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19期）

10月14日晚饭后，代元元发药回班，对我说：“李队长让我告诉你，下星期晋级考试。”

晋级考试以后就可以买150元的食品了，还可以定小炒，还可以减期。

我问她是星期几考试，她说不知道。我从来没看过晋级考试的复习题，她们考试的时候都要背好几张题。我没想到会让我考晋级，因为我是被包夹，现在一说下星期就考，又不知道星期几，我心里急得不得了。

马上就到大厅看电视了，今天是星期天，可能会让看文艺节目。我看见李颖坐在大镜子前面值班，想问她又没敢，坚持到看完了新闻联播，我就举手了。我问她什么时间考试，她说星期一。我问她：为什么不早几天通知我？她说：你自己不早学习，还问什么？我说：如果放弃考试扣分吗？她问我：为什么放弃考试？我说：一点复习的时间都没有。她说：你那么聪明，看看就记住了。我又问她考什么内容，她说考小白本（劳教局的有关规定）。我说：能给我一个小白本吗？她回队部给我拿了一个小白本。我说：今天晚上不想看电视了，我能去学习吗？她同意了。

她把我带到了北三，刘金玲每天都带着一帮文盲在北三学习23号令，有时也有晋级的在这里学习，也有考三门课的学习。

包夹的没有人跟着，我就问刘金玲考什么内容。刘金玲和李萌萌就让我在小白本上画重点，刚画完，电视就收了，学习的也各自回班。这时大约8点半，到9点半洗漱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抓紧时间把重点看一看。

没想到，张小敏站在桌子跟前就拍着桌子叫骂起来了：“野靖环我告诉你，你今天就别想学习，你眼里没有我们，我们是你的包夹人，你不通过我们竟敢直接跟队长说话。”

杨小梅坐在我左边，代元元坐在我右边，她俩对着我的耳朵叫喊，张小敏站在我的对面叫喊，卢静也不时地插几句话。我估计三楼的人都能听见了，我的脑门真像冒火似的。但是我知道，仅有的这一个多小时，如果我不仔细看看，明天的考试就不可能通过了。我拿出卫生纸揉成小团，塞进耳朵里，尽管降低不了她们的叫骂音量，但是表示一种抗议和不屑。尽管我的心脏被骂得砰砰乱跳，我表面上却显得镇静自若。我是无法看下去了，我拿着笔在不停地抄小白本上的重点。

代元元看光骂不管用，就把脸凑到我的眼前：“别写了，跟你说话呢，你太不尊重人啦，跟你说话你还写。”

我边写字边说话：“说吧，我写字不耽误说话。”

“妈呀！瞧瞧人家，写着字还能说话，要不然刘银铃说她过目不忘呢。明着告诉你吧，就是不想让你考及格！”代元元说。

“我知道，你放心吧，不会及格的。就你们这样闹腾，我能记住吗？明天考试是时候，我把你们说的话都当成答案了。”我的手还是不停地写着。

只要是骂我，再大的声音也惊动不了队长；如果是其他人说话，队长马上就出现，轻则训你一顿，重则扣分。

第二天考试发了5张卷子，大部分都答了，考试通过了。

每天加班一小时学习的王锦霞都上床睡觉了，代元元还没回班。不知几点了，听见哗啦哗啦的声音，代元元和一个新来的进门了，新来的和我挨着床。

早上起来，看见床头牌知道她叫周素霞，是法轮功，42岁。她很漂亮，白皮肤、大眼睛，大约有1米65的个子。看样子她也是属于严管的，好像代元元和张小敏的精力放在她身上，齐兆兰和卢静、杨小梅负责对我的包夹。她一听到小哨喊：“六班站队”，就主动把尿盆端起来了。我要拿过来，她不让。她说：“我是新生，应该倒尿盆。”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二进了，知道新生倒尿盆的规矩，所以她就主动来倒了。

第二天，我提前把尿盆放在脚边，我想，反正我已经倒了7个月的尿盆了，我就坚持到底吧。可是她又抢着倒。过了几天我说还是我倒吧，她说：“不，只要我在这儿，就是我倒尿盆。”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啊，我也就不再和她争了。

齐兆兰安排周素霞擦窗户，突然，张小敏叫起来：“你胡说八道什么呢？别以为我听不见。”周素霞也不说话，继续擦窗户。代元元说：“不能让她擦窗户！齐兆兰，你安排卫生区要注意，这样的人朝着窗户说话，要是让队长看见了，你担不起责任。”吓得齐兆兰赶紧让周素霞擦床栏杆。

这一段时间的叫骂声转移到了周素霞身上。她很快就背会了23号令，但是她不背八荣八耻，她说不理解八荣八耻的意思，一进时只背23号令，这次为什么又增加了八荣八耻呢？

晚饭后，李颖进班了：“你背不背？”

“我不理解什么叫‘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怎么判断愚昧无知？世界上有许多未知的东西，就说成是愚昧无知，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这不是你同意不同意的事，告诉你，必须背。”李颖说。

周素霞不说话了，李颖对代元元和张小敏说：“让她出来。”

两个人推搡着周素霞出去了。

还是在王锦霞加班学习完了以后又过了好长时间她们才回来，我一直没睡着，心里很不安：她们会把周素霞怎么样呢？

一直到回来我才放心。代元元一进门就说：“哼，你这种人就是叫人瞧不起，你不是不背吗？怎么李队长一说不让你睡觉，让你站一夜，你就会背啦？有本事别背啊！有本事别睡觉呀！”

周素霞不说话，很快躺到床上去了。

慢慢地知道了周素霞的情况：她是农村户口，已经没有土地了，她在家里开了个小店，专门卖香烟，丈夫干点零活，儿子上初中，日子过得很好。她在2003年被劳动教养2年，被释放后就整天在家守着这个小店，挣点钱为了儿子上学，不再和外面接触，根本没想到能出事。警察到家里搜查，一本书也没搜出来，还是把她抓走了。她问：为什么抓我？警察说：完不成任务了，只好抓你了。

我知道，这是为奥运会抓人的。

这一天，代元元又朝着周素霞叫嚷起来，原来是周素霞抄的保证书里少了一条。

周素霞说：“我不能保证‘积极参加生产劳动’，所以我不写。上次进来时的劳动都快把人累死了。我是农村的，从来不怕劳动，但是这里的劳动不是劳动，是用劳动把人折磨死。反正我不劳动就没有分，就不能减期；我要是劳动就得累个半死，那我就宁可不减期了。”

齐兆兰说：“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哪！你就先写上，过了这一关再说。现在干活没有定额了，累了就少干点儿。”

周素霞说：“我不能说假话。”

蔡广霞突然说了一句话：“你写吧，现在不让大法的干活啦！”我也想告诉她，可是我不敢说，没想到蔡广霞说出来了。

“闭嘴，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代元元不许别人说话。

周素霞很快就抄出了一份完整的保证书，不知道和蔡广霞说的话是否有关系；也许是她也看到了劳动强度比从前降低了。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0期    2013年12月13日—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