权追索的一个问题：“难道我们的生命不是和国王的生命一样高贵吗？”

从我出生的那一天起，父亲和家庭经历了被迫害和被歧视的痛苦。我从中学到了忍受巨大痛苦和凌辱的能力。父亲个人经历了国民党的监狱、共产党的流放，这种迫害和苦难成为了我的家庭生活内容的最基本状态。

——艾未未，《我不愿意离开中国》，德国《世界报》，2012年3月27日

当他被问到“当时的大氛围是什么样的”时，竟脱口而出：“大氛围就是大粪。”

但他读书不到2年时间就厌了。“浪费时间。”他说，“我生来不喜欢学校。”

未未在学校时是怎样的一个学生呢？

一个自称小学和高中是未未的同学的人，自称“没有出名”，把自己称作“新疆老李”。他在《我所认识的艾未未》的文中写道，未未“一年四季都穿着蓝色中山装”，常一个人出去绘画写生。学校每次办展览，未未的设计和绘画都是“第一号主力”。“他从那时起就对权势阶层蔑视，骨子里有一股傲气。但他从来没有欺负过弱势的同学，在大家心目中威信很高”。

他还写道，未未绘画好，但他“更突出的特点是桀骜不训和别出心裁，以及恶作剧”，来表现对“现实的不满”。

1978年4月30日，艾青被准许发表诗作。他的第一首诗《红旗》，刊登在《文汇报》上。诗中写道：

火是红的

石榴花是红的

初升的太阳是红的

……

最美的是

在前进中迎风飘扬的红旗

……

《红旗》诗歌发表后，很多读者给艾青写信致意：

“我们找你找了20年！”

“我们等你等了20年！”

“艾青，不只是一个人，是一束绿色的火焰。”

“我把你的诗集藏在米缸里。”

“我抄了一本你的诗选。”

“艾青，你的诗呢？我们期待着你的诗，你的迷人的歌唱！”

……

1979年1月17日，艾青发表《第一次全国诗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是他被流放20年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

他在演讲中说：

我已经多年没有出席过这么隆重的会了。像这么一种阵势，不得不使我感到紧张。我有一个朋友叫胡明树，他也是二十多年没出席会议了，一开始就兴奋，就紧张，当时就昏倒了，马上送到医院，很快就死了。……

20年过去了，多少人流了血，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我今天深感幸福，能站在这里讲话，我没想到。甚至我没想到过要离开新疆。我那时确实有终老在新疆的想法。人民是有疾苦的，这用不着隐瞒。……应有一个罪恶史陈列馆，可以把……罪证都陈列在那里。

……

有人问我为什么是右派？可我向谁去问呢？什么叫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老婆问我：“你不承认是右派，为什么签字？”当时不签字就成了极右。极右，武装押送，武装看守。总算有幸，始终没有拿我当最顽固的敌人。我那时把老婆孩子接走，长期在农场安家落户。经受了三年自然灾害。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但仍被称为“摘帽右派”。到1966年，突然又来了个文化大革命。那时，到医院看病，医生不敢给看。医生要给右派看病，也被视为右派，右派也传染。

当时说我是大右派，真不知是因为罪大，还是年龄大？我天天打扫厕所，一共打扫了6年。冬天，累得棉衣都湿透了，医生心疼我，给我出主意说：“你隔一天干一次吧。”我说：“我休息一天，人家屁股可不休息。”

我隔一天干一天干得更多更累，我才不上那个当呢。……

我参加革命50年了。每当想到在中途牺牲的人，我就感到难过……

1979年，艾青反思自己的流放岁月。“越过了多次仅免于死亡的灾难，我总算在人间混了70个年头，”他在一篇文中写道，“而从开始创作生涯到今天，也渡过了48年头。”

他在《艾青抒情诗选100首》的前言中写道：“在我的48个年头的写作生涯中，竟有整整20个年头被剥夺了发表的时间——直到1978年5月才开始重新发表作品。”

“……要是未来有人们能从这些歪歪扭扭的脚印中，依稀地辨认出我所生活的时代的一点影迹，”他写道，“那完全是喜出望外的事。”

