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26日，石河子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武斗第一枪”。

艾青所居住的师部大院，被两伙对立的造反派包围。

此时，艾青的保护神王震，也被造反派打倒为“三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枪声持续响了一夜。

第二天，未未“看到院子里尸体横七竖八”，“长达两个星期的时间没有人敢去收尸”。未未发现自己的一个同学——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连手指头都被打穿了。

未未后来回忆说：“他只是一个无辜的孩子。”

1967年5月19日，战场蔓延到“大右派”艾青家了。

造反派的红卫兵，一拨接一拨地到艾青家搜寻反动材料。“10万人口的石河子，”高瑛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是被抄了又抄的第一家……”

未未觉察到家里的气氛非常“恐怖”：“大人开始交头接耳，说话也怕小孩听见，话经常说半截。”而在街上的气氛则是“义正辞严”：“整个街上的人也都用怀疑的、或者说陌生的眼光看着你们家的人，满街都是大字报，全是说的你家里人怎么了，说要砸烂谁的狗头。”

据未未在43年后（即2010年）回忆，时年9岁的他，已经有活要干了。“我得帮父亲烧掉所有的书，销毁所有艺术品。”未未说，而此时的他，已作为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正被遨请在香港一家高级餐厅，与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共进午餐。这位高级编辑为一篇名叫“与FT 共进午餐”专文“惶恐”地访问未未。造反派闯进了艾青的家。把艾青的诗歌手稿和其他文稿，以及毛泽东、周恩来、齐白石、梅兰芳等共产党领袖的亲笔信函和名家字画全部抄走。“任何与人性有关的东西都销毁了。”

艾青极度痛苦。尝试自杀。他对高瑛说：“我真想做鬼去。”

尽管此时的未未仅仅9岁，但在他的记忆中也感受到了“文革”的残忍，并引起他长时间的思索。“（如果）对艺术的影响的话，”他在多年后说，“是让人们认识到政治化的文化运动是伤害思想和灵魂的恐怖主义运动。”

1967年5月19日，一辆装满煤炭的敞篷军用卡车，装上了艾青和两个儿子：未未和艾丹。（此时，高瑛带着女儿玲玲，谎称回东北老家探望父母，被准许。实际是回北京上访，为一家人寻找生存之路。）这次流放的地点，是农八师生活条件最为恶劣、路途最为遥远的地方——一四四团二营八连，也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号称“小西伯利亚”。

在“漫天黄沙”中，卡车喘着粗气，爬了3天3夜，才爬到目的地。

“一阵大风刮来，把从家里带来的一床草席吹跑了，”未未回忆说，“就剩一张小木凳了。”

第二天，农场掌权者，将艾青带到一个地窝子前，说，这就是你们住的家。

所谓的地窝子，即地窖：一人多深的坑，几根木棍做梁，支撑起上面的树枝和泥土。

艾青身高一米八，第一次进地窝子，里面黑，头撞在了木梁上。“他猛地蹲在地上，半天不能起身，”未未回忆说，“等他站起来时，脑门都冒出血了……”

地窖约20平方米。曾被用来给母羊生羊羔的产房。在地上铺厚厚的草，即床。在土墙上挖个洞，即放杂物处。无电。以煤油灯照明。天窗有脸盆大。老鼠日夜叫。癞蛤蟆时常爬上床。

艾青当年的老邻居畅兴起回忆说：那儿仅有6间平房。三四百户人家都住在地窝子里。“那是个鬼都不肯呆的地方，那时只有这个农场里关着右派。一下雨水就往地窝子灌，有时连床都能漂起来。”

未未和艾青，把木梁垫高了20公分。（但在当地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当地的老职工赶来帮忙，向地下深挖了50公分，艾青在里面才能直身抬起头。）未未告诉与他共享美食的戴维•皮林，这是自己第一次参与建筑设计。“里面冬暖夏凉，屋顶和地齐平，”未未说，“常常有猪从我们的屋顶跑过时，猪的后半身会掉下来。”

未未在32年后（即1999年），在北京东北部的草场地，建了自己的工作室和仓库，这是他的第一个建筑项目。他紧接着设计、建设了数十个建筑项目。并成立了名为发课（Fake）工作室的建筑事务所。

从石河子走出去的诗人柏桦，曾在诗里这样描述住在地窝子里的人：

下班的时候，

一个个像走进墓窟，

早上又突然钻出一个个幽灵

……

艾青的工资，被已降再降，最后只剩下45元。一日三餐，吃的是玉米面。“一家五口人，全靠着这点工资活命了。”高瑛说，“我们的苦日子开始了。精神的和物质的都到了极限。”为了增加营养，艾青让孩子拣来屠夫抛弃的羊蹄和冻死的猪仔，加工处理后吃掉。有一次拣回来一只冻死的猪仔，高瑛帮着进行了处理。

据她回忆道：“没有什么佐料，放上咸盐和酱油，煮了一锅，端上了桌子。孩子们都捂着鼻子躲开了，我恶心了很多天。”

