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来曼谷寻求避难的中国人，我见过几十号。据说还有大量中国避难者隐藏在地下，不愿出来与任何中国人见面。他们选择保密和隐居的理由，无非就是——害怕被共产党特务或警察跟踪、抓捕、遣送。

实际上，这些流亡者、避难者，绝大多数人身份极其普通，根本不可能成为中共特务和警察系统国际追踪的对象。但是他们当中，许多人整天担心特务跟踪，惶惶不可终日。

一些人因为长期担忧被跟踪、追杀，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症。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早已患上这个病，被病所“引导”，逃亡到泰国，寻求安全。

维基百科解释：被迫害妄想症患者，会自我感觉受到到迫害，如言语上的针对、嘲弄、跟踪及监听等，患者更可发展出很广泛及系统性的被迫害思想，例如会认为整个暗杀集团部署暗杀行动。故此，患者会处处防备，生活极度谨慎，由于担心被害，患者的社交生活及日常工作都会受到影响。病人会无中生有地坚信某人（或某群体）对自己、自己的亲人、家庭，进行监视、攻击或迫害。患者往往处于恐惧状。

另一些资料认为，被迫害妄想症的成因，往往是由于患者长期处于迫害恐惧、焦虑、担忧之中所致。警察国家、恐怖主义盛行地区、压制型社会，往往是被迫害妄想症患者密集的地区。

中国有这么多被迫害妄想症患者出现在泰国曼谷，寻求避难，寻求安全，足可见中国社会的恐惧、压制、迫害已经造成了许多人内心不自觉地自我迫害。

“中共特务”这四个字，是这些逃出了国的流亡者心灵深处最大的恐怖所在。你可想象，他们在国内对这个政权会有多么恐惧，会有多少人，在这个阴影下长期煎熬着。

被薄熙来“追杀”的人

我见到的头一个患者“大有来头”——据他说，他是因为被薄熙来追杀，一路从河北逃亡到越南，又从越南一路逃到曼谷。他告诉我们，一路上都有薄熙来的人追杀他，在越南河内时，他住在一家宾馆，后来发现追杀他的人也住了进来，布在他的周围，他设计逃了出来。

2011年底，薄熙来正如日中天。这位姓马的男子，近乎50岁的年龄，说自己曾参与过八九民运，后来经商，在石家庄颇有名气。因为能写文章，薄熙来派了一位司机，婉转表达了收买到自己麾下的意图。马先生说自己义正词严拒绝了薄熙来，此后他就被薄熙来追杀，也因此而出逃。

来到曼谷后，为了申请政治难民，他还联系了王丹、柴玲等人，但没有结果。他曾公布了自己的一份申难材料，却满篇都是个人的臆测、推理与想象。例如电脑出了问题，他说是薄熙来、共产党的人使的手脚；银行卡出了点问题，他也说是共产党搞的鬼。可是，证据何在？没有证据，难民署如何相信？

果然，他的申请没有结果。很快，薄熙来被抓，他的迫害来源消失，他失去了申难的理由。这时，他声称被中共特务下毒，体内血液重金属含量超标。他多次尝试乘飞机去美国塞班岛和韩国济州岛“治病”，实际上是去寻求避难，但没有成功，均被警察拦截或遣送回泰国；他说，这也是中共搞的鬼。

头一次见面，是在一家餐馆，我和朋友去见他。正在吃饭，他突然紧张起来，说看到门外有两个年轻人拍照，于是怀疑餐馆是否安全。我看到了门外的人，明显是一伙游客——游客走到哪拍到哪，有什么好猜疑的。

他曾邀请我和他一起住，一起搞个活动小组，海外反共。但是他疑心过重，我想住不了几天，他指不定会怀疑我也是特务。所以，我还是自己住。果然，没过多久，他就开始在曼谷打特务，指这个是特务，那个是特务。他说，曼谷这个圈，十个有九个都是特务，唯独只相信孙树才一个人不是。那当然，老孙那年已经快90岁了，共产党没可能派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来监视他、跟踪他。

这个人后来折腾完了身上的钱，迫于生计，逃亡到了泰北清莱，在当地的华人村落，当起了中文教师，据说工资非常低，每月大概就是人民币五六百块钱的水平。至今，偶然还能看到他的愤青“文章”，仍在骂满世界的中共特务。

