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继之前探讨了中国集会游行改革的现况、变动逻辑与三个阶段后，进一步地让我们一起面对下一个问题：要改革集会游行权，改革要针对的关键标的是什么？

集会游行改革的三个标的层次：法律、意识、惯例

我认为，要真正彻底实现集会游行权的改革，必须至少针对“法律”、“意识”和“惯例”三个标的层次推行。

首先，要改革中国集会游行制度——是否有确切的改变，关键之一还是在《集会游行示威法》所规范的“法律内容”有无变革。如我在“中台两岸集会游行法之比较”一文之末所述，按照当代人权的标准，中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至少有10项应当改革之处，包括该法应自现行的“许可制”改变为“自愿报备制”；将“内容管制”改为仅得“形式管制”；将“禁制区”废除；废除对非法集会发起者的“刑罚”；“公民不得参加居住地外集会游行”、“集会游行不得过夜”……等条款应废除，这些都是最基本也最具体的改革标的。

官方声称“我们已是民主国家、人民当然可以集会游行”；而人民反驳“政府根本不民主，胡乱镇压集会游行”，这种认知落差始终都会存在。但将争议聚焦在法律规定上，将有助于双方间的辩论，避免各说各话模糊焦点。要从“高压控制模式”过度到“疏通许可模式”，甚至抵达“自由发生模式”，法律规范上的改革与倡议势不可免。从历史经验来看，这往往是一段漫长的改革之路；虽然变革往往是在一个短时间内进行。

虽然中国的集会游行制度通过《集会游行示威法》而体现，但人们都知道，有关集会游行的实际运作却不只是依据这部法律，而还有诸多不同层次的内容因素。也正因此，我认为集会游行改革的标的不该只在法律层次上，也必须及于其它层次，这才能有实际改革的效果。

主观意识变革的重要性

当代法理学大师哈特（Hart）指出：“法律就是人们意识上所承认的规则”，这显出人民的“意识”对于规范实现与否的重要性；不同的意识内容，实际上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法律。所以，要促成中国的集会游行改革，必然牵涉到改变人民对集会游行制度的意识和想象，这至少包括：中国是一个可以集会游行的国家吗？中国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容许什么样的集会游行？人民的集会游行权利该被保障到什么程度？……等等人民的意识内容。这些不同的人民主观诠释内容，一定程度地影响着将来中国实际运行的集会游行制度。

倘若当所有人都打从心底地认为：“集会游行和走路一样，是人民的一种基本自由，不该做特别的限制……”，那时再严格的集会游行制度实际上也都将窒碍难行、无法运作，于是国家才会放弃无效、且将给政权带来更大危机的“政治控制”手段──镇压集会游行，由是社会也就从“高压控制模式”过渡到“疏通许可模式”，甚或“自由发声模式”。

倘若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集会游行就是叛国的犯罪行为，那么即使法律上并不对集会游行做任何限制，而当政府有意阻挠钳制集会游行时，社会也不会有任何呼声来捍卫集会游行者的权利。可以说，中国当前的“高压控制模式”之所以能持续维持，除了国家镇压所带来的恫吓效果外，也包括了中国人民有关集会游行权利意识的薄弱和不在乎，这才使国家得以继续实行高压控制。否则，屡屡镇压人民的政权如何能维系下来？

中介法律与意识的惯例层面

而“意识”层次之外，还有一个层次虽然并未写为法律，但也高度影响实际集会游行制度的，那就是“惯例”。惯例是如何影响实际的集会游行制度？关键就在于，官方的决策基本上是重复的。不论是每一次人民所发起的集会游行，怎么被政府对待？有没有被许可？有没有被限制形式？发起人有无遭受牢狱之灾……等等，他们都将一定地影响未来行动者和官方如何处理集会游行。官方为了避免遭受人民“前后不一”、“选择性执法”的批评，往往也将依过去执法惯例而为。这就是惯例的力量。实际上，也是不同惯例的具体实践，串起了形式法律和主观意识层次的变动，惯例有着中介两者的效果。

站在推动改革的角度，就是要渐渐地推展“松动集会游行制度”的各种惯例。例如试着让依法“陈情”、“请愿”或“上访”的行为被官方承认，与应当依《集会游行示威法》申请许可的“集会”、“游行”、“示威”做出区隔，就是一大突破。又或者，逐渐要求政府不再以管制政治集会游行的标准，介入各种劳资争议、抗议、罢工等活动，当政府不介入劳资争议成为惯例时，人民针对资方抗争的集会游行权利又将向前跨了一步。每一次事件，进步可能很少。但请想象，集会游行改革就像“拔河”一样，每一次的松动惯例，就是人民这方又多拉了一步。若不注意，国家做出了更严格解释法律的执行惯例，就是国家一方多拉了一步。一来一往之间，体现了集会游行管制的具体实行，对民主人权的追求者来说，每一步当然都不得不慎。