1979年，高瑛重返新疆，去迁户籍和调动手续。顺便去了一趟一四四团二营八连。她回到北京告诉艾青说，一家人住过的地窝子，“现在住的不是人，是两头大白猪”。

艾青问她：“你去厕所了没有？”

高瑛说：“去了，一塌糊涂，脚都快插不进去了。”

艾青说：“牛鬼蛇神都变成人了，厕所也就没有人好好管理了。”

那时，未未突然发现，现在真有不赖的事可干了。他被中国最早的艺术社团之一“星星画会”吸引。“你可以画画，你不必是一个纯粹的牺牲品，”他回忆说，“你可以表达你自己的愿望。”

未未成为这个画会的主要干将之一，也是最年轻的艺术家之一。但在那个令人窒息的时代，“所有的文化都是社会学角度，所有的文化都是政治的”。

在1979年举行的“星星画展”上，未未发现不妙了。画展内容让当权者不开心。这是非官方组织的画展。为了对抗国家体制对艺术的钳制，艺术家们在长安街上进行了一场“我们要政治民主和艺术自由”的示威游行。但结果是不开心的，他们“被几百名警察包围”，“每天都有人被抓”。

那时候，连张贴大字报倾诉心声的西单民主墙也消失了。

是出国，还是留下来？面对严酷的社会环境，未未意识到自己必须要做一个决断了。“我得离开，不走不行了。”未未回忆说，“我知道我要在这儿必然是要出事的。”

未未从小目睹父亲生活在没有自由的环境，而自己长大了也生活在没有自由的环境里。他暗暗发誓：如果能“离开中国”，就“永远不回中国了”。

1981年，未未决定“逃走”，换个地方“喘气儿”。此时，他的女友正前往美国费城求学。“想远远地离开这个国家，我对这个国家已失去了任何情感。”未未回忆说，“我和我父亲他们不一样，我是希望走得越远越好。”

北京电影学院主管外事的官员，受命做未未的思想工作。

官员问未未：“你不知道在电影学院上学是很珍贵的一个机会吗？”

未未说：“是很珍贵，但是我还是可以选择另外一个。”

争吵。

这个官员“很生气”。

未未说：“你如果不给办手续我只能退学。”

这个官员说：“你怎么会这样不珍惜你的机会。”

（后来，在未未从纽约回到北京后，去重新办户籍。他的户籍在出国后已被注销了。他看到了出国之前自己的档案。他发现，文化部对他出国曾有一个批示：“允许艾未未自费出国，但是出国之前请做好保守秘密和爱国主义教育。”）

在出国前，艾青与未未有过一次对话。

艾青说：他们那时候出国，就是为了能够回国。“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

未未称：他当时“非常不屑一顾”。“我不是你们那一代人。”

未未揣上30美元（国家规定出境只允许携带的数量）和护照。大踏步走了。

临上飞机前，未未告诉送行的母亲高瑛说：“10年以后，我回来，就是一个毕加索了。”

刚去时，他“挨家挨户敲门”，“帮人打扫卫生（洗卫生间和马桶）”。

他念过几所学校，“挺烦的”，就放弃了学业；后来什么活都干过。

他还在街头画肖像、拍新闻照片和在大西洋城赌牌维生。“我来纽约就是为了某种自由而来的。”他说，“所以我不想受到任何约束。”

未未租住在下东区东村，这是纽约最乱的区域，即三教九流扎堆的地方。但后来成为年轻人——中国未来的明星——来纽约的“朝拜之地”。其中包括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刚、陈凯歌和顾长卫以及著名画家陈逸飞等人，也包括早在1985年来美国寻求发展的音乐人谭盾（后来他获得了格莱美奖）。

未未为他们拍摄的影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珍贵的视觉历史”。

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电影导演的顾长卫，在回忆与未未在东村的生活时说：“哪儿乱他（未未）去哪儿。”

未未尝试做过一些前卫的艺术作品，但无人认可他的作品。亚洲国家的艺术，不是美国艺术领域的主流。“生活挺惨淡的，”他回忆说，“但是精神上是极度自由和愉快的。”