天天晚上被“放毒”的人

见到的第二个患者，姓郑，老家哪里我忘了，曾在上海做过放射科医生。他说自己得罪了所在的医院院长，丢了工作，他控告院长，因此被对方的势力追杀，于是一路逃亡到了泰国。

那时我在朋友介绍的一家诊所做杂工，他来应聘医生。但是因为这里并没有放射设备，没能聘他。他那因为逃亡而落魄憔悴的面目，令我印象深刻。

不久，普吉岛一家蛇园说是招聘“中文讲师”，我去了。在培训班上，居然见到了老郑。刚开始我俩都很高兴，出门在外有个伴，就不孤独了。可是没几天，他的情况就让我担心起来。我住在他的隔壁，这间房子原来住了另外一个学员，他老骂这个人每天晚上向他放毒，害得他晚上睡不了觉，咳嗽。这个学员认定老郑是神经病，说不清，就搬到了别的地方住。

我住了这房子没几天，就开始每天晚上听见他大声咳嗽，之后就是大声咒骂。大意就是骂迫害他的人，他走了这么远，还不放过他，每天给他放毒，不得好死。当然泰国人听不懂，不知发生了什么。到了上培训课的办公室，中午，他说晚上被放毒，睡不好，需要在房间里睡午觉。我怕影响他，就在房间外背“功课”。睡了没多久，他突然在房间里大声咳嗽，并开始了谩骂，说又有人给他放毒。

这种情况几乎天天发生，“教练”把情况反映给了老板。老板找他谈话，因为他曾经是真正的医生，老板还有些珍惜他。可是，老郑除了这个毛病，他本身又口才欠佳，培训了快一个月，还是讲不了课。他说这都是因为有人晚上放毒，害得他记不住东西。

我对他说：老郑你是多疑了，不可能有人放毒害你，“如果有人要追杀你，何必跑这么远路，追这么长时间，早都解决你了。你房间放毒，我这么近，怎么闻不到？”。我和他明说了，他这也许就叫“被迫害妄想症”，我劝他从内心承认这个病，自我克服它，摆脱它的困扰。但是，他竟然因此怀疑起我来，认为我从隔壁的房间给他放毒。

我气得不轻，和他说气话：“是我放的毒，对，共产党每月给我2000块人民币，让我跟着你、迫害你。”谁料，他竟当真，他打电话给李志友说：“志友你看，李方他自己都承认了，共产党每月给他2000块钱，让他跟踪我、陷害我，他从曼谷一直跟到普吉岛。”李志友把这话讲给我，我就呆住了，深度体会了一遍什么叫哭笑不得。

因为他这样的状况，老板最终让他走人。但是他认定是共产党指使我，迫害他丢掉了这份工作。说实话，他那时的确过得挺艰苦，每天煲米饭，想吃肉，就买20多泰铢的一点点鸡肉，蒸在米饭上面，不加调料。失去工作机会，我无法想象他的生计将怎样解决。

他在难民署的申请，也失败了。原因不用说了。后来听说，他竟漂泊到了尼泊尔。谁也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跑到喜马拉雅山国，到那里做什么？

我以前在深圳看守所曾遇到过一个类似的人。老郑和老马的情况，不禁让我想起了他。那个人读过大学，自称有一个重大物理学发现，可以改变世界，但是江泽民不让他公布科学发现。他于是外逃，6次偷越香港边境被抓。他说，江泽民一直派人追杀他。他后来被以多次偷越国境罪，判了一年刑，同仓犯人都说他神经病。我那时也白费力气地多次和他解释，我说：“江泽民是中国一把手，要杀你，用得着花这么长时间，跑这么远的路程追你吗？”

晚上总被“偷走”护照的人

另有一位在曼谷申请政治避难的人，已经来往中国、泰国几次了，被拒绝后，他在重新申请中。他姓冯，有些文化的人，戴副近视镜。头一次和我一起坐公共汽车，他就有些惊惊诈诈的。旁边有人说汉语，他就怀疑是不是跟踪者。事实上，曼谷华人很多，遇见人说汉语就像家常便饭。

