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不为世人所知，所以常人难以想象到，一个关押囚犯的场所，居然也会如此腐败。事实上，监狱的腐败甚至甚于官场。从看守所到监狱，只要有狱警、囚犯的地方，就有黑色的钱权交易。

在看守所里，狱警主要是向一些有钱、有关系的犯人提供信息、安全保障、烟酒食品等，换取利益回报。在看守所，审判期间信息传递很重要，许多有钱、有关系的犯人通过这种信息传递，达到串供、轻判，甚至逃脱惩罚的目的。2001年我在深圳看守所时，狱警传信、打电话都是有价钱的，几百元、上千元，不同的狱警不一样，对有钱的犯人价钱也会高一些。请狱警关照也是有价钱的，一般每月两千元钱。这个钱可确保被关照的人在仓里有安全的地位，不会受欺负、挨打，也不用干什么活。

监狱里，狱警可收钱的范围更广泛一些，劳动岗位、信息传递、劳改成绩、减刑、假释、保外就医、食品、烟、酒、手机等等，都是他们创收的项目。

韶关监狱（广东省第二监狱）基本都是做手加工，劳动时间长，囚犯要凭劳动成绩来减刑，甚至有囚犯因此累死。而有钱的犯人可通过收买狱警，调换工种，做事务犯。事务犯分多种类型，有的做生产管理，有的记账，有的做监督，有的管仓库，有的做卫生员，有的做宣传员。一般来说，靠干是不行的，多数都得靠钱买。这些岗位，劳动轻松，成绩稳拿，每到年底，监狱评劳改积极分子或省级劳改积极分子基本都是他们的。

监狱里还有教学组、文艺队、服务队，这几个地方的犯人，相对轻松，也是囚犯们渴望去的地方。但教学组、文艺队得要有文化、有手艺，当然还得有钱。服务队除了十一监区的新收组，就是五一分监区的酒房组、印刷组、米机组、棉胎组及油房组。新收队负责新犯训练，事务犯主要是带队、操练、监督，不从事体力劳动，相对轻松。五一分监区的这几个组，劳动任务相对也不重，劳动时间不长，成绩易拿，而且容易搞吃的，就是开小灶，所以是全监犯人都向往的地方。另外，监狱医院也有犯人医生，有条件的，可以走关系去，或者买通分监区，去考试，通过了可以去医院接受培训，培训通过的既可留医院劳改，又可下队做卫生员。

期望去到以上各处的犯人，有的找监区领导，花钱求调，有的直接找监狱领导、科室领导，花钱求调。我出监前，所在的五监区监区长叫马春富，犯人都叫他“马厂”，有犯人调来五一区，一般都得他点头，他关照的几个犯人，都是五一区的红人。例如陈小佳，他原本是深圳松岗街道的地痞流氓，其黑社会被打掉后，他被判了20年，关押到五一分监区。他因为有钱，上下有人，俨然干部一般。陈小佳上下花钱，上至监狱长，下至分监区狱警，全部买通。陈当时是在酒房组，买通了拉酒糟的师傅，每天通过他的拖拉机买肉、买烟、买茶、买酒，只要拖拉机能带来的，全可以买到。酒房组生产的酒质量差，所以他们通过拖拉机买来好酒饮用。时不时，有些科室警察，甚至领导也来酒房组找陈小佳拿烟、拿茶、拿钱。他们通过拖拉机师傅带进来现金和手机，带现金一般要收取10%的佣金。据说，五一分监区每月通过这个渠道带进来的现金有四五万元，师傅因此也可获得四五千的收入。

陈犯在酒房组大办伙食，值班狱警明知按规定不能私开小灶，但还和陈犯一同吃小灶。这几乎成了规矩，不时还有科室狱警也来一同吃。酒房组为此专门安排一个人为陈做小灶，供陈犯、酒房组组长、值班狱警享用。在我走之前，伍郁志是专做这个小灶的，后来因为他即将出监，陈让干警从新车间调来一名犯人做饭，但该犯人做的饭菜不合他口味，又被赶了回去。陈每天的“工作”除了搞伙食，就是开音响、听歌、打手机，再就是陪狱警四处转悠，从不干活。可是2009年底，分监区评“劳动能手”时，陈排名第一。当时的十几个“关照”名额中，陈是“马厂”直接关照的，另有一些是各监区、分监区领导关照的，其中主管分监区生产的卢振东塞进去的人最多，大约五六个是他收了钱的人。

我不服，当场提出质疑，当时主持“评选会”的副监区长严教，将我提到花园里“开导”。我说“劳动能手”必须是干活的人才可以评选的，陈不干活，如何有资格？我说：你们做警察的不可以昧良心，这么做，如何对得起那些拼命干活的犯人？严教厉声要我别管闲事，管好自己就行了。我也毫不客气地回答，如果这事处理不公正，我会上告监狱。他们惧怕控告，最终名单作了不大的调整，卢塞进来的人出去了几个，陈小佳也不见了，有两个干活的犯人被补进了名单。但事后得知，这个名单是哄人的，实际上分监区以暗榜呈上了监狱，陈小佳依然在名单中。我毕竟是个小小的犯人，斗不过手握权力的警察。

