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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生于多难、殇于一瞬(图)
——怀念连儿罹难25周年(三)

丁子霖

我的少年时代,有一段是在苏州度过的。苏州,并不是我的出生地,也不是我的故乡,我的祖籍在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1936年12月20日我出生于上海市,在上海中西女中二附小读小学,1947年随家迁往苏州市。在苏州只住了三年,在该市景海女师附中读初中,初三未毕业,于1950年4月又随全家北上东北,再转北京,在北京住的时间最长。不知为了什么,我从来都不喜欢出生地上海——尽管我一辈子讲的母语是带吴音的上海话;我也从来不喜欢多数人趋之若骛的首都北京。在我的灵魂深处令我梦牵魂绕的地方,只有那曾住过短短三年的苏州。细细想来,苏州能吸引我的并不是那小桥流水人家的情调景致,甚至也不是那悠柔细软的吴侬俚语,而是因为那片土地上保留着我少女时代懵懵懂懂向往自由、平等、博爱的气息。那时我正11岁至14岁,课余时间便去图书馆读巴金、茅盾、曹禺的作品,还常常在星期天随同学去学校旁边的教堂去听教徒们做礼拜,耳濡目染了博爱精神的教诲。也常阅读父亲从上海带回来的《观察》杂志,逐渐形成了关心时事,追求平等,不满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思想萌芽。

那三年是多么令人怀恋和心醉啊!家道虽因父亲患病而中落,生活也大不如前,但对前途与未来充满了光明的期待和憧憬。现在想来那时真是天真单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直到1950年4月我辍学随父亲去了东北热河的北票煤矿。我在苏州度过了也许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成长期。对于这座城市的底蕴,我自然也有着自己的感悟与理解,有一种难以割舍的依恋。

回到阔别多年的家里,我父亲见我腿上长的大脓包,吃了一惊。他翻出《辞源》让我看,我才知道原来长的不是一般的脓疮,而是痈,不禁后怕。如果耽误医治、导致败血症,我的性命也就完了。我不敢怠慢,立即去市里医院作了正规治疗。在苏州的半个月里,我每天去医院注射,肉体的伤口慢慢得到了弥合,心灵的伤口也得到了些许抚慰。

回江西干校的前夕,我向父亲诉说了自己在婚姻问题上所遭遇的挫折。这位饱经沧桑受够了共产党不公正对待的老人,很为我的处境担忧,但他鼓励我坚持下去。他说:“领导的阻拦是没有道理的,不可能老是这样刁难下去,事情最后一定会得到圆满的解决。”我感谢父亲对我的关心,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给了我力量。一直到今天,我和蒋都不敢忘怀父亲当年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

  半个月很快过去了,我告别父亲和儿子回到干校。我不知道命运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我不敢也不愿多想,次日就投入了繁重的劳动。

……

那年11月里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工地食堂打饭,遇到了在新闻系读书时的同届老同学陈××。我们下放江西的时候,这位老同学被当时的军宣队留在了北京校部。因为他是“红五类”出身,“根正苗红”,工作又积极,听说进入了所在系的“革委会”,后来又调到了学校革委会工作。这次他是陪同学校军宣队的一位要员——校革委会政工组组长杨力前来干校视察工作的。因为是老同学,说话也就少了些顾忌。我的老同学们都知道我多年寡居又独自带着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所以他一开口就问我:“在干校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这一问,勾起了我满腹的辛酸和委屈。我向他倾诉了我在干校所遭遇到的一切,包括婚姻登记问题遇到的挫折。

他听后,急忙安慰我说:“不急!不急!我去试试。”

这不过是一句同窗之间安慰性质的话,我起初对此并没有抱很大的希望。然而,几天后,当我们再次见面时,他告诉我,关于我的婚姻登记,他询问了北京本部的政工组长杨力,但对方根本不知道此事。他说为慎重起见,他还需向北京校革委会主任杨培基——军宣队的第一把手请示。他嘱咐我过几天去干校找领导问问。临别时,他还向我透露说杨力认为我的婚姻不应该是个问题。他让我安心等待,不要着急。

事情果然不出他所料,当我再次去干校政工组找那两位“领导”时,他们一句话也不说,旋即给我开出了一张登记结婚的介绍信,瞧都不瞧我一眼就地放在了我面前的桌上。前后仅几分钟,我进门后只说了一句话:“我来开介绍信。”事情就办妥了。我拿起介绍信就走,连头都没有再回一下。

我后来常常想,那时若没有我那位老同学帮忙和军宣队开恩,真不知道我与蒋的婚姻还会拖到哪年哪月!我相信孟老夫子说的那句话: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想,一个人只要人性尚存,或者这一丝人性只要不被恶浊的政治所完全淹没,那么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就会减少许多的不幸和苦难。

我至今仍然感激陈××同窗以及素昧平生的杨培基、杨力两位先生,由于他们的仗义与秉公,我与蒋才得以结合,才有了连儿,才有了与连儿相聚的十七年,那是我一生中最为欢乐与幸福的十七年——尽管十七年后我们遭遇了更大的不幸。

那天我拿到介绍信后,就与蒋一起从干校工地直奔鹰潭市里,在那里我们拍了第一张合影。那时没有像样的衣服,各自穿了一身珍藏许久的新卡其布标准服,虽然今天看来会觉得有些寒酸,但毕竟是我们的结婚照。

从鹰潭转车到锦江镇的候车室里,我们巧遇到同在修路队劳动的徐景秋大姐(徐大姐是位老革命。她文革前担任人大国政系系主任;文革中惨遭迫害、家破人亡;文革结束人大复校后出任人大党委组织部长,按时离休,毫不恋栈,是一位中共党内罕见的正直刚强的老大姐)。她热情地拉着我的手,亲切地祝福我们。她这份真心的关爱如同雨后温暖的阳光一样,驱散了我积郁多日的怨愤。这位令人敬重的大姐,数十年来对我的关怀始终如一。

