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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辑部

永恒的思念,无尽期的痛(上)

丁子霖
2011年对于我们“六四”死难亲属来说是极为不祥的一年。这一年里我们有六位难友先后病故谢世,噩耗接连不断,是历年来走得最多的一年。绵绵哀思无尽期,令苟活者悲痛难捱,难以释怀。

我自己也在这一年岁末,终因身体不支病倒了。病中我给友人的信中无奈地叹息:“多少年来当局的大棒压不垮我们,胡萝卜也分化不了我们,但老天爷无情地夺走了我们一个又一个生命,我们却无法抗拒……。”

这篇悼文埋在我的内心深处已有多时。我无力挽住他(她)们离开的脚步,只得把对他(她)们的思念和怀恋铸成文字,留给历史,留给后人;因为他(她)们大都生活在底层,平时不为人知。这也是我唯一能为他(她)们和他(她)们的家人所做的事了。

去年“六四“过后,像往常一样,我去北京远郊延庆农村居住。在那两个月里,我先后获悉,难友李淑娟潘木治两位大姐病故的消息,一种悲凉的激动驱使我写下了怀念她们两位的文字,但未及结稿,就到了该返城的时候。回到北京我又得知湘西龙山县的肖昌宜已于“六四”前的五月间病故,其家人一直未能及时联系上我。等我知道一切都已晚了,我想就一并撰文悼念吧。

没有料到,返城未及数日,袁可志老先生又病故了。

九月里参加完袁先生的葬礼,我悲痛难抑,带着几近崩溃的身子离开北京南下无锡农村,想在乡间静下心来完成悼文的撰写。

在乡下的两个月里,由于我多年劳累得不到休整,身体严重透支,腰椎病突然复发,只能卧床,无法伏案。挨到年底返京,又得知王培靖大姐早已于当年年初去世,杨银山师傅也于七月间谢世。这传来的一个又一个噩耗,将我的心撞击得快麻木了。我不禁怨天尤人起来:“老天爷怎么这样无情啊!一个接着一个,一年之内竟接连走了六位啊!”

这六位难友中,潘木治、李淑娟两位大姐和肖昌宜老弟与我未曾见过面,但我们彼此通过电话,她(他)们那福建、湘西味的官话至今犹在耳边。现在又重新提起笔来回忆他(她)们,仿佛他(她)们的声音并未散去。其他三位都是北京人,我都很熟,他(她)们突然间走了,好像越走越远……

王培靖:张向红的母亲。她独居在家,无法知晓她死于何日何时。

我还是从这一年最早去世的说起吧,她就是北京的王培靖大姐。她在2011年农历正月十五(公历2月17日)前去世的,而我们却是在今年(2012)年初给她转送捐款时才获悉她死讯的。我们有位难友住得离王大姐较近,每年都是由她给老人家送去捐款。今年年初她没有与王大姐联系上,就辗转找到了王大姐的次子,才得知老人家已于2011年农历正月十五前因脑梗病逝在家中。王大姐一直独居在家,未与次子同住。她的老伴张耀祖已于数年前患肝癌病故。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儿子给老母亲去电话,准备去接她,但家里无人接听。儿子感到意外,随即赶去,发现母亲已身亡多时。经医生检查,是脑梗致死。

我听到这个消息心头一紧,一个老年人身边怎么缺得了人呢?我想起了我的老伴2008年底也是脑梗昏死过去,只是当时我在他的身旁,急送医院抢救,才捡回了生命。经过那次亲历事件,我懂得了只要抢救及时,脑梗甚至心梗都不是不治之症。可惜王大姐失去了一次抢救的机会,就撒手人寰了。

