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公管学院）

最近有两件大事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其一是乌克兰民众上街抵制政府；其二是台湾服贸协议表决引发民众抗议，抗议者占领了“立法院”和“行政院”。争议的焦点在于：在民主政体中，民众是否可以采取上街、占领等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为了陈述我的看法，我将首先进行一个否定性的论证，即我将引述几位我认为有一定代表性的看法进行评论，而后再进行肯定性的论述。

其一刘瑜博士，容我转述她的看法如下：1、在自由民主国家，民众和平示威是权利；2、诉诸暴力、甚至是恐怖行为是不合法的，或者说破坏自由民主的；3、街头抗议者的代表性未必够，没有上街的人的声音没有被表达出来，“如果一个制度不断给上街'正面'反馈，这就会鼓励一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政治局面，事实上就是奖励政治观念和行为的极端化，而这是违反民主的本意的”。

其二是一位在微博上颇活跃的新锐政治学者，引用他的原文如下：“1、法理上，面对经由自由公正选举产生的政府，公民应已交出了暴力反抗之权利；2、在自由的法律下，公民及群体应有非暴力示威抗争之权利，但其行使应以不触犯法律及不致使社会秩序和政治系统瘫痪为限；3、支持某种政治诉求，与支持表达政治诉求的某种方式是两回事。认可示威，反对占领！”

其三是一些指责，说抗议者是“暴民”、“红卫兵”云云。“方舟评论”也有评论文章，但我进行的是学理性讨论，对这些类似言论就不引用了。好了，以下的讨论是以自由民主政体为分析前提。

“暴力”当如何理解？

在观念上，我完全同意，暴力行为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可是，什么是暴力行为呢？可以对“暴力”给出一个永恒的界定吗？我很难给出一个建构性的回答，为此，我首先诉诸于历史事实。

众所周知，美国上世纪50-60年代民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是一个坚定的“非暴力”主义者，1964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2011年8月金博士的纪念雕像竖立在华盛顿国家广场，此前，只有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和罗斯福在这里立有纪念塑像，这大致说明，在美国主流民意中，金博士的声望地位是和这几位著名总统并驾齐驱的。

在金博士所领导的民权运动中，形成了集体抵制、静坐抗议、罢工、进入商店餐馆静坐、拒付罚款或不公正逮捕的保证金、群众进军、群众集会、祷告游行等抗争形式。在金博士看来，这些抗争形式应该不属于暴力行动的。在金博士的名篇《三种暴力观》一文中，他给出过一个例子，恕我引用原文如下。“在北卡门罗城，有一个不用武力威胁赢得重要胜利的集体行动的实例。当警察不公正地逮捕一位黑人医生时，被唤起的门罗城人民向警察局进军，挤满了警察局的大厅和走廊，在他们的同伴被释放之前拒绝离开。当局由于不能逮捕所有人，不得不释放医生，双方都没有打算使用暴力。”

那么，台湾抗议民众的占领行动，应定性为暴力行为吗？如说金博士对这一行动性质有何看法，不问可知。

在我和赵鼎新教授的《重新思考群己权界》一文中，所论证的核心看法是，“自由的边界”如何界定是极为困难的，一个人在自己卧室里侧着睡还是躺着睡是不是一定属于他的自由，答案都并不那么肯定的，自由，其实就是一种容忍，“我”或许很不喜欢某位“女神”比如奥黛丽·赫本侧着睡觉，但在“我”愿意容忍她的这种行为时，在一个“我”和她构成的共同体内，侧着睡觉就是她的自由或曰权利。何谓“暴力”同样如此，金博士领导的占领餐馆商店运动，对店家来说，这显然是一种“伤害”，但金博士并不认为这是暴力行为。

何谓“暴力”行动，在我看来极难达成共识。当然，人之理性发展到今天不会这么虚无，在2011年8月的伦敦骚乱事件中，抗议者向警察密集投掷砖块、酒瓶、鸡蛋等物品，纵火焚毁警车和公共汽车，这大概应该认定为“暴力”。事实上，英国政府采取了坚决的镇压措施，而英国的主流媒体站在了政府的一边谴责抗议者。是不是可以说，暴力指的是对具体个体的攻击性或伤害性行为？

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答案，我和赵鼎新教授在《重新思考群己权界》一文中论证了，“伤害”和“攻击”，孤立起来是定义不清楚的，逻辑上只有在“自由”、“权利”被定义清楚后才能定义“伤害”。

鉴于就“何谓暴力”殊难达成共识，那么，使用这个概念对行为进行“定性”是没有说服力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刘瑜博士和新锐政治学者把乌克兰抗议活动和台湾民众“占领'立法院'”定性为“暴力”是一种偷懒的轻率之举。但放弃“暴力”这个概念，并不会妨碍对行为作出有效的分析，因为还有成文法律。

