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20期）

从总体化三层面的内在紧张与交错互动看党专制

前两节表明，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最典型、最成熟的表现形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制度，它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俄为师”的产物。然而，从总体化的研究角度出发，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就不能仅仅理解为引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结果，而必须考虑到这种“引进”或“嫁接”的文化背景或语境。中国共产党人究竟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学到了什么？为什么偏偏学到了有助于党专制孕育、发展的那些东西而丢弃了马克思主义中本来更具科学意义的东西？党专制演变中生发的各种现象与中国的前现代文化传统――特别是皇权专制传统――有着怎样的联系？这种联系又怎样造成了对制度现代化普遍要求的表面“超越”和实质上的扭曲？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把总体化作为三个层面的综合整体来考察时才进入了批判者的研究视野。

我们不妨仍然沿用前两节罗列命题的形式来界定总体化之综合整体意义上党专制（作为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最成熟形态）的抽象特征。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22：单一的“党专制”并非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特色，党专制与前现代皇权专制传统的结合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

这个命题很容易从现象上获得解释或证明。比如，毛泽东驾驭党内群臣的方式，就颇有中国古代帝王的遗风，竟至聪明、干练、人中之杰如周恩来者，也不能不匍匐在毛的脚下甘当奴仆。当毛在庐山会议上整了敢于“犯颜直谏”的大将军彭德怀时，陶铸曾写信给当时的被批判者黄克诚云：“彭的错误已明若观火，你为何不站出来与之划清界限，帮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改正错误？……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于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绝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成为‘贞节’之妇。”李锐在他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转录这封信后指出：“这种要有封建道德要求于妇女贞节般的政治操守，视落井下石为爱人以德的思想，当时确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心态。”（注1）

问题是这样的“共同心态”何以可能存在，又何以可能对这些老共产党员的愚忠行为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不要忘记，他们本来都是矢志共产主义事业的久经考验的斗士）？这就涉及到所谓“国民性”和“文化性格”的传承问题。文化人类学告诉我们，在文化变迁中，精神层面的变化通常要滞后于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变化。“精神”层面的文化乃是一个民族群体的生活实践、认知方式、交往规则、宗教习俗、艺术趣味、人生态度等等的长期积淀，是外在物质生活和制度生活准则在心灵中的内化。这些被“积淀”、被“内化”的东西一旦形成，就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存在样态，成为一个民族文化上、心灵上的“深层结构”，它并不因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变化而马上随之变化。换言之，表现为“国民性”或“文化性格”的“深层结构”更多地体现着“传统”的力量。“传统”往往是约定俗成的、非反思的，它更多地表现为无需论证的行为前提，以无意识形式存在的思维“前见”，不以为非、见怪不怪的心理定势，社会约束与社会评价的当然尺度等等。而唯因“传统”是这样一种有如基因复制一样的“文化编码”，是这样一种精神意义上的文化结晶体，它才在呈示出自身的连续性的同时，也呈示出极强的凝固性或顽固性。

千百年来，皇权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文化性格的一部分。无论是近代开始的社会转型还是激进的共产主义革命，都没有、也不可能斩断这种影响。相反，皇权文化中积淀的制度遗产，特别是与这种制度遗产相联系的观念模式和行为模式，会作为某种潜规则作用于现代人。而所谓潜规则，根据我的理解，乃指社会转型过程中体现前现代传统的内在制度（包括它的行为互动模式和无意识认知模式）对现代制度建构的文化阻遏，这种阻遏未必是自觉的，但却是强有力的、持久的。即便在传统社会的有形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已经瓦解之后，这样的阻遏仍会在新社会的体内存在相当长的时间。既如此，我们就不难明白，何以在完成了“人民民主”革命的20世纪的中国仍然会保存许多和前现代似曾相识的东西，比如，像当年帝王崇拜一样的领袖崇拜现象。毛泽东从来没有宣称过“朕即国家”，但他所构造的这个以“无产阶级专政”、“人民当家作主”为名的政权，却渗透了旧时帝王文化的许多骨血。在历史的表象，人们看到的是革命潮流的涌动，但前现代的精神遗存往往会以更隐蔽的方式保留下来，并发挥作用。独裁者运用权力的方式和臣僚乃至普通公众对这种权力运用的反应方式都体现着文化传统的潜在制约；由文化心理结构规约的认知路径和情感归宿往往促成了宏观意义上政权建构与运行的非民主结果。

从制度建构意义上讲，中国现代的党治结构（包括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和共产党的党专制）与前现代的皇权结构有很多可以比较之处，比如君临一切的独裁制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对武装力量的绝对掌控制度，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制度，自我纠偏的监察制度，重人治而不重法治的治国传统等等。就两者的关系言，前现代的皇权专制传统对现代中国的党治建构似乎发挥了某种潜在的路径依赖和变异制导作用。中国现代专制主义当然并非古代皇权制度的简单翻版；但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历史承继性，也是一种学术上的浅薄。从方法论角度讲，当我们断言单一的“党专制”并非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特色，只有党专制与皇权传统的结合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时，这不仅仅是道出了一个事实，更是对中国现代专制主义总体化之第二、第三层面交互作用及其结果的一种归纳。

注：

1、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页300。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1期  2013年12月27日—2014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