他讲自己的被迫害经历，说在曼谷经常有人晚上趁他睡着了，潜入他的房间，偷走他的护照，早上又送还给他。他说自己放的有记号，总能发现记号被动过。我们都想不明白，这些人这样反复偷他的护照，有什么用。

这个人后来竟然去骚扰一位难民朋友14岁的女儿，强说人家是他的女朋友，结果被女孩的父亲痛打了一顿。因为这些原因，许多难民朋友都疏远他。

住在曼谷麦当劳的“苦人儿”

有一位四川跑出来的年轻人，找到我们时几乎是哭哭啼啼的模样。他说自己被人整得太痛苦了，那些整他的人，或者用敲垃圾桶制造噪音让他神经痛苦，或者用别的方式迫害他，让他生意做不成，工作干不成。我问他为什么别人害他，他说自己估计是因为写了工商局一个干部的投诉信，还得罪了一个开小店的生意对手。

这人姓何，他曾经跑到马来西亚申请避难，但被遣送回国，这次他说自己冒了好大的风险，跑到了泰国。

何背了两个大包，说希望我们帮他两个忙，一是找个工作糊口，再是帮他写份申难材料。他说自己没钱了，住在麦当劳店里。我问他怎么住，他说麦当劳店24小时营业，他就找个座位，把行李放在那里，人也坐在那里，人家不会赶他走。麦当劳里有冷气，在酷热的泰国，这的确算一个不错的发明。

材料帮他写了，写完后我对他说：你这些事，大多属于私事，而且大多是个人臆测，不可能批难民的。圈里朋友周光福帮他找工作，是干体力活的，他想了想，没答应。

过了大约一周，他打电话来，说麦当劳报警了，他被赶了出来。但是他认为，这是背后迫害他的人指使泰警干的。

自称中央领导人亲戚的曼谷流浪汉

因为我们经常搞抗议活动，电话也登在网上消息中，就有一个壮年人打来了电话，姓什么我忘了，肯定也是来避难的，他却说自己是来完成一项重大任务的，不肯说实话。

这人和我选择见面地点，反复计较几回，才确定在bigC商场大餐厅见面。见面后，他又借口上厕所，在四周“侦查”了一遍，这才和我开始谈话，谈话间，面对大门口，眼睛始终保持警惕，四处留意。

我对他说：你别这么紧张，这是在另一个国家，共产党不可能抓你，即便被监视又能怎么样。他说，他的情况很特别，他有重要使命，在泰国有重要国家任务需要完成。

这人神秘地问我：“你知道最近温家宝为什么访问泰国吗？你知道奥巴马为什么前一段时间来泰国吗？”我显然明白他的下文，那就是和他有关。我装说不知道。他郑重其事地说，确实和他有关系，因为他的重大任务，关系国际局势变化。

我听到这儿就不想再和他谈下去了，但他留我再听他谈谈。我说：你这么重要的人物，怎么搞到没地方住，穿这么又脏又旧的破衣裳。他的那个手机也和我的差不多，属于最便宜的那种，但是显然比我的手机惨得多，摔破了，打电话需要用带子紧紧捆起来，才能保证电路接通。我这才明白，和他约见过程中，为什么电话老是中断。

他说：李方，你跟我的话，我会对你的发展起很大作用，会是你的贵人，“因为我在中央有人。”他说的中央那个人，好像是李长春还是谁。鬼知道，李长春的亲人，会在曼谷混成这个样？

我不愿再和他谈下去，走了。过了两天，他终于放下身价，希望来我房间住。但我已经是与他人在合住着，他这样神神经经，我和室友都担心安全问题，没有答应。

害怕特务而不敢出门的流亡医生

有一位大姐，曾经是医生，因为在国内帮人接生，被以非法行医罪判了两年。她带着读中学的女儿出逃泰国。大姐也是整天惊惊诈诈，说这里有特务，那里有特务，特务什么什么时候骚扰了她。她都不敢出门买菜，却让十几岁的女儿出去买菜。难民申请一再被拒绝，加上她的惊惊诈诈，以及长年毫无结果的苦闷等待，竟使年少的女儿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病，多次发作。至今，可怜的母女二人还在漫长的难民申请等待中。

这样的人，还遇见有好几个，但是限于篇幅，不便再予详述。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2期  2014年1月10日—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