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18期）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19：和毛泽东时期相比，恐怖手段在维持威权主义社会“稳定”方面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在毛式极权主义时期，以武力方式表达的恐怖只是针对“地富反坏右”的手段。乌托邦式的大众动员、基层党组织控制的强有力、简单而普遍贫穷的生活方式都使社会反倒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威权主义则不同。社会贫富不均的急剧扩大，“断裂社会”的出现，上访者的增加，民众意见反映渠道的日益狭窄，都意味着社会“减震器”的失灵，权力的脆性特征凸显。各级官员（尤其是基层政府官员）的腐败加剧了社会矛盾，官-民之间的面对面冲突有增无减。于是，公安、武警、秘密警察之类恐怖手段在维持威权主义社会“稳定”方面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恐怖手段可以用于制服“地方性骚乱”（其实，这里的所谓“骚乱”大多是被侵犯了基本权益的公民的维权之举），可以用来对付成千上万的上访者，可以监控、“震慑”异议分子和一切可疑的人，也可疑用于对成规模的独立信仰者的有组织镇压。这里有必要就最后一种情况多说几句。在党专制的逻辑语境内，宗教从来是“党”的天敌。命题10已经指出：教会由于自身具有的下列两个特点势必与党专制发生内在的冲突：第一，凡教会组织都有自己独立的信仰，而共产党当然不希望人们在官方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信仰；第二，凡教会必有一定规模的教徒聚集，而共产党当权者最担心的恰恰是超出政府控制范围之外的民众的有组织的聚集。教会的这两个特点显然都犯了党专制社会的大忌。问题在于极权主义信仰破灭后，威权主义社会造成的价值真空势必会有其他的东西来填补，人们对信仰――或者说，对精神充实本身――的追求，实在植根于人的本性。而当某种宗教理论或宗教实践活动对人们产生了足够的吸引力，它的组织系统和信徒聚集又达到相当规模时，“党”会本能地感到不安甚至威胁。任何一个小的事件或冲突都可能拨动中南海脆弱的神经。而当党的最高决策者神经质地做出镇压的最后决定时，历史大错乃至历史罪恶将就此铸定。这正是世纪末中国共产党政府镇压法轮功信众时发生的事情。

从理性角度看，这种不断给自己制造敌人的镇压术显然是愚蠢的，但它的确体现了党专制体制的某种既定逻辑。

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允许存在的恐怖手段只能用来对付违法犯罪者。一旦恐怖手段被用于镇压无辜的平民、勇敢的维权者或独立的信仰群体时，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府就彻底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中共党专制逻辑之命题20：党的领袖集团的平庸化使“党”继续深陷于党专制体制自身造成的困境，难于自拔

随着党的元老一代的相继逝去，“第三代”乃至更新一代领导者接掌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一件迟早要发生的事情。从逻辑上讲，党的“接班人”的有序产生和合理交接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为这是党专制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机制内无法解决的问题。本命题要强调的是这样一点，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强人政治向常人政治过渡的完成，党的领袖集团的平庸化将日益凸显。新一代掌权者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年代生与死的考验，缺乏枭雄式的大智大勇在所难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成长完全在极权体制内完成，他们首先是作为这个体制的产物、并有忠实于这个体制的表现才能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他们可能是勤奋的，但作为党的干部的第一条标准却是“听话”。虽然不排除偶尔有“另类”人物出现，但总的讲新的领袖集团中的大部分人会显得平庸而无能。共产党组织系统僵硬的干部选拔方式，出于权力争夺或权力稳固需要的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带有准封建特征的“太子党”接班等等，都排斥了真正有能有为者进入最高权力的核心。

另一方面，平庸的领导却又面临着棘手的形势：党正在癌化，权力与金钱结盟导致的党的肌体“癌细胞”的扩散，使得威权主义时代党的变腐远非极权时代所能比拟。更可怕的是，党的癌化正在引起整个社会的癌变。在党专制语境内，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然也不以当政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靠诉诸传统手段（如“党的先进性教育”之类）拯救“党”的努力是注定不会有结果的，因为癌变的发生根本就不是什么“教育”不力的问题，而是一党专权、权钱结合的政治-经济生态必然生出的产物。靠“纪律”、“法治”和党的监察系统扭转局面的努力也是注定不能成功的，因为党专制语境内不可能真的有什么“法治”，党的监察系统本身也无力解决由党专制造成的体制性问题（事实证明，“党组织”作为实施专制控制的机器通常是有力的，至少是有效的，但作为自身反腐的机构，则要逊色许多，这也是党专制的本性使然）。

党的领袖集团的平庸化还逻辑地隐含着另一个后果，那就是中央权威的逐渐流失。这种流失会由于开放条件下地方利益的多元化和“诸侯”势力的增长而日益加剧。最高当局的政策往往受到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区域性官商联盟的抵制。官僚集团的内聚力弱化，规则体系纸面化，权力功能的“去中央化”，将成为威权主义时代纵向国家权力结构内在紧张的真实写照。党专制的体制客观上赋予最高决策者特殊的地位与角色期待，但地方利益的崛起和最高领袖集团的平庸化降低了这个体系本来赋予决策者的使动性。

从总体上说，除非由于某种历史的机缘，在党的最高决策层出现立志根本性改革的大智大勇者，或者由于体制内外自由力量的生长给当权者造成了足够的压力迫使其改革，平庸化的党的领袖群体将更多致力于如何保住党专制体制的既定遗产，他们在创新方面不会有多大出息。这既是他们个人的悲哀，更是这个制度的悲哀。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9期   2013年11月29日—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