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预言2012是灾难之年，世界末日将至，上帝将在2012年12月21日那天夜里亲手关闭生命之门，因为那一天正好是古老的玛雅历法的终结日。也有人说2012将是某一群国家经济复苏之年，是另一群国家政治转折之年，还是某一种国际主要货币遭遇崩盘之年，或者笼而统之，谓之“全球化变局最关键的一年”。著名的“中国崩溃论”的原创者已经修改了他的预测，认为2012而非2011，才是中国崩溃的临界时点。以上各说法或玄或虚，我以为不值得严肃的读者认真对待。

与邻国朝鲜人民的内心感受很不相同，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来说，2012不过是一个平常的数字、平凡的年份，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我们没有特别的理由对并不特别的2012年感到特别的恐惧或特别的惊喜，十之八九，中国人的2012将一如既往，仍然是平庸的一年：一些人仍将汲汲于平庸的专制和腐败，另一些人仍需营营于平庸的劳碌和痛苦。

然而，也有若干的可能性，2012将成为本世纪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年份，因为有一些颇具特色的大事件注定会在这一年里如期发生：其一，2012年中共将开十八大，高层政要大换班。虽然绝大多数普通公民对这一炫耀权力、私相授受的政治仪式既无能施加影响，也无从表达反对，但十八大或多或少仍将自上而下改变我国的政治生态，以及我们的公共生活。不管怎么说，《新闻联播》上那九位男主角大半换人，这件事情并不简单，台前幕后都是有故事、有奥妙的。老话语、老体制虽然还在，但一朝天子一朝臣，老面孔走了新面孔来，未必就没有几个新词语、新提法、新思维随之而来。我们不妨仍保持十年前那般天真幼稚，继续以盼望“胡温新政”那样的热情对新人新政有所催促、有所期待。

其二，2012年中国以政府操控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所谓房地产市场必将进一步萧条，而最大贸易伙伴正经受着欧债危机的折磨，危机将进一步深化，受此等内外因素的拖累，中国经济将进一步减速，而中国式“宏观调控”也将逐渐失去手段，而且极有可能会迷失方向，只能在保增长、控通胀、稳金融、防危机、扩就业、促民生等多重矛盾目标下左右为难而无所建树。这势必会影响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与行为方式，以及普通人民的心理状态和日常生活。

对于中国经济，人们常说，“唯GDP主义”不好，增长速度也不是最重要的，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更加重要，然而GDP其实比人们所料想的更重要——尤其是当全社会已经习惯于GDP的连续高增长之后，一旦连GDP也保不住了，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了，三十多年来当局所熟悉、所擅长的那一套治国理政之术也就近乎无计可施了。接下来，中国的事情只会更糟，以往政与经苟且相安、官与民愤然相忍、富与贫相争相持之道将很难原样维持，若“人民内部矛盾”猛增而人民币不增，被冠名为“中国模式”的那些东西也就要渐渐地（或快快地）丧失可操作性而归于失效了。一个缺少了GDP滋润的中国社会，恐怕不会是什么“和谐社会”。可以预料的是，随着2012年房市萎靡、经济下行、就业不足、土地财政吃紧，政府、企业和人民的日子都会相对难过，地方政府行为的黑恶化将会加剧，民众维权事件在数量上、规模上将会超过往年，中央和省级政府的维稳任务当然也就只能更加繁重和艰巨，这是躲不过去的。

以上两点，说的是2012年板上钉钉的确定性事件；而确定性之中也还有诸多不确定因素。

其三，十八大的人事变更、权力交接固然已是定数，但围绕权位分配的高层斗争并未尘埃落定，谁上谁下，谁大谁小，谁排前谁排后，仍有可能产生或大或小的变数。而这场斗争也并非单纯的人事权力之争，其间交织着思想观念之争、政策路线之争，因而不可能随着政治局常委新班子的走马上任戛然而止，必然贯穿2012全年，并将延续至十八大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在上升的“太子党”与衰弱的“团派”之间，在疲软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强硬的“五不搞”之间，在旗鼓相当的“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之间，仍有或明或暗发生重大冲突事件的可能性，其间充满了不确定性，恐怕2012仍难见分晓。

其四，2011年发生于其他国家的若干非凡事件，使得北朝鲜、缅甸、俄罗斯等周边国家发生或突变或渐变的政治变化的可能性已然大增：金正恩真能站得住吗？普京还能玩得转吗？缅甸军政府会顺应潮流和平演变吗？这些周边国家一旦发生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政治变化，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当局的触动，必将远远超过2011年以花朵命名的那几场中东革命对中国的冲击。到时候，自然会有人叫痛，有人喊痒，有人窃喜，有人骂娘。对当局而言，“国际大气候”的变化，“境外反华势力”的消长，是既难以预判、更难以阻止的麻烦事，他们究竟会作出何种应激反应，即使早有所谓“预案”在手，届时也不一定还算得了数，这些都是2012的变数。

20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