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下午，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国保警察来到我家，与我主要谈了三件事：一是“十一”；二是我妹妹上访（为盖西直门长河湾高档住宅区，她的3间住房和一个院子5年前被拆，只给她补偿30多万，当时也只够买个一居室，现在连其中的一间房都买不了，为此她一直不接受，时常上访）；三是未被枪决的“六四”死刑犯王连禧（王是精神迟滞患者，曾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松柏胡同3号，有一间南房。坐牢期间，为盖北京金融街，他的房子被拆，可没有给他房屋补偿，以致他现在没有住房。我多次呼吁，帮助王连禧请律师，向当局索要他的拆迁房屋补偿）。警察对我说：“‘十一’期间不要离开家，在屋里呆着；以后不要再管其他人的事情，也不要再管你妹妹的事情；否则对你没好处。”

60年前，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可是之后的60年，“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遭受了更多的灾难。今年是中共建政60年大庆，为此在“十一”前，不少民运人士、维权人士被赶出了北京，他们在警察的陪伴下去了外地“旅游”。在9月15日之后，我的朋友中：高洪明去了江南（26日来短信说去了赣，应当是在江西庐山）；杨靖去了河北承德；王玲去了辽宁绥中（渤海海滨）；陈天石一家人也被迫回外地老家探亲（28日晚来短信说，正与当地公安局领导在一起晚餐）；李海电话一直不通，据说也去了外地。9月22日王玲从辽宁绥中发来短信，内容如下：

女警展示了她泼妇的疯狂，话不好好说，蛮横霸道。昨晚刚要吃饭，她的“头儿”来传达上级电话，不让到海边去，怕出危险，让在屋里呆着。我说：“你有地下室吗？有铐子吗？你从外面把门锁上！”这里三面是海，一条路。这里是辽宁各地访民的集散地，都是从北京被押送到这里，好几年了。刚才3点钟，我想出去，女警说“不行”。之后，我不再理她。她斥责我：“给你脸了，那么大岁数不拿自己当人！从今儿起，还有20天，你一步也别出这门”。刚才那个“头儿”和其夫人叫我去取行李。我到底听谁的？（前几天这里电脑不能登陆，晚上我要到另一家去住，白天在这儿吃饭，待着）。号码保密！给我回信！

从王玲上面的短信看，她的“旅游”并不愉快，等于是监禁。还好，还有一些朋友并没有离开北京，但他们也遭到监视、跟踪、软禁，如贾建英、查建国、胡石根、叶国强、叶国柱、刘安军等等。其中，贾建英外出上下班都要警察接送；查建国被严格限制外出，连看戏、看电影都不行。自23日国保警察来我家后，我也被监禁在家，不许外出。从2006年我出狱，3年多来，在我家的大院门外，一直有8个联防队员轮流在这里上班，每天24小时对我监视，记录我的出行。每到一些所谓的敏感日子，监视就上升为跟踪、软禁。

9月17日，“六四”伤残者齐志勇在网上与我进行了交谈。他说，他感谢在他住院期间高洪明、查建国、徐永海、李海、妙觉法师、王国齐等朋友去看望他；感谢路透社、法新社、德新社记者去看望他、关心他；感谢很多访民朋友，这些朋友几乎天天去探望他；他特别感谢方舟教会弟兄姊妹们的奉献和祷告，没有他们的奉献，他不可能住院治疗。作为一个“六四”伤残者，他没有任何收入，也没有任何医保。

齐志勇说，近一段时间，警察加紧了对他监视。周日的教会敬拜，也不准许他去参加，尤其是在天安门广场有演练的时候，他更是被‘划地为牢’，限制他的行动。国保警察还要求他在“十一”期间离开北京，齐志勇说：“我住院治疗，是为了控制血压、血糖，准备做手术。如果离开北京，前一段的治疗就会前功尽弃，一万多元的医药费也就白花了”。为此齐志勇很是为难，请主内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也为那些国保警察祷告。

2009年9月29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