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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新公民运动及“鱼鲠计划”
——“官员公示财产”与“政府信息公开”

徐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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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认定“许志永无视国家法律对于公民正当行使权利的规范,利用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话题,多次组织、策划在政府商业繁华地带及人流密集地区等公共场所,实施多人聚集及张打横幅的活动……许志永作为首要分子,其行为已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刑4年。

所谓“利用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话题”足以说明此案为赤裸裸的构陷。没人关心的话题就没必要去表达观点,就群众关心的热点话题去表达观点就成了“利用”,如此说辞意味着:只要表达观点就是“利用”。公民有表达自己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也有选择表达言论的场所、方式和受众的自由。

许志永案之外,其它涉及的新公民运动案件也紧锣密鼓进行了审判:1月23日上午审理赵常青案,下午审理侯欣案;24日审理刘远东案;27日审理丁家喜、李蔚、张宝成、袁冬案。他们被指控的罪名都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当局在一周之内对这些维权人士的案件进行了表演式的审理,加上之前已经开始审理的江西新余三公民案件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以司法构陷为手段的对新公民运动的全面打压。

许志永于2012年发起的新公民运动主张:官员公示财产,教育平权,倡议公民同城聚餐,旨在唤醒公民参与意识,推动中国进步。在他的倡导下,数以千百计的人投入新公民运动,他们或在街头打出横幅,要求官员公布财产;或聚会或演讲,畅谈国事。

新公民运动除了和平、理性之外 ,其主张亦具有被体制内认可的特点,更说明其是建设性的,有益国家与社会的进步,如:

1、教育平权得到了体制内的回应,北京市教委在新公民运动行动之后已经有所推动;

2、官员财产申报公示也得到官方名义上认可,虽然尚未实行。

3、以《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各媒体纷纷发出要求落实《宪法》的声音。

新公民运动的主张是公义的,即使当局执政者也不好否定。官与民的分歧是:教育是真平权,还是假平权;官员财产是真公示,还是不公示;《宪法》是真落实,还是继续有宪不依。许志永和他的新公民运动要求当局身体力行,而非糊弄民众。为此,新公民运动遭到严厉镇压。

但是,在此轮镇压过程中,所有受害者均表现出对司法构陷的强烈谴责,而非恐惧。他们持守信念,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堪称民族的脊梁。冤狱创造英雄,其已经起不到震慑民众的作用了,新公民运动不会就此而被扑灭。

新公民运动因其和平、理性、关注民生,已经落地生根,虽遭遇如此打压,暂时低落,但其精神不死,其声名反而更受赞誉。随着中国时局的变化,新公民运动总会找到新的着力点和诉求,再次兴起。

新公民运动的所有主张和行动都是完全合法的,完全是在中国现行《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之内。但在当局司法构陷的重压之下,继续推动新公民运动,尚需要有策略上的选择,起码是增加当局司法构陷的难度。

2

台湾在民主转型时期有一个“鱼鲠计划”,大意是:找一些当局在现有制度下法律明文允许、但在实际上又极力限制的事去做,当局即使对之打压,也大有司法操作上的难度,就像鱼刺卡在喉咙里。

2011年,国内呈现的独立竞选运动的高潮就具有这一特点。其虽然遭到当局严厉限制和打压,最终也没有一位独立竞选人当选,但当局碍着“公正选举”的脸面,不好对当事人进行司法陷害。他们不是不想,而是代价太大:成为全世界的选举笑话。而独立参选人在积极参选过程中,提升了民众自由选举的意识,赢得了民意,用事实揭露了当局糊弄民众假选举的真相。虽然他们没有当选,但达到了参选的目的,且也没人为此落狱。

我以为,在后极权社会,采用“鱼鲠战术”是推动中国逐步变革的好办法。应该说要求“官员公示财产”也是个好选题。首先,官员公示财产是世界各国家的通例,并且中国当局也再三宣称要官员公示财产——尽管为了维护官僚统治集团的利益至今未予公示。抓住了“官员公示财产”,就抓住了权贵统治集团的命根儿。虽然当局镇压了此次新公民们的请愿,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公民运动的失败。作为极权政权,对对之进行的任何质疑和挑战,都会进行打压。使用暴力是其本质,也是其特权,他们握有“刀把子”,“欲加之罪”时,可以给任何人安上任何罪名,只要他们需要。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公正,也不能阻止他们制造冤狱,但是要让他们为此付出代价。

许志永和他的朋友们在法庭上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而当局却理屈词穷,其假法治真专制的本质昭然若揭。此轮较量使当局自扇耳光——假法治,大大出丑,进一步丧失民意,这就是他们付的代价;而许志永和新公民运动却声誉雀起,显示了其未来的强势。

3

当前,中国现况中有个锲点很有“鱼鲠计划” 的特点,即“信息公开”。

2007年,中国政府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仅限于纸面上,但还是规定了政府向民众公开行政信息的条款——虽然有限,民众有权利知晓政府执政信息。如果新公民运动抓住这个法案,要求各级政府公开其执政信息,那么就可以监督政府,有力制约官员腐败,提升社会的公义性。

我曾读过李昌平先生的文章《给农民钱,更要给农民权》,其中提到“如粮食补贴,有60%能够到农民手上就不错了”,由此,我便对当地——吉林省舒兰市白旗镇政府使用农民粮食津贴问题产生质疑。

从2009年始,我要求当地政府公开《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资金的拨款通知》和此补贴资金使用的详情。之后,他们为我提供了该《通知》文件,但对公开资金使用情况始终进行推诿,拒绝公开。虽然如此,依据该《通知》文件,完全可以印证当地政府对补贴资金的使用存在问题:2012年中央财政两次下拨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资金;2013年这两笔资金一次性下拨到地方——有财政部给吉林省、吉林省给舒兰市、舒兰市给各乡镇的三级拨款文件可证明。可是,白旗镇2013年支付给农民的补贴少于2012年两次补贴的合计,这说明其中有一部分资金去向不明。但是由于该镇政府,拒绝公开该补贴使用信息,此笔不知去向的资金无法查证。

对于该镇政府拒绝公开执政信息,我们当地居民本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由于法律知识的不足,没有律师的支持,加之当地司法部门的推诿,我们难以提起诉讼。

此案仅是作为一个不成功的事例。如果各地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抓住《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根据各地贪腐渎职等实际问题,要求政府公开执政信息,并请律师介入,诉诸司法,那就将切实推动各地公民社会的建立。因为,政府执政信息公开和广大公民群体的利益直接相关,容易引起民众的关注和支持。

公民可以要求政府公开的信息包括:各类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财税征收及使用、三公消费、部门的工作职责范围、办事程序、收费标准、征地拆迁事项、教育、医疗、保险状况,等等,范围相当广泛。

如果当地政府拒绝公开执政信息,那么公民们就可提起行政诉讼。于此,如果有维权律师介入,有媒体的报道,那么又可促进司法的正常化。如果当局对之打压,那么其就将进一步丧失信誉,失去民心;如果专制权力日趋衰弱,民众就会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公民社会也将就势生长。

许志永和其他一些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虽然入狱了,但是新公民运动体现的是中国的希望,由于他们坐牢,新公民运动而有了更高的威望和号召力,必将激发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可以相信,新公民运动会生生不息地继续下去,不负许先生期盼。

现在,许先生们正在牢狱中受苦,我们对他们的唯一告慰就是把新公民运动坚定地进行下去,高扬许先生倡导的理念:自由、公义、爱;堂堂正正做公民;和平理性地推动社会进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5期    2014年2月21日—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