但艾青却吃得很开心。他说：“饥了甜如蜜。”

艾青是被管制和监督劳动的重点改造者。他不会干农活。掌权者安排他修剪苗圃和树枝。或许是美术出身的原因，艾青总把“每一棵经他修剪的树都显得美观自然”。“就像刚刚剪过、刚刚梳理过头发的姑娘一样，也像他整齐地抄写在稿笺上的诗行一样。”

这让掌权者很不开心：“大右派”——牛鬼蛇神——怎么有资格在肉体和精神的改造中享受美好生活呢？！

时年57岁的艾青，立即被重新安排一项重要的工作：清除人类的终端产品——粪便。按当年的时髦说法，是将艾青“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艾青每天要打扫连队里的15个露天厕所。“右派的帽子，就像下雨天的草帽，”艾青说，“越戴越重，压得你头都抬不起来！”

在春天，艾青要扛着用汽车前灯焊的一把掏粪勺，一点点把粪便和尿水舀光。

在夏天，艾青要扛着用汽车前灯焊的一把掏粪勺，一点点把粪便和尿水舀光。

在秋天，艾青要扛着用汽车前灯焊的一把掏粪勺，一点点把粪便和尿水舀光。

在冬天，艾青要扛着一根有铲头的铁棒和十字镐，把粪块和尿块敲碎，然后再清走。

在世界上，除了专心取悦粪便以外，他再没有别的事务了。

未未说：“这是最侮辱最无法忍受的工作。”

1969年，人类史上伟大而又荒谬的一年。

在美国，来自行星地球的人，乘着阿波罗11 号宇宙飞船，代表全人类，在距地球约23. 7 万英里外荒凉的月球上，迈开了人类最伟大的一步。

在中国，暴君毛一边跟昔日的盟友苏联武装对峙、与死敌美国冷战，一边以“文革”革了他的接班人刘少奇的命。而毛重新钦定的接班人林彪，则极力鼓吹“文革”是毛的“丰功伟绩”。

在新疆沙漠边缘的戈壁荒滩，艾青则整天在厕所里挖粪便。未未则在冷眼旁观世态炎凉。

艾青是连队出勤率最多的一个人。“长达数年，”未未说，“他没能休息一天。”

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百姓，都夸赞艾青：“这儿的厕所最干净。”

对于挖粪便，艾青“心态平静”。他说，他都快60岁了，这一生有谁曾经为他打扫过厕所，他不知道。现在轮到他为别人打扫厕所，很正常。

很多人劝艾青不要每天都干。他说：“我当然愿意休息，可是人家屁股不休息……”

他除了打扫人类的垃圾，还要接受灵魂再教育：“不时地要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在灰褐色的土坯房前游街示众。”

“我除了忍受饥饿和疾病的煎熬外，还要等着随时被拉出去游街示众，”艾青后来回忆说，“人的尊严没有了，人的人格也没有了。”

在批斗会结束后，“艾青还带回来一顶纸糊的乌纱帽，放在地窝子的一角，随时准备在另一次批斗会上用。艾青总是默默地出门，默默地回来。”

艾青受难。高瑛伤心。这让她想到了来自天国、以拯救人类脱离苦难为职业的神——耶稣。

她问艾青：“我们身上的那个无形的十字架，什么时候才能卸下来？我不怕吃苦，最怕受人欺辱。”

艾青回答：“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人间的地狱里……”

时年5岁的艾丹，未未的弟弟，1962年出生在石河子。常见有人来通知父亲去参加批斗会。他曾偷偷从地窝子纸糊的窗户看见游斗的场面。“其中也有——艾青自己敲着一个破尿罐，蹒跚而行，还有几个小孩拿着竹竿去鞭打艾青。”

在43年后，即2010年3月11日，在德国科隆。时年53岁的未未，与赫塔• 米勒（Herta Müller，1953年8月17日，生于罗马尼亚，德国小说家、诗人、散文家，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德国文学会展上，进行了一场名为“艺术与政治”的对话。未未依然记得那个流放年代的不堪。“辱骂”自己一家人的人们，看上去都很“自然”，像“接受吹过来的风一样”，“言语无法表述”。

“童年时候，你当然会感受到各种人的各种歧视的方式。”未未说，“你经常看到农村的人根本不知道我的父亲是做什么的，在后面用木棍追着他，或者往他身上扔石头，或者对我们进行嘲笑。”

未未平静地讲述着过往的悲痛，似乎“平静如水”。他在香港的那次午餐会上，还告诉戴维• 皮林，某一天，当看到父亲满脸墨汁出现时，自己一脸惊讶。而父亲只淡淡地说，今天挨批斗时，有人把一碗墨从他头顶浇下。“因为缺水”，未未说，“他的脸几天都是黑的。”