王大姐生前与我有过数次交往,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个本分、谨慎的人。丈夫参军复员后在东城蔬菜公司任职,她本人是中国科学院情报所幼儿园老师。夫妻俩有两子一女。“六四”中遇难的是最小的女儿张向红。她当时就读于我任教的中国人民大学,已是国际政治系本科三年级学生。向红是我校七名遇难者中唯一的女生。“六四”后不久,我就知道了她的名字,但不知道她家地址。国政系有不少与我原本交情甚深的老朋友,但几次向他们打听,不是不了了之,没有回音,就是见了面躲着我走。在几乎绝望的情况下,同校的江棋生打听到了张向红家的地址,我才找到了这夫妻俩。后经数次交往,渐渐熟悉起来,王大姐也不再拘谨。

他们俩自“六四”十周年后,就参加了我们群体每年两次的公开信签名行列。我们在1999年向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指控李鹏“六四”大屠杀罪责之际,他们的长子在美国作为“六四”难属在海外的代表同时指控李鹏并公开谴责政府屠杀其妹的暴行。从此,他们的儿子也就无法回国,只能在美国自食其力,开始了异国的流亡生涯。

前几年老张先走了,现在他的老伴也随着走了。离她女儿遇难二十二年。

李淑娟:死难者任建民的母亲。她生前最大的愿望是来北京与难友们见一次面,但这个小小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河北定州农村的李淑娟亦是2011年农历正月十五以后不久病故的。去年“两代会”开过不久,我离开了北京。淑娟大姐的家人把她过世的噩耗及时告知了在京的难友,我是五月间返京后才知晓的。过了“六四”敏感期,我便拨通了淑娟大姐家的电话,详询了大姐患病离世的经过。

她是农历二月里一天午间突发心梗,半小时后不治身亡,享年八十三岁。

淑娟大姐是当地农民任建民之母。当年他儿子从内蒙他妻子的娘家途经北京时遭戒严部队击中腹部,被民众送往协和医院救治,因付不起医药费,院方通知家人将其接回定州农村。返家时任的身上还拖着挂在体外的肠子,但仍无钱治疗,只是简单处理后在家里养伤,后流出的肠子腐烂。任不堪痛苦及贫穷的煎熬,一日竟乘家人外出上吊自尽。任殁后其妻携子回了内蒙老家。从此,家中就留下了这位悲痛欲绝的老母亲了(她的两个女儿已出嫁)。在我的记忆里,任建民的线索是于地的妻子许力平提供的,当年于地与任建民同在协和医院抢救。我知道任家的地址后随即给他们家发去一信,很快就有了回信。从此,我与淑娟大姐一直是每年两次通过信件联系的。她一接到信,总是很快找人代笔给我写回信。

淑娟大姐是位重情义的老人。有一次她托人从定州坐长途汽车来看望我,还特意馈送我两瓶自磨香油,盛情难却,我收下了。我分送了一瓶给病中的周淑庄女士,那时她的老伴段宏炳老先生还健在。我特别说明这是河北定州农村的李淑娟大姐的一份心意。

定州离北京原本不远,但我与淑娟大姐却始终未曾谋面,我总想以后会有机会的,不想这竟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

据其家人告知,老人生前最大的心愿除了为儿子讨回公道,就是想来北京与难友们见一面。家人总是答应她找机会送她来,就这样一拖再拖,拖至今日连她这个小小的心愿都未能实现。我与她家人都陷入了无尽的懊悔与自责之中。如今淑娟大姐与其早年病故的老伴合葬于村头。

潘木治:死难者林仁富的母亲。她临终前还嘱咐儿子一定要给北京打电话报个信。

去年“六四”周年以后,我在京郊延庆农村居住期间,一天突然得知福建莆田难友潘木治患了肺癌,且是晚期,处于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她自己已无法打电话,便嘱其家人一定给我打电话。我听了大吃一惊:今年春天我在无锡期间还接到木治大姐的电话呢!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我知道她长期以来是个糖尿病患者,每天都要注射胰岛素。老太太顽强,虽没有文化,但她居然学会了给自己注射。

