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与志永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朝阳门附近的一家快餐店。由于堵车，我迟到了整整一个小时。打他电话，想告诉他我会晚到，他的手机处于关机状态。到了约定的地点，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抬头，温和而略带腼腆的微笑。

乍见之下，他像是校园里的一名在读研究生，沉静如水，书卷气很浓。他一边专心于电脑上的文字，一边等我。他说，为了保证专心致志，他工作时不开手机。

我们一见如故，直接进入正题：下一步我们做什么？他提到几点：宪政研究、访民救助、法律援助。我告诉他，我已经在整理现行法律、法规与规章，找出其违宪之处，及下位法对上位法的违反、各种“法”的矛盾与冲突。他建议，由他、滕彪和我三人一起，做宪政研究，完善现行法律法规。

聊得越深，他越进入状态，越是忘我，越是侃侃而谈。显然，他执着着他的梦想，到了佛教所称“痴”的程度。

畅谈之后，步履匆匆地，他消失在繁华京城的灯光人海中，平凡得如一滴水融入大海。我久久注视着他离去的背影，告诉自己：这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第二次见面，我带了一些“研究成果”，多为半成品，拷给他，他很惊喜，说我提供的材料之多，超出了他的期望。在他的法律博客上，他发了我的违宪审查文章，我记得的有“关于改变或撤销《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的建议书”，直到2012年，志永的法律博客被删除。

后来我没有坚持做下去，时间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原因是，对违宪研究做得越多、越深入，越能发现：当局实际上是有意制订和通过违宪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如“八九”屠城后，为防止集会游行示威而实施的《集会游行示威法》）——来限制公民权利、扩大政府权力（立法层面），因而当局毫无改良的意愿与动力，相反它们将恶法之恶发挥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执行时甚至连恶法也不遵守。

于是我干脆死了心。我认定只有修宪，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一党专政，是中国的万恶之源。认识到这些，我提出了“政党千古，人民万岁”，而将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公民运动中来。

（二）

2011年10月，志永第三次参选北邮人大代表。五毛团队有组织有计划地诋毁他。志永的法律博客，成了决斗场之一。约半个月的时间，我夜以继日地为志永辩护，与一群五毛对决。我号召北邮的选民：民主，首先是选“民”为自己做“主”，为你自己手里的选票做主！

2011年11月6日晚，志永约我去北邮南门外的一个小饭馆见面，待我到达时，已有约十人在，主要是北邮年轻的学生。他们冒着被学校打压的风险，凭着火热的激情，为志永助选。数十份海报、数百份宣传单，用自行车驮着。到北邮门口外，我们分组，做了简单分工，每两人管几栋楼的发放与张贴。志永说要我与他一起，两人一组。沉沉黑夜，昏暗灯光下，志永与我穿梭在北邮选区一栋一栋的楼房中。在人群必经之地，我们贴上海报，动作越来越熟练；我们将一份一份宣传单摆在桌子上、塞在门缝下。

有时候遇到人，志永让我直接交给人们。我一边将材料发出去，一边无所顾忌地“推销”志永。暗自想：志永其实是内向的；为了他心中的公义，他要用多大的勇气克服自己天生的羞怯啊。

走在寒冬的校园，我感受更深刻的是：官方推荐人的宣传铺天盖地，对志永的谩骂与诽谤汹涌如潮。志永这样热心公益的独立参选人，自费宣传，饱受打击、诽谤，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偷偷贴海报和发传单，还时刻会被撕掉，这是何等滑稽、何等悲哀！

我对志永说：“拍个照片吧”。他说：“好”。在昏黑的楼道里，我把手里的传单交给他，他折好放在左右两个口袋里。我给他拍下这张照片。

2011年11月6日晚，许志永在他竞选人大代表的海报前。肖国珍拍摄

他的表情是多么凝重和严肃。当时，他正遭受着官方的严厉打压。正如志永所说，“这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党委推荐候选人动用了几乎所有可用的学校行政资源，有的辅导员干脆明说不能推选我，而我的助选志愿者受到很大压力，仅人文学院至少三位同学和一位老师被书记或者辅导员谈话，以前途相威胁不准帮我助选。来自不同学院至少三组对我的提名被胁迫撤销或者上报途中消失。学校用短信告知选民‘我们建议四人名单……如有不同意见找选民小组长反映’，正式候选人在校园里多处有大幅照片每个宿舍有电视轮番播放竞选视频，而作为独立候选人我不能发传单，不能贴海报，手拿海报也被赶走。还有故意的谣言和诽谤，说我自己不愿意上课、里通外国、为当选不择手段等等，很遗憾，竞争刚刚萌芽，谣言诽谤却已满天飞。”而这一切，已成为人们政治生活的常态，常识被颠覆，良知成为异端；另一方面，正因如此，它必须被改变。志永说：“当我举着海报站到校园的那一刻，我不是在为自己竞选，而是在举起先辈们曾举起过的民主的旗帜，我说的话没有任何新意，那是人类文明的常识。”

（三）

志永善于思考，擅长行动。长期以来他致力于帮助弱势群体。我曾看到来自河南的艾滋病患者来到公盟办公室，志永和他们商量如何合法地表达受害者的诉求；也曾和他一起接待要求教育平权的家长。

志永与同道们，给40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写信，动员100多位北京市人大代表，其中13位代表联名提出随迁子女高考提案，国内数十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签名支持者突破10万人。至2012年12月底，除北京外，各地陆续出台随迁子女高考方案。