综合来说，集会游行权利改革运动中，法律、意识、惯例三者的影响缺一不可。只有法律的变动，却没有意识和惯例上的改变，是只有骨架，没有血肉的改革，终将面临“徒法而不足以自行”的窘境；而只改变了意识或惯例，法律却依旧不便，则是没有变动根本骨架的改革，难防“威权国家的复辟”。

中国集会游行改革运动的战略思考

在认清了集会游行改革的标的后，让我们进入关于具体运动策略的探讨。依序从“战略”到“战术”层次，一步步分析。

在整体的战略层次上，经历了前述分析，我们认识到：集会游行权的制度改革，问题是人民如何逼迫政府，从以“政治控制”为主的“高压控制模式”，摆荡到以“追求正当性”为主的“疏通许可模式”及“自由发声模式”，而在法律、意识、惯例三个层次上，都产生了具体的变革。

问题的关键是人民的挑战力量。人民的挑战力量如何提升？集会游行权的改革运动如何可能？社会运动的理论告诉我们，这至少牵涉到“政治机会结构”和“资源动员可能”两个层次。

政治机会结构理论的启示

首先，社会运动理论中的“政治机会结构论”主张，社会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并产生成果，关键在于是否有开放的“政治机会结构”，让行动者有挑战和成功的机会。

所谓的政治机会结构，包括各种能促使社会运动行动者的政治环境状况，例如：因实行选举制度，迫使政府必须开始关注人民诉求；遭逢激进者挑战，政府为稳定政局，愿意接受温和社会运动者的诉求；经济发展停滞或倒退，使政府必须在其它方面退让妥协，以维持正当性；国际局势环境要求政府接受改革等等。这些都是政治机会结构的开放。

人民的社会运动行动有了开放的政治机会结构搭配，才有不遭政权镇压，获得诉求成功的可能。开放的政治机会将进一步地鼓励更多社运行动的形成。相对地，若政治机会结构相对封闭，人民的社运行动可能遭受镇压和反挫，扩展社运将处处受限。

将此理论应用在当前中国的集会游行改革运动上，我们发现中国目前有逐渐开放的政治机会结构，但还尚未明朗。我们曾提到，中国日益迈向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社会冲突持续地增加，中产阶级逐渐成形，以及在与国际整合的压力下，已迫使政府必须做出些许开放让步。这包括中国政权在面对各种陈情、请愿、上访、罢工、包围官署等挑战时，必须做出更开明的回应。另一方面，现代化官僚对治理术的学习，认识到以“追求社会正当性”来稳固政权的管制方式，也为中国集会游行开放改革提供了些许契机。大体而言，历史正朝向政治机会更加开放的角度前进，只是以目前的开放程度，当人民的挑战“踏过底线”时，依然难免镇压发生。

是故，在这政治机会暧昧不明、逐步开放但仍有限制的此刻，我们一方面建议采取“逐步前进”的因应方式，以温和请愿但持续坚持的方式，要求落实集会游行权利，避免在组织能量有限前，立即遭遇镇压和反挫。另一方面，尽管诸多牵涉到宏观社会条件变迁的政治机会结构，例如资本主义化产生的变动，与国际局势的压力等，行动者直接能影响的范围有限。但仍有部分政治机会是深受行动者影响的，特别是当“政权因意识到无法长期成功镇压社运行动者的挑战，是故主动妥协，开放政治机会”。此种状况如何成为可能，取决于社运行动者的“资源动员能力”。

提升资源动员和组织实力

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资源动员论”强调：社会运动之所以可能发生并持续，关键在于社会行动者是否握有充足的资源和动员能力。社会运动并非是有了政治机会就会发生，同时将因行动者的资源多寡，有着不同的可能。

应用在中国的集会游行改革运动上，我们关注到，当前中国集会游行改革运动，在国内的资源和人力上，长期不足。我们不但缺乏专门的人权组织或个人长期监督中国集会游行状况，中国本土的人权组织也没有充足的基金。有不少的国际人权团体，长期关怀中国人权状况，但这股力量如何能转化为中国本地的人权运动开展，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而在经费之外，中国本土缺乏坚实的人权运动者网络，就是有也很微弱，或陷于遭受镇压的困境。人力与财力，这两种最基本的资源是中国集会游行改革面临的巨大挑战，它们决定着此改革能否成功。

所幸，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改革运动固然需要人力与财力，但其往往是“在精不在多”。真正能成为“有效资源”的，是具有战斗性的组织和人力，他们或许规模不大，却能在关键时刻发声，聚集人民的不满，突显政权缺失，以形成改革压力。目前中国集会游行改革运动或许仍是“百废待举”，但若能有少数有志之士深入投入这项运动，在论述和组织上勤做功夫，待有了充足的组织实力及战斗性，在政治机会来到时，就有成功促成改革的可能。