道德与法律

“暴力”，是一个强烈的贬义词汇，是价值性词汇。鉴于价值殊难讨论清楚，那么可以运用更有共识的标准来衡量行为，这就是成文法律。乌克兰抗议和“占领'立法院'”是不是违法行为，准确地说，有没有违背当地的成文法律，这一点很容易形成判断，因为律有明文在。如果没有违反法律，那么什么都不用说；如果违法了法律，那也什么都不用说，因为律有明文在，法律条文上说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显然应该假定这些行动违反了当地的法律条文，若如此，是不是就应该道义上谴责这类行为呢？这是要对这类行为做一个道义上的价值性判断。这就涉及到一个复杂的问题，违法是不是不道德的？

本文是在自由民主政体的前提下进行讨论，这就假定了成文法律都不是恶法，是不可违背的。法律，是同等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规范，但这是不是等同于违法行为就一定是不道德的、必须谴责的行为呢？

通常情况下显然如此，法律，几乎是最底线的道德共识。但例外比比皆是。我引用阿马蒂亚森在《权利与能动性》（“RightsandAgency”）一文中所创造的一个例子：A将被B在某地强奸，C只有在偷走D的车才能及时赶到现场阻止B的行动。无论那国的法律，C的偷车行为都是违法，但C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是应该被谴责的吗？每个人都可以给出一个自己的看法。

好了，我想说的是，违法行为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不道德的、应被谴责的行为，须在具体的场景下才能给出有说服力的评价。法之制，其真义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违背了法律都应该受到惩罚。一个人违了法、而后他受到了处罚，这就是他为自己的行为支付了代价。对其行为进行进一步的价值评价固无不可，但这不能脱离具体场景。

是否破坏民主法治？

回到占领行动的具体场景，批评者所持有的理据是，在已然建立良好民主、法治的社会里，法律在程序上是得到了民众的认同的，自知违法而有意违之是对民主体制的不尊重，是对法治的破坏。

违反法律是不是等于破坏法治？我先讲段我生活中的小故事。

某年，我去办理户口，入籍证明在我抽屉里放了很长时间，等我去办理时已经过了办理期限，派出所不给办理，要我到公安分局办一个手续。我向分局接待人员抱怨了派出所工作人员，接待人员对我说，派出所不给你办理有理，因为你“不作为”超过了办理期限。

接待我的是一位漂亮的警察小姐，我心情大好，遂争辩道：其一，我要入籍是因为我的公民身份，是否错过时限都无改我的公民身份，让我补办手续是合理的，这是对我错过时限的处置措施、我是接受的，但不让我入籍就不合理了；其二，“不作为”的主体是权力部门，而不是公民，如小姐您若工作不尽责或是可能认定为“不作为”的，而我作为公民无所谓“作为”或“不作为”。读者诸君可会同意我的看法？

扯远了。违反法律是否等同于破坏法治？不！破坏法治的主体只能是权力，而不是公民。因为，破坏法治，指的是置法律若罔闻，不等度地执行法律，对违法行为法外施恩，而只有权力部门，才能做到这一点。将违反法律与破坏法治等同的看法，是错误地认定了行为主体。民众违法，依法处置即可，哪里有半点破坏法治的可能？破坏民主法治，最显见的例子是希特勒，与民众何干？政治学博士见不及这一点，真是令人遗憾。

抗争是破坏民主还是完善民主？

有一些说法貌似是有说服力的。其一，在自由民主社会，民众是有通畅的体制化表达渠道的，在没有穷尽体制化表达之前，不应上街表达，因为这无论如何会冲击正常社会秩序。其二，上街反对政治领导人是不应该的，因为政治领导人是民选产生的，选举程序是民众认可的宪政原则，对政治领导人不满，应通过选票把他们选下去，或者诉求于体制内的救济程序比如提起弹劾，而不能采取非程序化的上街抗争形式，否则就是破坏民主。

如是观之，民众无论如何都不可以上街的，金博士领导的民权运动是在破坏美国的民主吗？这样的反诘没啥技术含量。

政治之目的，在于追求至善，亚里士多德如是说。民主，不能说是至善，民主更多的是程序和妥协，故而，民主被认为是“最不坏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之下，辅之以力求完备的程序，以期至善之可能。但是，无论民主、任何政治形式都不可能是完备的，人类社会是变动不居的，政治中要面对无穷多的新生问题，也是基于此，设置了诸多程序并上升为宪政原则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民主体制内生地要求了民众必须遵从程序，这也是对宪政原则的尊重，但程序并不等于是至善，人类对至善的理解是不断变化的，人类的智识和认知是不断演进的，这就要求程序是可变的，宪政原则也必须随之改变，如美国迄今为止已通过了27条宪法修正案。

