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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那天夜里的血(节选之一)

小米

编者按:这是一篇记述“八九•六四”的长篇文章。我们节选其中部分章节,以纪念那些无辜的死者,纪念那个血难之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前言

我害怕忘记。因为时间会毫不留情地抹去我的记忆,使那些本该铭刻在心的东西,也渐渐地模糊起来,或者改变了它本来的面目,失去了原有的真实。

所以,只想趁现在还不算太糊涂的时候,把它记录下来——不是为了自己。

 

(八)

接下来的日子里,去天安门广场成了我们每天必做的功课。

早晨睡个懒觉再起床,胡乱地吃些豆浆、油饼就出门。晚上就和郭同、小虹三个人同乘一辆摩托车加入“飞虎队”的行列。

那天,郭同在一张白布上用红色油漆画了一个大大的心,心的边上飘着十一条红带子,他说那代表着十一亿中国人,我们用一根棍子挑起这面旗,绑在摩托车的后面。每当晚上吃过晚饭,就会去广场,跟随着大队人马在广场周边绕圈示威,声援学生。其实我也没有见到什么“飞虎队”有纲领、有组织的行动,好像都是临时有人吆喝一声:“去八宝山啊!”于是大家都跟着轰隆隆的往那边开,来去自由。如果说有点区别的话,那就是一般都会主动让排放量大的摩托车走在前面。有时候看起来大家是在举行摩托车比赛,其实哪有什么纲领啊?用郭同的话说就是“谁的摩托车马力大谁就是头一号爷!”

在那般混乱无序的情况下,居然没有因为摩托车的横冲直撞而出交通事故,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个奇迹了。

这好像成了那动荡的时间内我们生活中固定的那一部分。

尽管学生和一些市民在各个主要路口设卡拦截军车或者他们认为的可疑车辆,但是对公共汽车、送菜、送奶等等这些保障城市基本生活用品的车辆还是予以放行的。胡同里依然传来大叔悠扬高亢的吆喝声:“北——冰洋的汽水——罗”。那些补锅的、弹棉花的小贩亮着嗓门儿慢悠悠地在胡同里招揽生意。广场上发生的事情与他们没有多少关系。满大街卖煎饼果子的摊位生意红红火火的,那也是我们中午充饥的主要食品。

五月二十三日这天来临了。

此前到处都有人在传,这一天是世界华人大游行的日子。我和小虹、梅丁商量好了,这天要早一点去天安门广场参加游行,或者叫看游行,抽时间一起去吃肯德基。都快上午10点了,好不容易才看到梅丁浓妆艳抹地出现在眼前。我说这是去参加游行,你怎么打扮得像约会?她说:“人家真的是刚刚认识了一个美国小伙嘛,他对我很认真的……”。原来她下午是要去北京饭店见她的第N个外国男朋友。

三个人骑着自行车出门了。

一路上小虹都在嘟嘟囔囔的说国产越野自行车质量就是不行,哪儿都咣咣响,还老掉链子。她惦记着托朋友帮她买的进口自行车到货没有。路过新华门时我们停了一下,让梅丁看着车子,我挤进人群想看看学生是怎么和御林军对峙的。

新华门还是那个新华门,两边的墙上成八字排开写着那两句著名的“万岁”,门下照例站着两个笔挺持枪的军人,与平时不同之处是门前中央横着坐着两排军人,有一个排的兵力。隔着差不多20米,就是跟他们对峙着坐在地上的学生。围观的人群里不少人举着大字报和标语。学生中不断有人念着稿件,对着那些“泥塑人”宣传“人民军队要忠于人民而不是忠于党。”我看见有个穿着白大褂貌似医护人员的也在那拿着个相机拍照,只拍学生和围观的人,不拍当兵的,而且一点儿也不心疼胶卷。我拍了两张照片就挤出来指着那个白大褂对小虹说:“你信不?这么多人里面不知道有多少化装便衣呢。咱们还是赶紧去广场吧。”