五一分监区的酒房组、印刷组、棉胎组、米机组都在老车间，管理宽松，活相对不累，且可以买肉买菜做小灶、打手机（当时这个分监区至少有七八部私藏的手机），而新车间劳动时间长、辛苦，也无法做小灶、打手机，于是许多犯人巴结卢振东，期望调去老车间。一般来说，花1-2万块钱便可达到目的，有时若找到中间人介绍，听说5000元也可办到。当时老车间的犯人李连俊、兰厉峰、黄远金等几位，是卢直接从新车间工艺组调过来的。调过来的几个人，每年只要给他上万块钱关照费，便可以享受月月的嘉奖及年终的“劳动能手”评选，条件是不要犯大错违规违纪——只要在他能摆平范围内，一切好说。兰厉峰交钱后，等了两三个月才调过来，其间曾反悔，不住地发牢骚，和我也谈起过，甚至威胁控告。考虑到他的长远利益，大家劝他先忍耐一下。当时是因为“马厂”直接插手老车间人员调动，卢不好操作，但是酒房组、棉胎组一有人员松动，兰厉峰、李连俊立即被调了过来。

因为我当时的抗议，影响了卢当年至少两三笔生意，两三名收了钱的犯人，没办法照顾给“劳动能手”。至于有无退钱，无从得知。这其中，包括一名叫朱建强的犯人，还有黄远金，印刷组还有一名——我想不起来名字了。卢还收过一位叫苏南德的犯人的钱，是帮忙北调的（即调去大西北监狱），卢当时久久办不下来，苏曾威胁告发，才终于在当年5月办了此事。

陈洪斌是普通管教里收钱最大胆无忌的一个，他原是监狱外武警大队大队长，因玩忽职守被撤，转业来做狱警。他人很胖，外号叫“陈胖子”，不知吃了多少犯人的好处，肥成这个样子。他替几位有钱犯人转送、代管现金，从中收取好处，其中包括一名叫白林德的河南犯人。陈有时还直接打电话到犯人家要钱，急需钱花时会直接找犯人家属“借”。他曾收了一名陈姓广东连州犯人女友的5000元钱，却没能帮忙调岗位，这名犯人直接将他告到监区。监区将此事压下，但搞得陈胖子十分狼狈。他2007年管工艺组时，将工艺组的“劳动能手”批发卖掉。当时一位叫龚海江的犯人，2000元现金买得了“劳动能手”。龚当时和我是牢友，这件事我十分清楚。除以上赚钱手段外，陈还时常为有钱犯人带熟食进监仓，赚点外快。他之所以想方设法捞钱，不分数额大小，一是因为养车，二是因为好赌。

整个监区里，捞钱最厉害的就是“马厂”、吴指（吴浪飞，监区指导员）及卢振东。这三人都住的是别墅——韶关碧桂园。凭他们的工资，不吃不喝也供不起这样的高档楼盘。吴常替犯人办减刑假释赚外快，我走前那一年，他帮一位姓詹的犯人办减刑，收了人家2万块钱，答应一次减2年，最终却只减到1年4个月，气得詹犯老婆在家里痛哭。

减刑要花钱，假释更要花钱。假释一般是由狱警作中介，贿赂金一部分给他们，一部分给监狱领导，另一部分给到韶关中院刑二厅。不花钱的话，即使条件够，报上去也是一再推迟，推一期就延两个月，看你受得了受不了？受不了，就得花钱。我走前那年，朱建强、刘苏衡、陈颖、伍郁志等几名犯人，全靠花钱提前出狱。最典型的是伍郁志，他穷，但人缘极好，当时找陈小佳、黄永良、黄远金、詹姓犯人各借了些钱，凑了2万多块钱交上去，终于如愿走人。而一位叫沈福龙的犯人，成绩、条件都够，却连推迟两批，直到我走他还在等待中。原因很简单，他没有花钱给狱警和法官。

按理，狱方办保外就医比办假释更来钱，因为办保外快得多，并且有钱的犯人们个个对之梦寐以求。可惜，这条路被韶关监狱先前的狱警、领导们给做死了，上面好几年也不放口子，生怕他们再放肆，搞出大乱子。最近几年，该监狱每年有十来个病得几乎要死的犯人——通知家人家人都不肯来保，得不到保外就医。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人利用保外做文章。我所在分监区犯人黄永良的一个牢友，外号“河南华”，真名叫任克峰，年轻力壮的，2009年就在刘副监狱长的帮助下，成功保外出去，据说他花了10万。这事他们分监区都不知道，刘监直接将人先弄到监狱医院，先住院，之后从医院保走。只要有钱，人家就想得出办法。但毕竟保外名额有限，因此许多有钱的犯人，设法“北调”去大西北、新疆监狱，以谋求在那里花钱保外。多年来，韶关监狱“北调”名额一直抢手，好像抢出国签证一样。有时狱方也有调往湖南、江西、河南、东北的名额，能调去那些地方就更好，既有条件买保外，也不必去受新疆的苦寒与风沙。

中国监狱多年来一直在高谈“狱务公开”，吹嘘“三公”——公平、公正、公开，而实际上这和政府多年来讲宪法、讲人权、讲民主一样，都是蒙人的。天天讲廉政、反腐败、秉公执法，可一旦认真去查，贪官蛀虫一抓一窝。湖南不是连端了好几窝监狱长、狱警么，可这算什么！在中国坐过牢的人都知道，凡有这些大盖帽的地方，就有贪腐，就有枉法。原因很简单，整个社会缺乏监督，没有批评、反对的力量与声音，官员们集体生活在温暖而安全的腐败大森林里；这样的状态，如不腐败就奇怪了、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