我赶紧拨通了她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她的长子。原来是去年五月间,木治大姐感到胸部不适,家人以为她患上心脏病,去医院检查才发现是肺癌晚期。她已经是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了,又加上糖尿病、高血压等症,医生与家人商定既不做手术也不做化疗,只开了些止痛片。大姐头脑清醒,明白自己的病情,也知为时已不多,她除了要求离开福州长子家,回到莆田老家外,还嘱托其长子一定要给我打个电话报个信。

福州离莆田不远,她长子隔几天就会回去看望她,而她有时还清醒。我便在电话中托其子千万先带上我们北京难友的问候,说过几天我们的信汇就会到达。

放下电话,我独自呆呆地坐在桌前,自言自语,不知说了些什么。我与木治大姐也是从未谋面,每年不管我在北京还是在无锡,都会接到她好几次电话。最后一次通话是去年四月间在无锡,电话里的谈吐和声音同往常一样,还是那样地热情,那样地爽快。如今,她的这种特有的声调总在我耳边回荡,尤其是当我拿起话筒给别人打电话的时候。

潘木治的幼子林仁富生前是北京科技大学应届博士毕业生,且已联系好毕业后赴日本深造,并已有了未婚妻。在八九年六月三日夜晚,他骑自行车去了天安门,六月四日凌晨撤出广场时他被那辆“疯狂的坦克”活活碾死。

我当初联系上林家时,林父还健在,但都是潘木治大姐与我电话联系。开始,我还听不大懂她那带着浓重的福建音的官话,但久而久之也就基本听懂了。在多年的通话中,我也一点一滴地了解到林家的概况。林氏一家虽住在城里,但属于典型的底层平民,夫妇俩有三子一女(养女),丈夫是位裁缝,家中人口多,生活拮据。林仁富从小聪慧,在家人的全力扶助下,考进北京,一路读到博士毕业。

这位佼佼者身上寄托了全家改变境遇的希望,为了让他完成学业,木治大姐吃尽了苦头。在巷子里帮人倒马桶,做保姆,甚至卖血,让女儿早早出嫁,用定亲的钱供儿子上学……以“含辛茹苦”来形容真是一点都不过分。但眼看快熬到头了,刹那间一切的一切皆成了泡影。

与我们联系上不久,老夫妇俩都毫不犹疑地参加到了公开签名的行列中来,而且她还常常来电话询问我们抗争的结果如何。她还告诉我,当地警察曾上门询问过她参与签名的事,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怎么不可以?只要能解决问题,我就和她在一起。”

长年的劳累和丧子之痛终于击垮了老人的健康,坚强的木治大姐一直支撑着与老伴住在莆田老屋,照顾着体弱多病的老伴。上个世纪林景培老人终于挺不住,临终前在家中门板上躺了三天,已不能说话了,但伸出一个小指头来,木治大姐立时明白了他的意思——幼子仁富的事未了。林老汉就这样抱憾而去。木治大姐又苦苦撑了十年。一直以来,每年天安门母亲群体转送捐款时,都将她列为“老年特困户”。

这二十年来,我一直叫她“潘大姐”,她也常常叫我“丁妹妹”,因为她比我大十来岁。相互间毫无隔阂,异常亲切。有一次她不知怎么得知我是人民大学的教师,在电话中她就不肯叫我“丁妹妹”了,而改称为“丁教授”。我听了感到非常别扭,请求她还像以前那样称呼我,她不肯,说来说去,还是她爽快,说:“那我就叫你‘丁妈妈’吧。”称谓的改变,丝毫没有影响我们之间关系。木治大姐遇有烦恼不快或痛苦之类的事情还是常常会来电诉说。

当去年六月底,我与其家人通话后,就有一种不祥之预感。果然后来再去电话询问时才知道她于七月三日病逝。大姐享年八十四岁。而我们的信汇却迟了一天即七月四日才到达。幸好,她长子回莆田时,先转达了我们对她的问候。弥留中她虽已不能说话,但我们的问候她还是听懂了,她点了点头。她儿子在电话里哽咽着对我说:“要不是这些年与你们的交往,她早就撑不到这么久了。”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4期  2012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