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上,此刻是人山人海,红旗猎猎,几乎能够看到全国的著名大学都有一面校旗在蓝天下飘扬。正因为中国人喜欢打旗帜、竖标语,所以广场看起来越发喜庆。

但是当你走近了,可以说就是乱得很。很明显,那卫生状况是越来越差了,到处堆满了垃圾。那些食品包装,废弃的标语,还有遗弃的衣物。刚刚从香港送过来一批花花绿绿的圆形帐篷,学生们正在组织发放。一些简陋、四面开口的帐篷即将被淘汰,从那些破口处可以看到有些学生在蒙头睡觉,有些在蓬头垢面的吃东西。那个英雄纪念碑下才是指挥中心,有些看起来是外国记者的人站在上面。一般老百姓上不去了,四周有学生纠察队。

我苦笑着对小虹说:“我们既不属于学生也不属于工人阶级,更不是北京市民,(小虹的户口在河南)我们只能算是当局说的‘社会闲杂分子’”。

我在猎猎飘扬的旗帜中看到一面“四川大学”的旗帜,就凑过去和那面旗下的一个学生聊天。他不到20岁,一脸疲惫,头上扎着一条脏兮兮的写着“国殇”的头巾,我直接用四川话和他交谈,谈着谈着,我才发现他什么都不懂!他也许是一路喊着口号到的北京,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过什么人才是官倒?官倒产生的原因?为什么那么多腐败?当然他可以把一切都归为没有民主。我问他每天这么待下去怎么办?他说他打算回去了,在这儿的确没什么可干。每天就是游行,喊口号,饭是吃得饱,就是没有点儿,他还给我说了几句他们用四川话编的顺口溜:“小平小平,八五高龄,还在执政,啷个得行!”

和他分手时我以一个成年人的姿态鼓励他回家,“等学习好了本领再来兴风作浪吧。”

那天不知道怎么了,老是有人把我们当学生——我肯定是挺像老师罗——经常有人往我们怀里塞纸盒包装的果汁,或者端着稀粥举到面前,我们需要不停地解释,后来也懒得说了,接过来再转手交给广场上的任何一个像学生的人。

游行不知不觉地就开始了,人们从西向东而来,然后又在广场上反时针的绕着圈子。说实话,没有人不被那种豪迈的气势所振奋,光看见那些写着参加游行的单位名称就让我激动: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央电视台、社科院……。那些党的喉舌也来声援学生运动了,更别说那些带着中央字头的单位多如牛毛,记得还看见有些电影演员和名人站在车上领头喊着口号,每当他们过来,都会引起一阵笑声和更大的欢呼声。

中午,忽然有三个男人往挂在天安门城楼老毛的像上扔鸡蛋,其实当时我们三个就站在广场东北角,离城门并不远,却只看见一阵骚乱,不见具体的人物。周围马上有人在谈论往老毛像扔鸡蛋的人是不是戒严部队化装来捣乱的?具体说就是来给学生栽赃的?还见到有学生表白他们“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因为他们“和毛主席有感情”。更多的人在说这事情“肯定是坏人干的”。我们撑着小虹站在一个水泥桩上往那个方向探望,我好像从人缝里看见陈铎拿着一个话筒一下就不见了,小虹说看见陈铎和那几个人还有高自联的都进到一辆公共汽车里了。周围都在传说陈铎和高自联的人可能会在车里审问那几个人。我觉得好笑:陈铎怎么会审问什么人呢?可能是采访吧?一会儿又有人说把那几个人交给警察了。反正广场上每一个角落都在飞快地传说着不同版本的故事。说来也真是巧了,正当那些天安门管理处的人正在更换被污染了的老毛像时,忽然狂风大作,刚刚还是艳阳高照,一下子天就黑了,而且雨说来就来。我看见那些站在梯子上的人吃力地试图用一块雨布遮住被污染了的那幅像,很狼狈的,我一瞬间觉得好笑:让雨淋了不正好洗洗干净还不用换了?