2013年2月25日下午，志永上街，在地铁口发卡片，倡议800万没有北京户籍的新市民本周四2月28日请假一天，到北京教委争取就读地参加中、高考权利。“凭什么一部分人必须享有特权而另一部分人必须受歧视？为什么外籍公民可以在京高考而我们自己的国民却不能？”志永大声疾呼。呼吁“教育平权”，后来成了他的一条罪状。

2012年5月，志永开始思考公民运动的方向，并发表《中国新公民运动》一文，推广公民身份认同，团结推动社会进步。“我们倡导新公民运动，践行新公民精神，发起反户籍隔离教育平权运动为数千万留守儿童争取回家的路，联名呼吁官员财产公示为把权力饿虎关进笼子做点滴努力，援助遭遇极端不公的弱者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推动公民日同城聚会凝聚公民社会健康力量，以公民行动推动国家进步，直至一个自由、公义、爱的现代文明中国。

“新公民运动的目标是民主法治的自由中国、正义幸福的公民社会和‘自由·公义·爱’新民族精神。‘新公民运动’的‘新’，是指新的历史条件、新的公民精神、新的行为模式和新的宪政秩序。‘新’是为界定公民，指具有自由、公义、爱新精神信仰的公民，但更是为界定新时代新模式新目标的公民运动。新的历史条件包括技术进步、市场经济、多元思潮以及普世的民主潮流，新的行为模式是新的精神和话语体系下的公民维权、公民非暴力不合作、和平民主运动，新的宪政秩序是民主、法治、共和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公正、幸福的公民社会。公民运动的社会背景新，精神信仰新，行为模式新，运动目标新，因此称之为新公民运动。”

早在2011年下半年，志永就有意推动公民同城聚餐。时间是每月最后一个周六晚上。我们倡导：1、平等就座，不论资排辈；2、提议、发言遵守民主规则，发言时间平等；3、第一轮发言，各自介绍自己，包括姓名、职业、理念和行动等，以使大家相互认识；第二轮发言，围绕大家感兴趣的议题各自发表意见；然后是自由讨论；4、AA制付费，尽量节约；5、登记和分享个人的姓名、职业、所在城市、电话、信箱、微博等信息，全国同城公民共享；6、提倡每位公民下次聚餐带新人加入。到2013年初，全国已有约30个城市的公民同时聚餐。公民们遥相呼应，同气相求。这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导致后来全国范围的镇压。

本文作者与许志永在法律研讨会上。肖国珍提供

（四）

很诡异的一个现象是，志永这么纯粹的人，常常承受一些非议。最近我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才知道有人说他“去政治化”，有人说他是“傻伯夷”。而在我看来，志永并未去政治化。他多次直接谈到“政治”二字，那是他心目中的美好政治：“政治本来就该是公共服务，当下中国社会有大量服务机会，需要我们认真发现，虔诚付出，未来民主社会的政治家，就从今天做一个免费的议员开始。政治不是空谈，政治不是为反对而反对，政治是为公众谋福利的美好事业，政治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他在致习近平的公开信中说：“我们这一代人必须为自由中国奠定政治责任伦理的基石。真正男儿的使命不为苟延某个腐朽利益集团，而是为13亿同胞自由幸福的未来。”难道志永的政治价值取向不够鲜明吗？

采访中，我说，新公民运动是一种有益的探索，是公民社会走向成熟的过程，不可能尽善尽美，但至少它在尝试。如果说许志永是傻伯夷，那么中国需要这样的傻伯夷，傻伯夷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如果许志永这种温和理性地争取公民权利的做法，也遭到打压，可以推断出——当局在告诉公民们：与虎谋皮行不通，它只认暴力，只认枪杆子，不认选票，不认公民权利。那么嘲笑许志永为“傻伯夷”的，完全可以尝试别的方法。公民社会成长需要各方努力。人民有推翻暴政的天然权利，包括必要时使用武力。

志永发布《公盟“钱云会之死真相”调查报告》后，五毛趁机骂他，不明真相的人骂他，自称是自己人的人也骂他。报告出来当天，我就问过志永，他真诚地相信他的调查结论。志永认为，这份调查报告，“是我们公义立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惧压力勇于表达真相。”我虽然不认同他的调查结论，但我尊重他发表报告的权利。当时，我对指责他的人说，中国似乎有个传统，言者众而行者寡；一个做事的人，往往拥有数倍的围观者对其说三道四；且一般看来，言者比行者境界高，评价多于行动者不利；建议大家多理性、建设性，共同探讨解决问题，亦有助于为其他正在调查但还没有做出调查结论的调查团提供思路。

我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要谩骂一个不惜献出一切却收获牢狱之灾的人；为什么，人们要诋毁一个被警察和黑打手毒打却不还手的人；为什么，人们要嘲笑一个为了他人自由而失去自己自由的人？每回想到志永，我都会同时想起卢梭的《忏悔录》：“上帝啊，把我无数同类召到我周围来吧……让他们每一个人也以同样的真诚把自己的内心呈献在你的宝座前面，然后看有谁敢于对你说：‘我比那人要好！’”我真的很难相信，面对自己的良心，有几个人敢说：“我比许志永要好！”好在，正如志永所说，“在一个越来越透明的现代文明社会，一个人的形象是时间和行动积累起来的。”淘尽黄沙之后，人们日益认识到志永内在的真诚、纯粹与高贵。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4期  2014年2月7日—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