接着,我们又搭上长途汽车赶到了六十里外的锦江镇。等我们赶到时,天色将晚,镇政府办公室大门紧闭。好在工作人员就住在院内,经再三要求,他匆匆为我们办完了婚姻登记手续,匆忙之中,那张红色的结婚证上竟然连日期都没有填全,只填写上了1970年11月。

在天色已晚的时候,我们走进了镇上一条街巷,那里有干校分配给我们的一间临时的结婚用房。那间房是房东老表的后屋,与正屋相通,其实是一间连牲口棚都不如的黑屋子,没有电灯,没有窗户,只有从一扇木板门的门缝透进一些亮光;地面上湿漉漉的,冒着水珠,散发出霉烂的气味;所谓墙壁,只是一面用泥土糊着的草蓖做的隔扇,而且还只隔了大半截,房东屋子里的马桶声、咳嗽声,声声入耳。黑屋子里空空荡荡,只是在墙角里堆放着几块破木板。蒋顾不得一天的奔波,从屋外搬来了一些砖头和石块,用那些破木板搭起了一张简陋的床铺。我们从镇政府出来后,街上的店铺已经关门,我们靠从鹰潭带来的点心、面包果腹。就是在这间黑屋子里,一盏如豆油灯,我们度过了来之不易的新婚之夜。虽然食宿简陋到几近原始的地步,但我们心里是欣慰的,彼此分享着这通过抗争才得来的果实。

三天婚假之后,我们离开了锦江镇的小家,又回到了各自的劳动编队和集体居所。不久,寄居在苏州老父亲家的儿子也被我接回到了干校,他与蒋同住在被称做“水晶宫”(大石坑)的集体宿舍里。工地上没有学校,他白天跟随饲养员叔叔到附近的红土坡上去放牧,一边玩耍一边当上了小牛倌;晚上则由蒋辅导他做作业。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算是暂时安顿了下来。

第二年的夏天,江西干校炎热、多雨。但无论是摄氏40多度的高温下,还是滂沱大雨中,男女“五七战士”都毫无例外地要上工地劳动。那时的口号是“活着干,死了算。”甚至连我们自己也都相信,对于像我们这样的“臭老九”,越是艰苦越能得到彻底的改造。                                         

我仍在修路队干活,整天与沙子、石头打交道,尽管脸上被暴晒得赭红赭红的,全身上下经常被浸泡在汗水之中,我的心情却是愉快的:因为我已经有了一个家,开始了新的生活。没过多久,我身上出现妊娠反应。起初我怀疑是中暑了,可连服了几天药,仍不见减轻,干起活来也觉得有些体力不支。同室的一些老大姐断定我已经怀孕,我也不再怀疑了。那年我35岁,在一群妇女堆里算是个壮劳力;修路队里只要有重活,队长总是分配给我去干。我需要有一张能证明已经怀孕的医院诊断书,否则不仅不能请假歇工,而且也不能改干轻活。我担心这样的重活继续干下去,会影响胎儿的发育,于是决定去鹰潭医院作一次诊断。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蒋,他满心欢喜。他怕我路途劳累,提出由他带着我的尿样独自骑车去鹰潭医院做化验,我同意了。那时的化验手段还很落后,医院一般只做青蛙试验,但那天医院又恰巧没有现成的青蛙,大夫让蒋自己去集市购买。蒋在鹰潭镇上找了半天,好不容易觅得了一只,却是半死不活的;送医院化验的结果竟是“阴性”。这意味着我还得照样出工干重活。

大概又过了一周,我的妊娠反应更加厉害了。干校的一位妇产科大夫催促我再做一次妊娠化验,并开给了我三天的病假条和一张享受病号饭的条子。所谓病号饭那也不过是一碗窝鸡蛋的挂面汤,但在当时条件下算是极难得的优待了。

蒋又第二次带着我的尿样去了鹰潭医院。这次医生终于换了一种试验方法,结果证实我确实怀孕了。从此,我就免除了力不胜任的重活,被照顾改干了一些轻活。

我的身子一天天地沉了起来,修路队里已没有我能干的活了,我被“照顾”调到了制瓦厂。我先是学着做平瓦,这个活必须站着操作,一天下来我的双脚又红又肿,后来连鞋都穿不上了。在我怀胎7个月的时候,我又接受“照顾”做起了脊瓦,可以坐着操作。最难得的是我在制瓦厂结识了一位姓李的忠厚长者,他不仅给予我很多照顾,而且为人热情、幽默。他常常给大家讲一些令人捧腹的笑话,给我们枯燥、单调的劳动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也许是一种缘分吧!后来我回京分娩时,他趁回京探亲之便,特来我家探望,恰巧在我书桌上看到了一封尚未发出的信,信封上收信人“史济瀛”的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问我“史济瀛是你什么人?”我回答是我的七婶。我这才知道,丁、李两家原来是几十年的世交。他的父亲李济就是闻名于世的中国考古学界泰斗,1949年去台湾后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李济不仅与我的二伯父丁文江相交甚笃,而且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李庄与我七叔一起在中央研究院任职,两家住得很近,来往密切。而李本人当时就读的同济大学校长又是我的四伯父丁文渊。因为有了这段缘由,我对他的称呼也就从“老李”改成了“李大哥”。在那个年代,像我们这样都有着复杂历史背景和家庭关系的人在政治上是遭受歧视的,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交谊,只是我们把两家的那层特殊关系隐而不宣而已。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8期    2014年4月4日—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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