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25期）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27：作为中国现代制度转型过程中发生的“扭曲的特殊性”，党专制并不具有历史建构意义上的恒常价值

命题26是从利益原则和公共理性原则之历史哲学蕴含的角度推出党专制何以有悖历史发展大方向的结论的。本命题将从中国现代制度转型之“规范的特殊性”和“扭曲的特殊性”区分的角度，得出同样的结论。

中国的现代化带有“后发外生”的特点，这是理解中国现代制度转型之特殊性的重要切入点。“后发外生”意味着原来的文化传统中尚未产生来自内部的变革力量或至少是变革力量不足时，就被外来的、更先进的的力量所冲击，后者体现着社会进化的内在本质和普遍要求，因此势必拥有更强的内在“征服”力量。“后发外生”的现代化，就其整个过程的相对非自然和它所表现的文化承续的危机乃至局部断裂而言，必然是痛苦的；但另一方面，既然社会进化和制度现代化拥有全人类范围的普适性，“后发外生”就不过是制度现代化普适性原则统摄下各民族发展道路特殊性的一种表达。这个过程虽然是“后发”的、“外生”的，却并不意味着某种外物的无根据的从天而降，并不意味着对“外来物”的全无理由的被动接受。恰恰相反，制度现代化的普适原则之所以能在“后发”国家逐渐生根，是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拥有最始基意义上的哲学人类学的内在根据。所以我讲“后发”国家的制度现代化既是“后发”的，又是被“诱发”的。“后发”只是描述了现象，“诱发”才更深刻地触及了实质。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和西方国家的对抗，从本质上说，乃是落后的农业文明同先进的工业文明之间的较量，较量的性质已经预先决定了较量的结果。只不过由于征服者逻辑的存在(注1), 较量加剧了文明的传播者和文明的接受者之间的紧张。这也是历史的一种悖谬。但不管怎么说，古老的中华民族走进现代、走向共和，就是从这种紧张中迈出第一步的。无论在以后的进程中还会遇到什么样的磨难，只要这种磨难仍然属于总体化语境内基础层面（制度现代化的普适要求）和中间层面（前现代文化的制度、观念遗存）这两个层面之间的碰撞，中国现代制度转型和现代化中出现的一切问题、一切困难就都属于“特殊性”的正常范围，这就是我所谓“规范的特殊性”。从逻辑意义讲，中国制度现代化的完成、中国现代民主国家的构建，本来是有可能在“规范的特殊性”范围内实现的。命题1已经通过另一种方式谈过这一点。

但历史后来发生的、我们现在仍然深陷其中的现实却是历史进程中的“扭曲的特殊性”，即历史发展偏离了它的正常轨道，总体化建构中的第三个要素闯了进来，它改变了传统与现代对接的朴素性质，使这个过程充满了怪异、离奇和自相矛盾的色彩。是的，党专制是一种非常诡秘的存在，它在宣称批判传统的时候反倒回归了传统；它在断言超越现代的时候反倒误读了现代，或干脆扭曲了现代。由于党专制这个要素的加入，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总体化呈现为一个极其独特的、巨大而又复杂的矛盾体，它使中国的现代制度转型变得格外艰难，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有时还会长时间地原地踏步，甚至倒退。

然而，不管这种“扭曲的特殊性”因为何种原因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也不管它曾经给（而且至今仍在给）这个古老的、正在走进现代的民族带来多少额外的痛苦，就历史发展的内在本性言，这种历史进程的被扭曲的特殊是不会长久持续下去的。制度现代化有其自身的逻辑，它会顽强地通过各种历史偶然性、排除各种历史干扰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社会进化是有方向的，但又是生成性的。生成性包括了各种偶然性历史要素组合的可能；但偶然性与必然性的交织并不否认如下一点，即从根本上说，社会进化是一个全人类普适的发展过程；各民族历史演进的具体差异无非是以自身的特殊性（无论是“规范的特殊”还是“扭曲的特殊”）证明社会进化本身的普遍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断言：作为中国现代制度转型过程中发生的“扭曲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并不具有历史建构意义上的恒常价值。

注释:

1、征服者逻辑是我本人对世界范围内近代政治发展内含的悖论所做的一种概括。该逻辑指：一方面，人们对合法利益的追求推动了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民主，促成了以昭示自由、平等、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民主制的萌生与确立；另一方面，民主又在民族国家水平上强化了追逐利益的驱动力和实施这种追逐的能力，而据弱肉强食规则展开的“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掠夺，又与自由、平等、人权这些人类共有的普适价值相冲突。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6期  2014年3月7日—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