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23期）

10月22日，我的脑子里像电影一样在反复回放2004年的这一天的情景。那天，我到中南海西门给胡锦涛送一封信，被逮捕。关押6个月后，无法证明我的“犯罪事实”，只好释放。从此我失去了工作，成了专职上访人。

齐兆兰估计可能会接见，她们都显得很兴奋，虽然每次接见都不会提前告诉大家，但是，这是最后的星期一了，该接见了。

果然，下午2点多，大厅传来了小哨点名的叫声。听到名字的人都出去了，叫声停止了，没有我。过了几分钟，小哨站在门口：“出来！”这是在叫我。我出班，杨小梅紧跟在后。

大厅的大门已经打开，杨敏站在门口。我刚站到队尾就听到“报数”的命令。报完数，还没等杨敏说“出来”，我就说话了。

“报告杨队长，杨小梅不接见，就别让她去了吧？”我决心反抗被包夹人监视着和家里人见面。

“你管不着！你去不去？如果不想去靠边站着！”杨敏尖着嗓子说。

我立即向旁边迈了一步，杨敏楞了一下，随即就让其他人出去。大门从外面被锁上，我在大厅站着，杨小梅站在我身后。

我站了一会儿，想回班。刚转身，小喇叭就响了：“别动。”

我只好继续站着。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沈队长从外面打开了大厅的门，把我一个人叫出去。我快步向接见室走去。

别人都开始说话了，只有我妹妹一个人站着张望。我告诉她来晚了的原因，她说，已经跟管接待的说了，必须要按规定的半小时和我见面。结果，那天其他人的接见时间是45分钟。后来听妹妹说，那些人出来后都奇怪地问警察：是接见的时间延长了吗？警察指着我妹妹说：你们沾了她的光。

妹妹告诉我，调遣处的郭芳处长说：“因为野靖环绝食，所以对她实行包夹，是为了保证不出意外。”

妹妹当时就说：“如果你说别的理由我可能还会相信，但是你说她绝食，我是绝对不信的！你们这些人都绝食了，她也不会绝食！”

斗争胜利了，以后接见时没有尾巴跟着了。但是，其他被包夹的人还是被人盯着。

11月中旬，天渐渐地凉了，我的脚总是冰凉的，我的肚子还是三天两头地拧着疼。我想增加饭量，可还是吃了就堵得慌。邓秀珍让我睡觉前用手摩擦肚子上的皮肤，让肚皮发热，能治肚子疼。我试了几次，摩擦几下就睡着了。但是我却受到一个启发，如果肚子能暖和一点儿，是不是会好一些呢？我就拿一条内裤贴在小肚子上，好像这样暖和一点，自己感觉舒服似的。我的脚凉，我就把两双袜子都穿在脚上。

每天早上起来，要打被子，还要干其他活。活动着，脚就热乎乎的；脚一热，脚气就刺痒得难受，所以我先穿上一双袜子。吃完早饭后，坐着学习的时候，再穿上第二双袜子，脚就不觉得那么凉了。

没想到，这一天早上刚刚打完被子，古力就闯了进来，一进来就搜身。她让我解开裤子，那条贴在肚子上的内裤就露出来了；我还没有穿上的那双袜子塞在袜筒里，也被搜出来了。蔡广霞把一双洗干净的袜子放在兜里，想打完被子就把袜子打进枕头包里，也被搜出来了。代元元的枕头包里放了两双袜子，也搜出来了。搜出来的东西被扔在了门外的地上。

蔡广霞急得了不得，她家里很穷，她取得了记分资格都舍不得买吃的，她的脚是40码的，捡不着合适的袜子，天气越来越冷了，就一双袜子怎么替换呢？她不时地朝门外看着那些东西。我知道可能又要给我扣分了，我也想好了，要据理力争了。

果然，8点钟点名之后，袁源大摇大摆地进了班，一进班就朝我说：“野靖环，你刚老实消停了几天，你怎么又找事儿了？”说完，就坐在我对面。

我立正站好，没说话。

袁源说：“你不找点儿事儿就难受是吧？”

我说没有违反规定，我的枕头包里没有多余的裤衩和袜子。班里的人都知道我每天都穿两双袜子。

袁源蔑视地说：“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啊？你觉得你有文化是吧？我也不比你的学历低！是你高估了自己啊，还是低估了我们呢？”

我说：“袁队长，这件事不存在什么高估低估的问题，这是非常客观的事。我总是肚子疼，你也知道……”

她打断我的话说：“我就不信，人家不用裤衩贴在肚子上，人家怎么不拉肚子啊？人家都穿一双袜子，为什么你穿两双啊？你就是特殊，你就是和别人不一样，你就是不想好好改造自己。”

“袁队长……”，我还想说什么，她不让说。

“行了，知道你会说，你再狡辩也没有用，写检查，写了检查再决定对你怎么处理。”说完她就走了。

一份检查又写出来了。这份检查写得很深刻，就是按照袁源的定义：我是多么地特殊，多么地与众不同，多么不能吃苦、贪图享受。幸亏没有要求我写3000字，要不然我非得把自己写成全世界最坏的人了。检查交上去了，没有给我扣分。

从各个班里搜出来袜子、内裤之类的小件东西都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古力让代元元处理，代元元很聪明，她把这些东西又还给了每个人。她听见我在班里说的话了：要是把这些东西扔了，我肯定要找队长的。她给我东西的时候说：“我的奶奶，还给你，省得找麻烦。”蔡广霞拿到袜子说谢谢她，她说：“要不是有这个奶奶在这儿，早都给扔了。”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4期  2014年2月7日—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