雨下得好大,我和小虹——梅丁已经去北京饭店约会了——只能奋力地跑向历史博物馆。虽然那幢建筑物很高大,其实为我们挡不了什么雨,倒是可以挡住一些风,因为我们浑身上下瞬间就湿透了,感觉到有些冷。

雨停了,太阳又出来了,我们居然比较顺利地就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车。我决定去崇文门那里的一个小区见见我的朋友王云,早就听说她和她丈夫要移民加拿大了,但是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动身,她可能还不知道我来了北京,我想跟她聊聊。而且就在当天晚上,四通饭店有个讲演。据说有万润南、戴晴、刘宾雁等都要参加,我想去听听,最近消息挺多也很乱,直接和这些人见一面,听他们怎么说。我还想拉着王云一起去。我之所以得到这个会议的消息,是因为我认识四通公司的一个副总,他是军界一个重要人物的女婿,其实我也是通过王云才认识他的。

和小虹在广场分手后,很快就到了王云家楼下,她和父母住在一起,在崇文门的部长楼里面。乘电梯到了她家里,先和她家老人打了招呼,闪身就进了她那屋,看见哪里都是箱子,乱糟糟的,原来她真是要走了。

王云大我好几岁,是从海军转业的干部。转业干部没人喜欢,她起初被分配到一个什么工厂当仓库保管员,后来她完全靠自学学得一口好英语,居然自己去一个外企应聘,得到了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那可是在1984年的事情。

大半天我都没怎么喝水渴得要命,一边拼命地往嘴里灌水,一边关心地问王云她们什么时候走,顺便我还很激动地向她描述广场上那激动人心的场面,我说革命要成功了,民主就要在中国实现了。我还说王云夫妻这个时候走简直就是一种遗憾,而且他们无意之中还成了大革命中的逃逸者云云。我一点儿也没注意她的脸色,等我把那个巨大的冷水杯从自己脸上拿下来时,才看到王云满脸不悦。她说:“简直想不到你跑北京来正事不做,跑去和一帮学生混在一起干什么?你不知道党内斗争有多复杂么?”我说争取民主不管是谁当政都是好事,好像还说了“匹夫有责”等等,她根本不管我说什么,就是说我是瞎胡闹、赶时髦,简直就是无知、冲动。我只好把刘大哥抬出来了,我说我当晚就要和刘大哥见面,在一个民主人士的聚会上。王云听了更来气了,她说“你们根本就是糊涂透顶,包括你刘大哥更是个大糊涂!这场运动根本就是要革我们这些人的命,就是冲着我们这些所谓既得利益者来的,再说直接一点那些人就是要把共产党赶尽杀绝!这样闹下去将来的事情还很难说呢,结果你、还有你的那个刘大哥,居然不退避三舍,反而还和那些人混在一起,真是好赖都分不清了!”我看她真生气了,一下子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更是感到很尴尬,我心想:我老爹也不是什么大干部,不像王云的父亲和刘大哥的岳父,他们才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我怕什么革命呢?而且,王云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思想很偏激的,对社会很多现象是疾恶如仇的,所以我们应该说是臭味相投的。怎么现在她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僵了一会儿,一时竟找不到别的话题了,正好王云的丈夫伍大哥回来了,一进门就在嘟囔“外面的人都是疯子”。我的情绪一落千丈,本来就累了大半天,现在情绪上又受到打击,我忽然感觉特别困。于是我就告辞,王云把我送到楼下,要我答应不去四通饭店,她说她还要给刘大哥打电话,让他清醒一些。我们约了6月初聚一聚,到全聚德吃个烤鸭,也算告别宴会,因为他们在6月中旬就动身移民去加拿大,这一别还不知道哪年哪月还能再见面。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1期    2014年5月16日—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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