未未确实自由和愉快。“他几乎参加了纽约所有的民众抗议性游行：抗议海湾战争，抗议警察暴力，支持同性恋，支持当地无家可归的人，支持流浪者的权利……他跟示威者一起，当街把所有的垃圾堆起来，把美国的国旗烧掉，跟警察对抗。”

未未认为，这是个非常有益的“训练”：“让我在那个时期理解了权力结构、政府和普通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尽管它是标榜着自由、民主的社会，实际上权力处处是一样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在北京，上百万学生占领了天安门广场。79岁的艾青，坐在轮椅上，被推到了天安门广场，声援爱国的学生们。他同冰心、夏衍、钱钟书、冯牧等三十多位著名作家，呼吁党中央与学生对话，肯定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并签署一份紧急声明：“自由、民主、法制不是哪一天由什么上面的人赐予的。所有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必须努力争取宪法赋予的权力。”

在纽约，未未参加了汤普金斯广场公园的抗议活动。起因是政府动用警察关闭公园来建设新的别墅区。这是未未第一次公开与警察对抗；当天安门大屠杀（数以千计的学生被子弹和坦克战车粉碎）的噩耗传来后，未未绝食抗议8天，来“声援中国学生的行动”。

来自全国各地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诗人学者上百人，参加了历时4天的艾青诗歌研究会议。

艾青在会上谦虚地说：“写诗是没有荣誉而言的，农民种地，他们在稻谷上留下名字吗？”

未未在纽约没有学位，没有护照，甚至身份也是非法的。但他开始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从小，从我一睁开眼睛在别人眼里，”他回忆说，“我就是固定的样子了。”

他感觉自己现在才是一个“人”。“我就是要自由，谁也别管我，”他回忆说，“我也不管我。”

他认为自己到美国这个“民主”国度，能够“修复”自己的心理创痛。

“至少是没有人会使我的尊严有所伤害。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他回忆说，“我需要修复的东西太多了，缺太多了，我几乎什么都没有。”

后来，未未说：“我可能是过去30年里一百多万留学生中最混乱的一个。”

作为儿子的未未，放弃了已拿到的绿卡。决定“回去看一眼”，“最后尽尽孝心”。“我知道父亲的病情是在天安门事件后，”未未回忆说，“我意识到了某种责任。”

未未降临中国了。

但回来的已不是未未向母亲所承诺的画家毕加索，而注定是一位将声名远播、悲悯苍生的伟大的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

他将身体力行，参与公共重大事件，进行公民调查。在成千上万的中国年轻人中传播关于人与尊严、自由与民主、爱与和平的公民社会理念，建构公民普世价值观。

未未后来在twitter写道：“如果我们放弃注视和关心周围的人，永远没有公平和正义的一天，谁也不会自由。”

但未未慢慢发现，其实中国也像他一样还是有了“明显的变化”。

“我离开以前的中国是一个非常严苛的共产主义国家，经过12年，”他说，“从美国回来，我看到的是一个物质化、资本化的中国。”

未未后来意识到：自己“从中国到美国实际上就是为了寻求变化”。

“我必须从地球的这一边飞到那一边，才能找到这种变化。”他说，“12年就像一场梦，同一个地点也已完全变了样。”

1994年6月4日，天安门大屠杀5周年祭日。未未和他的妻子路青，来到天安门广场。拍下了一张大胆而又著名的艺术照片。这张照片成为他的一幅流传久远的经典作品。

未未从来没有解释为何要拍摄这样场景的作品：在照片里，路青背对着天安门城楼的毛像，撩起长裙，露出她的腿和内裤。“裸露的照片是非常危险的，”未未后来说，“人们还没准备好接受这个。”

“头6年，我没事做，”未未说，“和纽约一样。”

母亲高瑛看到未未学位、美国护照和艺术成就等等，什么都没有，非常着急：“这孩子怎么跟没去过美国一样。”

“但我其实心里是拧着劲儿的，你有着重大的任务，但是没有办法完成。不是沮丧，而是失落。”他后来说，“不知道一个明确的东西在哪儿。”

未未说，“我只能到处玩。”但对“带有政治性、社会性、批判性、自我残害的冲突”的东西，“比较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