宪政原则的修订如何可能？程序对此是给出了的回答的。这首先要面对的是一个议题设置问题，即如何形成能得以进入程序的议题。形成议题设置，在民主政体内，也应循宪政原则来产生，这是规范意义上的道理。

现代民主的要义之一，在于每个民众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据此，每个具体的公民都可以提出自己修改宪政原则的诉求。在现实政治中，普通民众循宪政原则来形成议题，旷日持久，这是基本的事实。但程序是不能轻易违背的。若某位民众无论他具有多么天才的认知能力，他的诉求要转化为可供进入程序的议题，也是必须以获得现有程序所要求的民意比例支持为前提的。反反复复的诉说，未必能放大他的声音而获得广泛的支持。在这一事实之下，“占领行为”，或成了一个有效的选择。

如占领“立法院”，就能让更多的民众知晓他们的诉求，由此慎思、辩论他们诉求的合理性。若符合程序要求比例的民众认同了某类诉求，使得诉求得以进入程序成为议题并获致通过，这就意味着民众认可了修订宪政原则的必要性，由此产生的当然就是对民主的完善和改进。在这一过程中，发起行动的抗争者行为若违法，他就会受到法律的处罚，这事实上就是，抗争者以身违法，换取了民主的完善，那么对这类行为，该做怎样的价值判断呢？这或许需要历史才能给出有说服力的回答，如曾经入狱的金博士，历史对他给出了评价：他的行为是正义的，是美国的进步不可或缺的！

如是观之，以成文法律来衡量，抗争者是在违法；而这推动议题设置这一角度来看，他们是在表达，只不过这种表达违法了而已，而违法的事实并不简单等于道德上的“恶”。

反之，若抗争者无论采取怎样的形式，诉求都不到广泛的认同，而且他也因此遭受法律惩治，这也是不应该将“破坏民主法治”的说辞加之于他们头上的，只能说，他的诉求，是当时的程序比例上的民众所不需要的，而他自己，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不可以以某种良善动机为自己寻求卸责的。

在真正的民主社会，会哭的孩子未必会有奶吃，他的哭声，必须引起程序比例上的民众的认同。在美国的大街上，人数不等的游行示威群体比比皆是，据我的观察，他们的行动极少引发路人的关注，于是可以看到很有趣的现象：示威者或情绪低落无精打采、一付聊尽人事的姿态；或做鬼脸扮小丑，极力招徕路人的注意。

事实上，耶鲁毕业的政治学博士江宜桦就已经将占领“行政院”的抗争者“捉拿归案”，对他们的行为马上可以给出的判断是：他们违背了台湾的地方法律，此其一；他们是否推动了台湾的进步呢，每个人都可以给出自己的看法，能否形成共识性看法，可能需要未来的历史作出回答。

抗争是体制外活动还是体制内活动？

最后再简单地谈一点，如何看待现代社会的抗争运动。抗争活动，已然成为各国或地区常态的社会现象。在百年前的法国思想家勒庞这里，抗争者不过是“乌合之众”，抗争活动是非理性的愚蠢之举。之后随着对抗争研究的增加，抗争被理解是正常的政治活动，只不过这是“体制外”的政治活动，将其与体制性的政治活动如选举、立法等对立而观。

而晚近的抗争研究理论家们正在逐渐修正看法，越来越倾向于将抗争理解为民主体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完善和巩固民主的重要途径之一，因为事实是不容忽视的，如金博士领导的民权运动极大地推进了美国的政治文明，台湾的政治进步也是活生生的例子，故而蒂利说，“各国宪政，无不抗争而成”。

那么政府应该如何应对民众的抗争？2011年9月，美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迅速蔓延至全国，而且波及欧洲，抗争者最后在华盛顿国家广场安营扎寨，运动声势之浩大，实属罕见，可谓极大“威胁”了美国的“民主与法治”。抗争者的诉求是抗议贫富不公，政府不作为，矛头指向的是资本家和政府。美国商界领袖、政要纷纷表态回应。

比尔盖茨说，“富人应该比普通民众要缴纳的税款多一些”。巴菲特在《纽约时报》社论版中写道，“国会应该停止溺爱那些超级富豪。”美国138名百万富翁联合上书国会表示：从国家利益考虑，应向美国富人多征税；“良好的经济曾让他们受益，现在到了回馈社会的关键时刻，应该让更多人得到好处。”奥巴马则反复表示：“已经听见民众的诉求”；“将继续为推进金融改革而战”；“作为总统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与示威者站在一边，加倍努力兑现承诺以实现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

各位，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们不是要反对政府和资本家么，可现在资本家和总统却说，要和他们站在一起，这样的抗议如何还能继续下去？最终，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无疾而终。试问，美丽岛上的马、江、王诸君，可有底气到“立法院”对抗议者们喊话：大家今天回去休息，今晚的守夜由我来！

——转自共识网，2014-04-02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8期    2014年4月4日—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