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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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南海新华门前上访的10名农工的结局是悲惨的。

周国英（女）等8人受到行政拘留处分，富万荣、张广杰分别被判处“劳动教养”两年。2010年3月，这次上访所谓的“幕后指使人”富万松，被农场公安人员从山东日照市逮捕归案，判处“劳动教养”一年六个月。

这些农工去中南海越线上访被称为“异常访”，农垦当局对于他们的处罚也像是“异常严”。

当国家号召退耕还林、植树造林、保护生态之际，家庭农场的户主们靠借钱、抬钱，吃大苦流大汗，开荒购苗，然后造林护林养林。他们为北大荒和我们的生活铺展开一片盎然绿色，而他们和自己的亲人尚无任何收益。他们用血汗为我们留下一片绿荫，却拿不到国家下发的补贴，甚至拿不到自己的《林权证》。他们为了维权和检举农场领导弄虚作假、欺骗国家，奔走呼号抗争了整整7年而无结果，最终却遭到农场如此严酷的处罚，是不是“异常严”，自有公论！

现在，吴延敏独自带着上学的孩子和74岁的婆婆生活。北安农垦电视台滚动播出富万荣、富万松被“劳动教养”的新闻时，吴延敏总是设法不让婆婆看到电视，老人到现在还不知道两个儿子都被关了起来，否则，谁知道老人能不能挺住呢？儿子是个好学生，学业优良，在黑河市一中读高中，明年就要参加高考了。老实巴交、辛苦一生的父亲因上访维权而被“劳教”，会给备考大学的儿子带来多么沉重的打击和心灵的阴影……

在这个美丽的国家，孩子的头顶应当只有阳光。而父亲的遭遇会让他那颗稚嫩的心灵误以为这个社会“很冰冷”。

张广杰的父亲84岁，母亲79岁，儿子被“劳教”后，严华赶紧把老人送到外地的亲戚家，她独自一人一边照料着上学的孩子一边看护着那片林地……

吴延敏和严华多次去劳教所看望自己的丈夫，富万荣和张广杰都心灰意冷地说：“认了吧，没指望了。”

就在我写作本文期间，红色边疆的造林农户又打电话给我，说农场刚刚迫使他们签下“合作造林”的合同。我要问，面对那一片片饱含造林户心血汗水的绿荫，农场管理者究竟拿什么与农工“合作”了？

只有国家的土地。

北安分局和龙镇农场管理者坚持认定自己才是国家退耕还林补贴的享受者。在本文的后面，读者可以获知，他们直接违反、并一直在对抗黑龙江省农垦总局2003年下发的文件精神！

我不知道农场领导者想过没有？林木要二三十年以后才能成材，这些造林户无地可种，无粮可卖，无木可取，无工资可拿，他们究竟靠什么活命？垦区管理干部大都是在北大荒成长起来的农场子弟，曾和父老乡亲一起度过艰难的岁月，是父辈们流下的血汗养大了第三代北大荒人。今天，这些父老乡亲被逼到这种地步，甚至还把他们关进拘留所和劳教所，良知何在？天理何在？

2010年12月16日，总局宣传部长高先生带着分局和农场两级干部来北京见我时，北安分局一位负责人对我说，他们不是没收入，“刘玉云是退休职工，她可以靠退休金生活。”

错矣！这位先生完全搞错了概念，也过于缺少人权意识了。无论刘玉云是否有退休金，无论她是穷光蛋还是亿万富翁，凡属她的合法权益都是不能受到侵犯的。她享有的退休金也不是国家和垦区恩赐的，是她用几十年的辛勤劳动换来的。

举目四海，天下有一条到处通行的政治经济学“潜规则”：没有节制的权力会让人变得冷酷。

2010年12月下旬，黑龙江省调查组抵达龙镇农场，认真听取了于德清、刘玉云等人的意见。整个“听证会”的录音是颇有教益意义的，请读者一阅（参见“第十四节”）。

2011年春节前夕，我和律师蒋媞从北京专程到黑龙江省绥化市劳教所看望了富万松。他身材瘦削，脸色憔悴，两鬓白丝如草。他坚决地说：“劳教期结束我出去后，一定和他们斗争到底，斗争到死！”站在一旁的劳教所管理人员十分了解富万松的情况，说了很多正义和同情的话，我也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并送给他几本书和一份北京烤鸭。

此前我曾多方运作，期望提前解除富万松的劳教，让他回家过个团圆年，但我的努力失败了。离开那里时，我的心情非常苍凉。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5期    2014年2月21日—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