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老前辈

　　30多年前，在西单民主墙运动时期，付月华大姐就是一名维权勇士（见秦永敏《付月华反强拆报道》）。那时，我刚考上大学；虽然上了大学，但我还是定期到西单去看大字报。我知道的第一位民运人士就是付月华；后来才陆续知道一些其他人，如魏京生、刘青、徐文立、任畹町等等。

　　这些民运人士之所以被大家知道，一是因为他们写的大字报最能吸引人；二是因为他们被抓坐牢。西单民主墙期间，第一个被抓坐牢的就是付月华，她因为组织游行，被判刑2年；出狱后又被关了2年。在狱中付月华大姐受了很多的苦，曾很长时期被关小号。

民主墙时期，我仅仅是个“看客”，后来，我才陆续地与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朋友，如与徐文立、任畹町、刘念春、杨靖、郑钦华、何德普、沙浴光、王志新、马淑季、朱瑞等成了好朋友。

30多年来，大家都很惦记付月华，只是很少有她的消息。如今，魏京生、徐文立、刘青、任畹町、刘念春都已是海内外人们熟悉的名字，其实付月华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

艰难的生活

　　两三年前，终于有了付月华大姐的消息。我第一次见到付月华大姐是在一个聚会上。那次聚会是在年前，张晓平请一些民主墙运动的老朋友吃饭，请了付月华大姐、杨靖、马淑季、朱瑞，还有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何德普正在狱中），以及我和妻子。第一次见付大姐，她的容貌、穿着，一看就是经历了很多苦难的人。

　　这几年来，通过与付月华大姐的接触，陆续知道了她的一些事情。从监狱出来后，她没有了工作，原住房也被收走，她只得与老父亲一起生活。付月华一家人都是老实人，因为她坐牢，老父亲也经历了很多苦难，着了很多急。为了不让老父亲着急，付月华大姐没再与民运人士联系。这些年来，她靠摆小摊卖小商品为生，一年365天没白没黑地干。

在北京摆小摊的，一般都是外地人，北京人没人干这个，因为太辛苦，而且挣钱极少。但付大姐是劳改释放犯，受到歧视，不干这个，又能干什么？摆小摊常受人欺负，特别是城管，但为了父亲，为了生存，付大姐不得不忍气吞声。

由于她的处境，付大姐一直没有能结婚。几年前老父亲去世了，她也老了，摆小摊也干不下去了。她孤孤零零地一个人，勉强活着。

她需要我们关心

父亲去世后，付月华陆续地与一些民主墙时期的老人走动了起来。在民主墙运动三十周年时，她还作为代表去了香港。她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带上不少她自己编织的拖鞋，作为给朋友们的礼物；因为怕朋友请吃饭，让人家花钱，她还带了一些烧饼。在香港，朋友们看到她这种状况，直掉眼泪。其实，多年来，她的生活一直很艰难，尤其是这几年来，她仅靠每月几百元的低保生活。

付大姐尽管生活艰难，但是对朋友们却是满腔热情。曾几次，她和好了面，剁好了馅，包好饺子，请我们这些老朋友到她家做客。她编织了不少拖鞋，在冬天前送给朋友们。

　　付大姐已是67岁的老人了，孤孤零零的一个人，艰难地活着。可是就是这样，也不得安生。近来，她居住的区域拆迁，她将不得不被迫搬走。她家在北京市区中心（宣武门附近），她自然不愿意搬到远郊区县去。付大姐住的是文革中盖的简易楼（筒子楼，）二间，厕所公用，楼道公用（可作为厨房）。因住房中原没有厨房、厕所，因此不给相应的补偿，而买新房，厨房、厕所、楼道、门厅都算作居住面积，是要花钱买的。开发商给她的补偿款，在原住地甚至买不了一套一居室。付大姐自然很不愿意搬迁。因为与开发商谈不拢，她家被强拆（10月28日）。强拆后，付大姐还被判处行政拘留15天，也不知道是什么理由。

　　我作为基督徒，作为一个家庭教会的带领人（我们的家庭教会主要是面向良心犯），这两年来，我一直邀请付月华大姐来参加我们的家庭教会，与大家一起学习《圣经》。由于多种原因，她还没有接受主耶稣。让我们一起来为付月华大姐祈祷，使她——尤其是借着这件事——接受主耶稣，使更多的朋友、肢体来关心她。她确实需要大家的关心、帮助。

2011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