在新疆，艾青“没有人说话，唯一的朋友就是香烟”。他“喜欢用一个放大镜在太阳下对着点烟”。

而未未则学会“种烟叶、锄草、插秧、砌墙”等农活。他盼望着“一年吃一顿肉……”

未未跟父亲艾青一样，也是孤独的。在戈壁荒滩，未未放羊。他在接受《南风窗》访问时说，“放羊是最孤独的”。当然也是最自由的，能跟羊群在一起，因为羊不会歧视他。但他又说，“实际上我也没法和羊群在一起”，放牧的400只羊群，“它们在前面走，掀起的尘土我自己都看不见自己”。

1975年6月30日，艾青在给高瑛的一封家信中写道：“你寄来的咱们孩子的生日，只有未未一个没有生日（日期），仔细想想究竟是5月什么日子？你离婚的日子和我们俩结婚的日子，你都记错了。”

（未未在诞生半个世纪后，2010年，才查到自己的确切生日：5月18日。）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们家没有一个人过过生日的。孩子的生日，我母亲全都不记得……没有什么是重要的，每天就是为了生存而生存着。”未未后来回忆说，“加上生活又很艰苦，我们剩下能做的就是思考。”

天气晴朗，或者心情愉快时，艾青就教两个儿子画些素描。但他并不鼓励孩子以此为生，他可能想到自己因为艺术而招来的横祸。未未后来说：“我觉得任何人在那个时代都会被淋个透湿。”

他平时沉默寡言，“心境很寂寞”，“大部分时间是靠回忆过日子”。

每天晚饭后，他总喜欢在自家的地窝子前，“面朝天山的方向站着，好像在想一些问题”。而高瑛则“活泼乐观”。艾青后来回忆这段岁月时，他说，天山从没辱骂过他，只“向我露出和善的笑”。

当遥望过对他“和善”的天山后，艾青便开始在煤油灯下苦读。“我们用的灯是在一个药瓶上打一个眼儿，然后用一根鞋带穿过去，做成小油灯，”未未回忆说，“看着那个鞋带做成的捻儿越燃越小。”

艾青每天看毛泽东的著作和选集，并在上面写下很多“眉批”。但看得最多的是《辞海》和《法文词典》。艾青是要写一部罗马史。“后来几年，父亲就凑在这盏灯下，偷偷翻看《法文词典》，把一部罗马史写在一张张过期发票上，”未未说，“发票的纸很薄，很脆弱……他的眼睛就这样瞎掉了。”

据艾丹回忆说：“他们住的地窝子里的油灯是最亮的。”

点灯的煤油很差，亮着时，一直冒黑烟。“父亲一早起来就开始擦灯罩，哈着气擦，擦得铮亮，夜里点上，又黑了，第二天再擦，如此往复。”未未回忆说，“你分不清他是真的喜欢，还是需要这么一个仪式。”

艾青的右眼永久性失明了。左眼视力只剩下零点二。

诗人没有眼睛，如何来观察生活呢？高瑛心急如焚。

“上帝造人，为什么给人安上两只眼睛？”艾青安慰高瑛说，“另一只就给备用的。”

艾青在被流放的20年中，大多数中国人都把他忘记了。

但在国际上，他的诗歌却不断地被翻译出版，并被研究评论。很多人关心他的境遇。数个外国文学代表团，来中国访问，都会问及艾青的状况。甚至还有法国人赶到石河子，指名道姓要见艾青。

1971年，新闻记者、作家斯诺率领美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他“感伤”地告诉毛泽东和周恩来，他在延安时相识的老朋友都不见了。并称：“很想见到艾青先生。”

据艾青的侄子蒋鹏放回忆说，当时，毛泽东跟斯诺说，“他（艾青）在西北，生活的很好”。

1971年9月13日，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据官方称，林彪背叛毛，仓皇出逃，坠机而死。林彪事件，让14岁的未未感受到“政治是很恐怖的”。但这也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破产了。

1972年11月，艾青被党从粪便中“拔”了出来。

艾青一家人得以重返石河子。

1975年末，高瑛多方奔波，经层层批准，艾青被允许赴京治眼。

高瑛和孩子们，后来也悄悄回到了北京。

艾青原来的住房已被人“占据”。只能借居在一个追随他的诗歌的工人家里。

1976年9月9日，暴君毛终于死了。

艾青一家人的日子，好活一点了。

1976年前后的北京，是一个“沉闷”和“窒息”的时代。

艾青“整天唠叨”，“脾气很大”。

“整个时代都在晃”，未未回忆说，“所有的人都无事可做。”

1977年，中国作协宣布，为艾青平反。

艾青一家准许返京。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这是他复出后担任的最高职务。

艾青认为，儿子未未应像其他“高中毕业生一样去插队做知青”。

但未未拒绝了，他“不想再过那种被人管教的生活”。因为从来没人向未未“交代”，他为何要过那种非人的生活。

未未对他被陪绑流放的岁月倍感屈辱。“在成长过程中，”他说，“我总是设法隐藏我的名字，因为我属于一个不光彩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