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18期）

3

在我和太太雪扬共同撰写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中，记录了抗日战争中发生在北大荒的一些真实故事。我以为，在进入调查报告的正题之前，重温一下战争年代这里党和人民的血肉深情是十分必要的。

黎侠，原名黄晓英，其丈夫李范五“文革”前曾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我采访她时，白发苍苍的老人已经坐在轮椅上了。黎侠出生于北大荒原野上一个乡村中医家庭，少女时代因受父亲和中共地下党员李范五等人的影响，成为东北抗联中最小的战士。1936年严冬，日本鬼子的“大清剿”把她所在的抗联小分队逼进牡丹江地区一个偏远而贫穷的小山村。十几名战士和几个伤员悄悄住进一个“堡垒户”李大娘家，大娘的丈夫牺牲在战场上，只身带着11岁的闺女小玉花生活。家里一贫如洗，一点点存粮早就吃光了。战士们连饿了好几天，一个个东倒西歪，走路的力气都没了，小黎侠也病倒了。那是一个大雪天的早晨，大娘说，你们饿着肚子怎么打鬼子啊，俺出门借点粮食去。

天傍黑时，霜雪满头的李大娘背着沉甸甸的半麻袋玉米面回来了，蒸出两大锅黄澄澄香喷喷的窝头，战士们吃得狼吞虎咽，兴高采烈。不大工夫，一个小战士忽然跑进来报告说，不知为什么，大娘正躲在院子里抹眼泪。战士们这才觉出事情有点不对。队长四下瞅瞅，压低声音吼道，大娘的闺女呢？小玉花怎么没见？战士们一窝蜂涌出房门到处找，没有！队长急火火地问大娘玉花哪去了？大娘终于忍不住，掩面痛哭说，俺把玉花卖了，换了半麻袋苞米面。

战士们呆住了。扑通扑通扑通，泪流满面的队长和全体战士，还有病重的小黎侠，齐刷刷跪倒在当院，在漫天大雪中向大娘砰砰嗑头不止……

不久，黎侠随同抗联队伍，带着一些逃难百姓转移到林海雪原中。其中有个女村民叫丁志清，丈夫参加抗联后在战斗中牺牲了，为了复仇，她毅然抛下刚刚7岁、4岁和1岁的三个女儿，跟着黎侠一起到了抗联。这三个孩子后来靠乞讨为生，从黑龙江流浪到内蒙，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建国后通过组织才被找到。

黎侠记得，在山里的一个宿营地，一位朝鲜族女战士的孩子病得很重，队长要派人下山给她的孩子找药，她拒绝了，扯住队长的袖子不放，说鬼子正在清剿，下山的同志太危险。入夜，这位女战士要战友和老百姓都放心睡觉，说她抱着病孩子反正睡不着，就守着火堆替大家放哨吧。第二天早晨，一声悲怆的惊呼把战友和逃难的老百姓都喊醒了，大家跳起来一看，只见这位朝鲜族女战士紧紧抱着孩子坐在树下，母子都冻死了。女战士脸色晶莹，嘴角微绽，浑身结满霜雪，仿佛一尊冰雕……

北大荒的土地，珍藏着无数这样感天撼地的故事，承载着党和人民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时，每位共产党员都应当牢牢记住，没有人民的巨大牺牲和全力支持，就没有今天的共产党！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党的执政基础。国庆之日，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庄严鞠躬的行动，就是向全党昭示，作为执政党的全体党员，绝不能忘记为建立新中国前仆后继、流血牺牲的无数革命先烈，绝不能忘记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亿万人民群众。

“执政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立党宗旨和钢铁意志。我正是怀着这样的信念走向北大荒的。

第四章 “狸猫换太子”目的何在？

——“合作造林”的说法根据何在？

讲述人：

于德清，60岁，北安分局龙镇农场一区13队农工，造林户

刘玉云，女，59岁，龙镇农场场直农工，造林户

王义峰，38岁，龙镇农场造林户

（三人还代表当地另外3户农工刘兴华、王红彦、傅继生、张云峰。）

于德清，头发已经谢顶了，颏下留着短短的花白胡子，模样瘦弱苍老，无力地坐在我对面的沙发里，看得出满脸的沧桑和一身的疲惫，那艰辛而愁苦的样子透着一种无望甚至绝望的情绪。谈话中，于德清对国家相关政策条文“几款几条”、何年何月制定，张口就来倒背如流。显然，这是他在长达7年的斗争中学来的。这是他唯一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精神支撑和“批判武器”。

刘玉云，个子小小的，肤色黝黑，同样瘦弱，话不多，不过看样子要比于德清来得刚强一些。

王义峰，性格内向，话语不多，一双粗糙的大手总是紧紧握在一起，好像神经一直紧紧绷着无法放松。

1

犹如一场大风暴从天而降，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北大荒——这片广袤而丰饶的黑土地被深深震动了。那些日子，中国农村地区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大潮，迅速波及到黑龙江农垦系统。农垦人意识到，许多年来一直在亏损困境中苦苦挣扎的农场不改，只能是死路一条！黑龙江农垦总局决定全面改制，改制的基本方法就是发动广大农工，实行“两自理”（即生活费、生产费自理），农场实行“四到户”（土地、机械、核算、盈亏承包到户），鼓励广大农工以“家庭农场”为单位，自主投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各级管理干部则继续保留工资制。

众所周知，在陈旧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北大荒垦区从“生产建设兵团”那个年代开始就长期处于严重亏损的状态，群众生活极为艰难。80年代中期，广大农场职工等于一夜之间“下海”了。计划经济时代，农工的工资只能维持生存，根本没有什么积蓄。成千上万个的家庭农场，最初是广大农工靠借钱、“抬钱”（民间高利贷）支撑起来的。农工一家人只能靠在职职工分得的15亩“生活田”支撑生活。如果一个家庭，上有双亲的老人，下有上学的孩子，仅靠一位在职职工的15亩生活田来养家糊口，我们完全能够想象出，那是一段怎样艰难困苦的日子！正是这场“背水一战、壮士断腕”般的改革，促进了垦区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和发展。

于德清，是龙镇农场场部工业连的职工，改制后，队里没有土地，又停发了工资，他等于完全失业并失去了所有生活来源。好在他脑瓜灵，看到“家庭农场”纷纷搞了起来，农工对农机具的需求与日俱增，他便东凑西借弄了点本钱，瞅准机会做起农机具生意，十多年时间里赚了几十万元。

刘玉云的家也在场部，改制时一家4口全部下岗，不仅无地无收入，下岗的妹妹还要交“档案保管费”。在那些艰难的时日，刘玉云一家人凑钱买了一辆二手小货车，靠拉脚维持生计。

1995年，考虑到国家发展和粮食形势，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号召广大农民开荒种地，“再造第二个黑龙江”，并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措施和优惠政策。腰缠万贯的于德清决心干一番大事业，他倾囊而出，再加上部分借款，投入80多万元开荒664亩。刘玉云家靠借钱、“抬钱”（月息从3分钱到1角钱的民间高利贷），也开荒595亩。

两个家庭农场就这样靠自我奋斗、自家投资办起来了。

当时，龙镇农场动员职工开荒时，曾许诺“开出的荒地永远归你们使用”。签署承包合同时，却变成“一包10年”，每亩地上缴20元“植被费”。后来“植被费”又变成“承包费”，年年涨，一直涨到每亩地50多元。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

回忆起开荒的艰难岁月，于德清老人几次哽咽难言。

（未完待续）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19期   2013年11月29日—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