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社会上还存在种种争议，但是开放大陆生来台，恐怕已经成为马英九政府势在必行的政策。最快的话，我们在今年就可以看到具体措施的落实。面对即将出现的新的挑战和冲击，台湾的大学生要如何因应呢？我想这首先要从两岸大学生的对比说起。

去年我有幸在政治大学客座教书一个学期，与台湾学生有直接的师生关系；而我本人出身自大陆，在美国留学期间也与很多大陆同学有过接触，因此有一些感想，可以抛砖引玉。

首先，大陆学生成长的社会环境与台湾学生大不相同。在大陆，考上大学，或者毕业后有一个好工作，对很多农村或者偏远地区的学生来说，是他们能够帮助自己的家庭摆脱贫困的唯一道路，对他们来说，功课好坏涉及改变命运的事情。他们的成功不仅是一个人的荣耀，更是整个家庭甚至当地村庄的荣耀。而在一个相对更为富裕的台湾社会，学生上学念书的这种社会功能远远不如在大陆那么凸显。于是，就产生了经常被台湾的师长拿来批评台湾学生的“不如大陆学生用功”的现象。我必须承认，这种现象确实存在。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导致这种现象的社会背景。因为，一旦这样的背景有所改变，这样的差距也会逐渐缩小。事实上，现在在台湾念书的大陆学生多为学校选拔派遣的所谓“公派交换生”，一般而言，他们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或者学生干部，否则不会受到学校的重视。然而，一旦开放大陆学生来台，公派变为私办，会有更多因为经济实力优厚，不在乎台湾的学费高于大陆的学生来台念书，他们因为家境优渥，其用功的程度是否还能起到激励台湾学生提高竞争力的作用，就很值得怀疑了。

其次，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教给学生就业的知识，更重要的目标还是引导学生成为一个人格完善的公民，这里就包括自由思想的引介，社会责任的培养甚至是人权观念的建立等等。而这样的教育内容，离不开社会制度作为支撑。

台湾作为一个已经出现两次政党轮替的社会，其政治进步的成果也体现在教育中。而大陆，在民主化进程上的步伐，远远落后于台湾。这使得两岸的大学生，在一些基本的观念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我前不久收到一封台湾学生的来信，其中提到的事情就是典型的例子。我冒昧引述其中的一段：“这几天和中国同学的谈话，更让我觉得能够自由的各自表述，促进沟通了解，是多么的重要与珍贵。这学期有10名中国传媒大学的硕士生来本所，我很大胆的跟他推荐刘晓波的新书《大国沉沦》和余杰的《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然而，他只过了一周，就迫不及待还给我了，并说‘那里头都是要颠覆政府的意识形态，不予置评’匆匆离开，还说‘不希望我们再多讨论’。我忍不住说‘我不觉得他们是要颠覆政府耶，里头也从没说出这四个字，只是提出批评的意见，希望社会能够更好而已’，他回答‘要颠覆政府的意图不用说出口，看言论就知道了’。我不管他迫不及待地要离开我们的谈话，追上去说‘一个政府无法容忍批评的意见，有批评意见的就要被抓起来关，你觉得这样对国家政府的进步是好的吗？’然后他便离开我们的谈话。”

从这样的对话可以看出，台湾学生在社会变化的背景下，已经把一些基本的人权和民主理念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他们也许不能长篇大论地论述，但是这种对权力与权利的理解已经成为基本的思维模式。对于大陆学生来说，政治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禁忌，是他们避之唯恐不及的话题。坦率讲，这是大陆学生不如台湾学生的地方，因为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中，等于失去了重要的一个环节。同时也不难预测，在大陆学生更多地来到台湾之后，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冲击是大陆学生必然要面对的。如果说，竞争加强是台湾学生面对大陆学生所要应付的挑战的话，平衡自己的政治观念就是大陆学生面对台湾学生要应付的挑战。

最后，我还要简单谈到的，就是作为年轻人，两岸的学生在性情上的表现也是有明显差异的。

台湾的学生成长的阶段，台湾的经济、文化、教育等等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富足的社会里，于是会显得比较单纯。所谓的草莓族就是一个写照。一般而言，台湾的学生比较有人情味，待人热情，人与人之间的防范心理比较少，同情心很强，对老师的态度也很亲近甚至是亲昵。我那个班的学生在学期结束的时候送给我一个大卡片，上面居然写的是“给丹宝贝”！让我有点哭笑不得，但是也觉得很温暖。

相对来说，大陆的学生比较严肃一些，日常谈论的话题比较倾向于具体的生存压力或者是现实关怀。由于竞争激烈，大陆学生的人际关系来得不是那么轻松，自我保护的意识也比台湾学生明显。但是我也要指出，相对来说，大陆学生一个比较明显的优势，是他们的国际观比台湾学生更为开阔，对国际问题的关注也更为积极。

总之，由于社会发展的步伐不同，两岸的大学生确实存在很多的差异。但是，既然两岸学生的交流势不可挡，有差异就是一件好事。毕竟，差异的撞击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提高自己的契机。我希望两岸的大学生都能积极把握这个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