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30期）

第三天夜里，代元元罚徐荷花加班2小时。班长和代元元的这些权利都是队长们默认的，因为警察惩罚劳教人员时，还是要有所考虑的，可是，她们让牢头狱霸惩罚其他劳教人员，队长是不管的。对于快要考试了还背不完题的人，队长罚的时候就是让她们夜里站在筒道里学习。

一直到了12点才让徐荷花睡觉，可是早上5点钟又把她叫起来了，说是让她早起打被子。徐荷花睡上铺，她把被子铺在地下打好之后，又放到上铺，然后她爬到上铺去整理被子。连着几天的折腾，让徐荷花的精神高度紧张、身体疲劳极了，她还打不好被子，难免动作慢点，张小敏就不停地吆喝她。

这些动静把我吵醒了，躺在床上等着起床的口令。就在小哨喊起床的同时，“膨”的一声巨响，徐荷花从上铺掉下来。

全班人都惊呆了。张小敏张着嘴、瞪着眼，傻傻地站在写字台旁看着摔在地下的徐荷花。突然，她冲过去，把徐荷花从地下拉起来。

真是奇迹呀，徐荷花先掉在了学习柜上，把我的学习柜的桌面砸得裂开了手指宽的一条缝，桌面被砸下去一寸多，露出了7、8个钉子。

徐荷花一起来，就赶紧往床上爬，还要去整理她的被子。

就在这时，古力队长急急忙忙地进了门：“有事没事？”

她一看徐荷花爬了半截，赶紧说：“快下来、快下来。”

她关切地接着就把徐荷花拉到跟前，围着她前后左右看看——哪儿也没有流血；又让她动动胳膊动动腿——只是走路的时候有一点儿瘸。

古力这才摸着心口说：“吓死我了！”

古力让徐荷花跟她出去了。一会儿，杨大又进来了，看看桌子，看看床。

问：“怎么回事？”

张小敏脸色煞白，说不出话来。

杨大把张小敏叫出去了。大约过了半小时，张小敏回到班里，一进门就拿起地布蹲在地上擦地，一句话不说了。接着小哨又把代元元叫出去，代元元回来后，也不再说话。

代元元苦思冥想，终于说了一句话：“她会不会是自杀呀？”

这一句话提醒了张小敏，张小敏立即站起来说：“对，对，她就是自杀，跟我没关系！”

我看着这些人的丑恶表演，厌恶极了。

徐荷花被带到医院去检查。听说除了她的臀部有一大片青紫之外，骨头没有受伤。万幸啊！桌子被砸成了那个样子，假如是硌在腰上，腰一定会断了；要是头朝下，一定会头破血流啊！

后来，杨大亲自送徐荷花回来，亲自安排她睡在了下铺。从这一天起，徐荷花不再被罚站，也不再让她干活了，她可以专心地坐在写字台前背23号令了。我的心也放下来了：徐荷花，你可真是因祸得福啊！可是，这几个人忍不住了，她们说：徐荷花你想自杀，你还最后占了这么大的便宜，你还当了奶奶了，谁也不敢说你了。徐荷花也不跟她们争辩，就是默默地干着自己的事儿。就在我帮助徐荷花写《五书》时，她被调整到了一班。

她一边收拾行李一边用期盼的眼神看着我说：“你还帮我写吧！”

我很想帮她写，但是不可能了。

11月27日上午，调遣处来了个人向我宣布警告处分。

我接过处分决定书，当我看到“根据《北京市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劳教人员破坏所管秩序惩处规定》，决定给予你警告处分”时，我提出申请复核。

我每天用2、3个小时的时间去整理一床被子，要花1个小时去摆放那10几条毛巾，地面都快擦成镜子了，这么认真地去整理内务，即使再不好，也应该算是技术问题吧，算是能力问题吧，怎么能定性是“破坏”呢？我把这样的理由写进了复核申请。

交上复核申请的第7天，调遣处来了3个人，向我宣读了驳回的决定，并告知我已经取消了《记分许可证》，不能记分，不能购买食品。

我要求把决定给我一份，他们说“这个不能给你，口头向你宣布。”

我说：“我是按你们的规定，交的书面复核申请。依据对等原则，应该给我书面答复，而且我要依据驳回决定向劳教局申诉。”

他们说：“你不能申诉，没有申诉的程序。”

我说：“程序是你们规定的，是剥夺了我的权利。”

杨亚楠说：“先放我这儿，你要用时再给你。”

以后我要了几次，都不给。这份驳回决定我始终没有看到。

李颖说：“受警告处分的要集训一个月。因为集训大队没有女生，所以，就是队内集训，你就在班里按正常活动。每个星期写一份总结，最后结束的时候，还要写一份集训总结。”

我算了一下：按要求每星期写9页纸，4个星期就是36页；最后还要写一份综合的，有集训总结、现身说法、综合检查，每份最少4页，就是12页——总共需要48页。这样的材料我是第一次写，必须打草稿。于是，我专门购买了五本稿纸。我天天趴在桌子上写，第一个星期写了5遍，用了2本稿纸。李颖总是说写的不行，不是内容不对就是格式不对。

我对李颖说：你给我一个样本看一看吧，我这样写你总是不满意，我又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写。可能她看我还是很认真地写，也可能看我实在写不出来了，就给了我一份齐英的。我终于写完了第一份。

新收容的劳教人员马兰进班了。代元元帮着队长处理完新生的事，也回班了，手里拿着一个洗脸盆和一条提花毛巾——把盆给了杨小梅，把毛巾放到了地布盆里。

杨小梅接过洗脸盆，把自己盆里的东西倒腾到新盆里，叫我重新标盆。

从代元元一回班，马兰的眼睛就一直盯着洗脸盆和毛巾。她看见杨小梅在换盆了，才说：“这个盆和毛巾是我的。”

代元元马上说：“你的盆自愿抛弃了，你写了声明了，你说话不算话？你敢欺骗队长？”

“队长不是说不让用吗？为什么你们能用我就不能用？”马兰好像很敢说话。

马兰是从西城区拘留所来的。那里可以买到一种又结实、又好看、镶着边的塑料洗脸盆，又大又深，洗衣服时很好用。可是，到了这里都必须“自愿抛弃”。而调遣处发的塑料洗脸盆是劣质的，盛上半盆水就变形；从床底下往外拿时，手指就能把塑料边顶出个鼓包。

调遣处发的毛巾是化纤的，松松的、软软的，拧完后的皱褶都抻不开，我为了把这样的毛巾挂平，每天要在地上蹲1个多小时。

我刚来时，带来的毛巾也被“自愿抛弃”了一条，另外一条让我放进库里，不许使用。可是我一进班就发现，长留的人用的毛巾都不是发的那种。后来才知道，从内部的商店可以买到毛巾。

牢头狱霸们陆续地都把“被自愿抛弃”的好盆拿回来用了。这次可真是巧极了，马兰看见了自己的盆和毛巾。

代元元和杨小梅跟她急了，两个人拉开了要打人的架势，一齐叫喊起来：“告诉你，到这儿来没你说话的份！你要敢叫板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给你脸你不兜着，没你好日子过！”

齐兆兰也帮腔，马兰只好一句话不说了。

第二天一早，马兰从地布盆里拿回了自己的毛巾，把发的毛巾放进了地布盆。

（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写出来。还没想好交给谁，就被杨亚楠没收了。袁源把我写的内容告诉了刘芳，刘芳在牢头狱霸中传开了。凡是用这种盆的人都骂我。）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1期    2014年5月16日—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