对中国集会游行改革运动的具体战术建议

综合了前述改革标的和战略层次的分析，在具体的战术上，我试着提出以下粗浅的建议：

1、累积组织能量，把握政治机会：我们已提到过，以目前中国境内维权组织的能量，相对于其得承担的民主改革任务，有着不小的落差。基于中国政权始终仍对人权组织抱持敌意，一再打压，例如在日前的北京“公盟”事件。在此时局，人权团体究竟如何让组织继续维系，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或许有形“组织”较容易成为当局的“眼中钉”，那么在维持组织之外，行动者也可考虑同时化整为零，以“网络”方式运行，透过网络论坛、电子报、读书会等方式串连，让有改革渴望的公民保持连结，也更广泛散播人权的知识讯息。若组织与网络能维系，在政治机会结构更为开放的时刻，就是公开挑战的机会所在。例如去年的北京奥运期间，举世关注，若中国人权组织或个人能更有准备，公开要求当局改革集会游行制度，不无有进展的空间。

2、以“和平请愿”姿态推动“单一法令改革”： 基于中国政权目前将集会游行制度摆荡在“高压控制模式”与“疏通许可模式”之间，有了诉求改革的空间，但尚未明朗。根据过往的经验观察，中国政府对于某些“具体问题”（如解决某一问题或修改某一法令），尚允许人民发声，比如下岗、环境污染等，而对那些批判政权，要求“全盘改革”的呼声，则倾向于镇压。因此在策略上，社运行动者或许可先针对《集会游行示威法》做单一法令的和平请愿与改革倡议，提出“民间版的《集会游行示威法》修法建议版本”，以减少“踏过底线”被镇压反挫的可能。

3、落实“许可制”、突破“强制协商”： 目前中国的《集会游行示威法》，明文规范着中国人民可以在申请许可后，进行合法的集会游行。虽然在现实运作上，政府往往以“内容审查”、“限缩集会地点时间”、“强制协商”等方式维持“高压控制模式”，原则上根本禁止集会游行。但既然法律规定上有此一管道，就值得公民持续地予以测试，逼迫官方“依法行政”，还给人民集会游行权利。或许可从较温和的活动诉求开始申请许可，开启中国一次次被官方承认的合法集会游行实践，将法律明文的“许可制”予以落实。申请后若面对官方“强制协商”的要求，也可协商后拒不妥协，继续要求许可集会游行。若官方仍拒不许可，也可凸显当局“违法行政”的特性，将“不许可比例”公开，降低其持续执政的正当性。

4、创造“限缩集会游行许可范畴”的惯例：如前所述，目前的《集会游行示威法》对集会、游行的定义几乎是无所不包——室外三人以上的聚集活动就被视为集会或游行，也就被课予了“经许可才可举办”。实际上，有许多公民活动，诸如“陈情”、“请愿”、“上访”等，或者劳资争议时常出现的“锁厂”、“罢工”等劳工行动，这些往往未侵犯他人自由，也有清楚的诉求对象（政府或资方），它们和以聚众向社会诉求的典型集会游行不同，应当被划归在“集会游行”范畴之外。若能尝试以这些活动松动官方的执法标准，渐渐创造类似惯例，这将实质上限缩了《集会游行示威法》的适用范畴，是人权的一大进步。

5、公开、强化受镇压人士的诉讼维权历程：目前中国有不少维权或异议人士，因参与集会游行或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遭受当局起诉与审判。从各国的历史来看，每一个受镇压人士的诉讼维权过程，也都是促进民主改革的历程。例如缅甸的翁山苏姬、台湾的美丽岛事件等，虽然就法庭审判的结果，人民一方未必胜利，但对于该国民主化力量的凝聚，却至关重要。对于中国人权团体而言，值得尽力放大受镇压的个案，让个别受难者的审判历程成为促进民主改革的力量。

6、宣传民主国家的集会游行“报备制”： 不论中国政权当局是否愿意，在全球化的今日，中国人民与欧美民主国家的文化接触和意识整合，将是越来越频繁。欧美诸多国家在集会游行制度早已实行“报备制”，上街游行原则上不受限制，甚至只要是未侵犯他人自由权益的和平集会活动，完全可以不报备。同样是现代化的国家，为什么欧美国家可以实行“自由发声模式”，以“自愿报备制”实行集会游行，而中国却就不行？真没道理。随着中国与欧美互动日益频繁，人权团体强化宣传当前欧美实行的集会游行制度，必将产生“制度趋同”的压力，迫使中国政府进行改革。

当然，必须提醒，这些都仍只是方向性的建议，并未勾勒出完整的行动蓝图。我基本上相信，面对瞬息万变的今日中国，具体的行动策略还是得由第一线的中国社运行动者思索、判断，为中国集会游行权找寻突破的空间。更有效的实践知识，还是得在实践的历程中才能淬炼出来。

而在这之外，我仅能尽我的能力，接着从台湾与香港的集会游行改革运动经验，提供给当代中国的行动者以参考。

（待续）

本文作者为英国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社会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