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外运动的饮食空间

我常常想，如果有充足的时间，我应当写写台北；毕竟这十几年来，它是我于美国之外居留最久的地方。而有关台北的题材千千万万，要从哪里入手呢？多年以来， 我一直有一个计划，那就是写一写台北的党外运动的饮食空间。

1980年代的党外时代是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党外人士在那个时代满怀理想与激情，打造了台湾现代史上的一段激情岁月。在政权已经两度轮替的今天，铭记那段岁月，既有历史记忆的问题，也是对后人的一种教育。而台北，是这段岁月的历史承载。今天我们去写台北，大多着眼的是现代化背景下的都市论述，时尚的缤纷，政治的喧闹，浓墨一般，遮住了台北最有魅力的一个部分，那就是历史。在建设中失去了对历史的关照，我认为这是台北市政建设中最大的缺失。而作为逐渐远去的历史的一部分，当年主要的党外活动，以及那些思想和主张的碰撞，都是在台北发生的。因此，台北的党外活动，也是台北市历史中不可或缺的精彩的一个篇章。

记忆不仅是文字，也是图片和空间。记忆，不应当仅仅是事件和人物，也应当由日常生活组成。当我们回顾党外运动的时候，在以往众多的相关作品中，大多是严肃的历史论述或者当事人回忆，而鲜少触及党外运动中比较生活化的一面。因此，我希望能够通过采访和调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党外时期，党外人士，碍于威权体制的打压，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经常在一些小餐馆或者茶坊，聚会讨论局势以及运动发展状况，比较著名的有红玉饭馆、阿才的店，或者紫藤卢，以及台大对面巷子里面的“人文空间”等等。这些饮食空间逐渐成为党外人士的聚会场所，本身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多少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激烈讨论，多少关于游行示威的具体筹划，多少对于台湾社会体制的改造建议，都是在这些饮食空间中发生的。如果能有一部作品，专门记载这些饮食空间，通过对于这些空间今昔的对比记录，通过对空间主人以及那些曾经在这些空间中参与过历史的人的采访，配上相关的图片，用比较文化，比较轻松的叙述风格，来从侧面写那一段风起云涌的时代，也许能让这一段台湾历史显得更加鲜活，更加面目清晰。作为一个来自大陆的作者，我的视角和论述与台湾本土的写作可能会有不同，这也许可以为关于台北的书写提供一些新的角度。

这些年来，我每年几乎都会在台北几个月，几乎每一次都有动笔写“党外运动的饮食空间”的念头，但是碍于各种限制，屡屡作罢。去年也曾经以这个计划申请台北文学奖的写作奖助项目，但是申请交上去之后，连个“不被采纳”的回复都没有。但是，我的这个梦想还在，它会成为我内心深处对台北的感情的一部分，与我一起期待一个更为美好的台北。

本土文化的国际观

《南方》杂志创刊于1986年10月，1988年2月停刊，共发行了15期。在发刊词《<南方>的话》中，开宗明义地确认办刊宗旨是：“《南方》的工作将落实在文化本土性的追寻，探索，实践与批判。”在80年代台湾思想解放的大潮中，《南方》集结了一批校园学运中的青年才俊，就文化的“本土性”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想探索。

《南方》第一期针对台湾电影业前途，特别组织了题为“第三电影在台湾”的专题讨论，对本土文化的热情展露无遗。

所谓“第三电影”，发源于60-70年代的拉丁美洲，是针对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第一电影”和受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影响而生产的第三世界一些民族电影而言的新的电影运动，重点关注阶级、文化、宗教、性别平等、武装斗争等主题，代表人物是阿根廷魔幻现实主义电影导演费尔南多•索拉纳斯（Fernando Solanas）。第三电影在革命中产生，具有主张与体制性对抗的特点，在80年代台湾社会弥漫的反叛性文化氛围中，自然赢得青年艺术创作者的青睐。《南方》杂志专门就“第三电影“进行的讨论，表面上看是吸收外面的世界的资源，但是主要的目的还是建构起台湾新的本土的文化体系。其中，本土性和国际观，是自觉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为什么要谈第三电影》一文中，王菲林指出：“要先认识自己和自己的社会，然后才谈得上认识第三电影。”他引用高达的话：“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会无缘无故关心另一个民族”，从而主张“从第三电影打开本土文化茁壮（成长的道路）”。而吴弗林在《在台湾谈第三电影》中也呼应王菲林的看法，他认为接收第三文化的目的，不应当是简单的建立反好莱坞的电影哲学，而应当是“重新审视本土电影工业及文化发展迄今种种机制，淘捡出能反映出本土现实生活的自觉性题材及语言，在意识形态的领域内解放现阶段的困局。”而蓝波在《第三电影与日据以来台湾的电影经验》一文中，更是明确地把第三电影的本质总结为“以电影作为社会改革的工具”，这也可以看作是《南方》作者们对于台湾本土电影发展的未来道路的一种选择：“唯有那些在认识上进步的新锐，在文化，政治上自觉到改革体制的必要，台湾新电影才能从怀旧的回忆阶段，跨越到真正成熟，自足的战斗阶段。”

今天回顾80年代这些激荡的文化思想，回顾当年年轻一代对于台湾本土文化的建设主张，我们不能不看到：在80年代的文化反思中，文化本土性建设的工作，是建立在开阔的国际观的基础上的。由对拉丁美洲第三电影的关注，引申到对台湾本土电影事业的新的定位，就是典型的例子。只有更加拥抱世界，才能建设坚实的自我认同，这才是岛屿文化应有的格局与战略。就此而言，今天台湾的本土文化建设，就国际观而言，比起80年代是有所退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