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起草人鲍彤看了《决定》后说，虽然号称“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政治改革”的骨架没有了。也有人交口称赞道：《决定》的问世，是“胡赵体制再现”，“八十年代改革再现”。笔者认为，《决定》虽然使用了“全面改革”的辞藻，但已经背叛了八十年代胡赵改革的精神实质。

去意识形态化：胡耀邦的全面改革

中共领导人中最早讲“全面改革”的是胡耀邦。八十年代头几年，中共意识形态的解释权掌握在陈云、胡乔木、邓力群等“还原派”手中。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71次提“革命”，而仅有18次提“改革”。该报告将陈云提出的“调整”放在“改革”的前面，还被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塞进了关于“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大段论述。中共十二大后，胡耀邦率先突破“还原派”的精神牢笼，提出了“全面改革”思想。

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的报告。他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党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进行工作的呢？就是：拨乱反正。……如果说拨乱反正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前提条件，那么，改革——也就是破旧创新，必然为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提供可靠保证。”“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改革要“全面而系统地改”，“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都要破除陈旧的、妨碍我们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都要钻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

胡耀邦“全面改革”思想的精髓就是“去意识形态化”。他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能力。”“我们的思想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凡属符合人民利益和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创造、新经验，我们都应当吸取，凡属不符合新的历史任务和实践要求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风，我们都应当敢于抛弃。”所谓老框框、老套套，就是那些妨碍改革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旧教条。

胡乔木、邓力群等人马上抓住这点大做文章。胡乔木拒绝将胡耀邦的讲话以党的文件的形式全文发表或向下传达，说讲话全文没有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此激怒邓小平；还说全文与十二大没有联系，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合的地方——他所谓的十二大精神就是要宣传共产主义。由于陈云亲自出面批评胡耀邦“否定‘一五’（第一个五年计划）”，“还原派”企图借这个机会将胡耀邦赶下台，从而形成了一次严重的党内政治危机，后来还是邓小平出来说“到此为止”、“胡赵格局不能变”，事情才告一段落。

此后，周扬、王若水等人提出“反异化”，邓朴方鼓吹“人道主义”，胡德平撰文《为自由鸣炮》，《青年论坛》发表胡平的《论言论自由》，胡启立公开讲“关于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人权等等，我们不能把这些口号的使用权都让给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我们放弃了，全说这些是资本主义的，那么，社会主义还剩下什么呢”，都是将胡耀邦的“去意识形态化”推向深入。胡耀邦改革阶段性胜利的一个标志，就是在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废除了十二大政治报告中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

去党国化：赵紫阳的全面改革

在胡耀邦下台前，赵紫阳就受命主持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将建立“高度民主”确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胡耀邦下台后，赵紫阳接过了“全面改革”的旗帜，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宣布要“坚决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第一次在中共党代会报告中提及“全面改革”。赵紫阳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改革的重点，并将《总体设想》的主要内容写入了十三大政治报告。

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保证政权组织充分发挥职能。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实行党政分开的具体措施包括：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撤销党的机构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分，他们现在管理的行政事务转由政府有关部门管理；撤销政府各部门现有的党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落实属地原则，现在由上级行政部门党组织垂直领导的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改由所在地方党委领导；企事业党组织不再对本单位实行“一元化”领导；改变“党管干部”的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党组织的领导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由各级党委管理，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国家权力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建立类似国家公务员的制度进行管理；国家公务员分为政务与业务两类，凡进入业务类公务员队伍，通过法定考试，公开竞争。

在制定《总体设想》的过程中，据鲍彤回忆，他曾提出省级党政负责人在党代会和人代会上通过竞选产生的主张；据吴国光和吴伟回忆，还有人提过党费自理的问题。这些虽然没有写入《总体设想》和十三大政治报告，但都可以证明，赵紫阳全面改革的方向是“去党国化”，逐步改变“以党治国”的现行体制。

确保道统与政统的所谓“全面改革”

从去年年底“在广东视察工作时的讲话”的“男儿论”重提“共产主义信念”，到今年“9号文件”批判普世价值，到“819讲话”中的所谓“舆论斗争”、“亮剑”，再到《决定》重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可以说，贯穿其中的一根“红线”就是“重新意识形态化”。这是对八十年代以胡耀邦、习仲勋、万里、胡启立等人为主要代表的那一届中央书记处“去意识形态化”努力的反动。

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说：“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决定》提到了“法治中国”、“提高（行政）效率”、“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目标，就是不谈“高度民主”。十三大政治报告共有十二处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十四大政治报告共有六处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十五大政治报告共有五处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十六大政治报告共有七处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十七大政治报告共有五处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十八大政治报告共有五处提到“政治体制改革”，而《决定》仅有一处提到“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处是这么说的：“全会决定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用“协商民主”取代“选举民主”，实际上是用“低度民主”、“补充民主”置换了“高度民主”、“主体民主”，完全消解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这种缺少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所谓“全面改革”，是名不副实的，纯属“挂羊头，卖狗肉”。

被一些人吹捧为《决定》最重要决策的，是成立两个党政不分的中央机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显然是一个以党代政的中央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有体制内人士公开表示，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不需要修宪。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机构与中央政法委没有什么两样，依然是一个党政不分的机构，一个违反中共十三大所确定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原则与关键步骤的违宪机构。这些举措，本质上都是在强化“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是对旨在“去党国化”的赵紫阳主持制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和十三大政治报告的反动。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曾说：“我们不能实行以党治国的办法。”“无论是党的组织还是党员，都无权强制群众接受你的意见。党的组织只能号召、吸引，用党员的模范行动来影响群众，而不能强制群众接受党的这个那个主张。要取消基层党组织的一切特权。不在这些问题上下决心进行改革，党就会处在同群众对立的位置。”“这个问题，国际上，比如波兰提出来了，国内也提出来了。要真正想办法改变。如果不改变，如果党不善于领导，党的各级组织很可能成为四化的障碍。”上述谈话内容被胡乔木和邓力群贪污，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1986年，邓小平这个谈话的完整版本曾作为党内文件下发，成为赵紫阳改革的依据。“六四”以后，邓小平改变了想法，在南巡讲话中绝口不提政治体制改革，他不再把“以党治国”的“过去那套”作为改革目标，而是用片面的经济体制改革来维护和巩固一党专政。《决定》继承的正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开启的“片面改革”路线，而与八十年代的全面改革没有神马关系。

如果说习近平只是继承了邓小平，那是不够的。中共十八大以来，当局一直致力于打造由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三位一体”的新“正统性”，其道统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政统是以党治国、一党专政。这里的毛是1957年的毛，这里的邓是1992年的邓。无论是认为习在向1966年的毛回归，还是认为习在向1980或1986年的邓回归，都是左右派各自的臆想。

1957年毛泽东反右派，导致了“大跃进—大饥荒”和“文革”两次浩劫。1992年邓小平搞“片面改革”，虽然在经济上获得了高速增长，却造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这两条老路都是走不通的。把专制、特权、不公正、不平等揉在一起，就更是错上加错。如果真要解决民怨已深的当前种种问题，就必须回到八十年代全面改革的出发点，走出一条新路，也就是宪政民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多元文化的当代文明之路。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9期   2013年11月29日—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