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前车之鉴

最近我在看大陆曾经一度很火，但是旋即被禁的电视剧《蜗居》，看了之后有一些感触。众所周知，《蜗居》的风波，背后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目前的阶段出现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就是高房价的问题。现在不要说众多被称之为“蚁族”的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无法在都市立脚，就是原来被视为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集团成员的白领阶层，也日益无法承受高房价之痛。

这让我想起台湾的类似经历。在台湾的经济起飞阶段，也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房价飞涨，中产阶级沦为房奴，并愤而起来抗议的过程。1989年，数以千计的都市市民，大多是年轻的白领阶层，在那年夏天的午夜，集体露宿在台北市忠孝东路的街头，并用纸箱拆开之后的纸板搭建帐篷，要求政府采取措施抑制高房价。这次社会运动对台湾当局造成震撼，并开始正视高房价的社会效应。1994年，当时的主政者李登辉提出新的国宅政策，以政府公权力强力压制房价，提出六万元新台币一坪的口号，台湾房市应声跌落，这才算结束了那一段中产阶级住不起房子的痛苦时期。

今天在大陆发生的事情，与台湾有类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类似的地方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房地产因为可以带动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国民经济起飞和地方政府政绩的指标领域，这对于地方政府与急于牟取暴利的房地产商相互勾结形成极大的利益诱导，就这点而言，高房价并不是中国的独特现象，它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的问题。

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不同的地方。1989年，台湾已经经过了政治上的解严，社会利益团体开始在政策制定上扮演重要角色，被高房价所苦的中产阶级可以通过走上街头等方式向当局施加极大的压力。这种抗议本身，也是对于饱受高房价之苦的中产阶级的愤怒情绪的一种有效宣泄。这种经济政策之外的社会机制的补充，使得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不至于演变为社会甚至政治危机，同时也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在环境。这是台湾后来能够比较顺利度过高房价风波的重要原因之一。倘若台湾当时还是在政治的高压之下，倘若那几千名露宿街头的民众遭到政府的武力镇压，高房价带来的经济问题是否能如此快速受到重视，以及社会包括房地产商是否能够形成共识，都会很值得质疑。

然而在中国，让我们想象，如果今天北京有几千名买不起房子的年轻白领阶层占据长安街，抗议高房价，那个结果谁都可以预料，一定会遭到政府动用国家暴力进行镇压。这，就是今天中国遇到的最大问题，也就是：经济改革向前发展，但是配套的社会以及政治结构的调整严重滞后。一叶知秋，从高房价的问题比较台湾与大陆，我们就可以看到政治的改变是如何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

台湾与大陆的征地纠纷体现了制度的差别

台湾苗栗大埔地区因为扩大征地，以公告地价，强迫农民贱卖土地，引发民众不满；政府出动机械，强行拆毁农田。7月17日上千民众夜宿凯达格兰大道表达抗议。苗栗县长刘政鸿本来态度强硬，坚持政府征地有理，但是后来在国民党政府高层压力下，被迫向农民道歉，并决定还地给农民，不再征收，这一引起台湾社会关注的事件才告落幕。

值得注意的是，其实在被征收土地的900多户农户中，反对征收的只有20余户，只占总数的2%。这是刘政鸿原来立场强硬的主要原因。但是为什么国民党高层宁愿放弃地方开发的利益，而强迫地方官员接受这2%的“钉子户”的要求呢？背后原因恐怕还在政治层面。年底国民党面临五都选举的考验，执政成绩不佳，民进党来势汹汹，都使得国民党在民意支持度方面戒慎恐惧，不希望出现任何纰漏。反对征地的农民虽然只有2%，但是因为涉及国家公权力是否侵犯个人利益的问题，不仅农民运动组织和知识界广泛动员，对农民予以声援，反对党也借机凸显当局的蛮横。为了在年底的选举中能够获胜，这2%的少数的利益得到了保障。

以台湾的大埔事件来对比中国大陆的类似情况，不能不令人有所感慨。众所周知，当今中国最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或者说，官民之间最大的矛盾焦点，就是遍布全国的征地、拆迁争议。地方利益集团与政府勾结，强行以低价征收农民和市民土地以及房屋的事件，无论数量还是恶性程度，都远非台湾的大埔事件可比。但是我们很少看到民众的抗争真正能够得到公正对待的例子，不要说反对征地的民众只占2%这样的比例，就是被征地的农民全部反对，政府也很少会取消征地的决定。拆迁与征地的问题很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火药桶引爆的引子。

同样的社会问题，在大陆与台湾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出现这样的不同，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政治体制的不同。有人说，国民党高层并非真心帮助农民，只是考虑大选将近的政治利益。这话不错，但是也揭示出了问题的关键。那就是在一个民主的体制下，尽管也有可能出现地方政府贪图利益而侵犯人权的事例，但是因为有定期的选举制度存在，就算是政府可以动用公权力强行落实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蛮横很可能导致在下一次大选中选票的流失。因此，不管他们内心是否情愿，已经成形的制度对他们形成了硬约束，使得他们不得不接受社会的监督。相反的，在中国大陆，面对土地纠纷，地方政府没有制度上的任何硬约束，一旦群体性事件扩大，他们还可以以社会稳定为理由，要求中央政府以国家暴力来解决利益纠纷。在这样的体制下，人民的利益当然不可能有保障。

中共御用学者在台湾的嘴脸

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渐加温，两岸之间的学术交流也呈现热络状态，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到台湾进行包括参加研讨会在内的学术活动。学术交流当然是好事，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中共的御用学者，到台湾以后大放厥词，发表种种反民主言论，其嚣张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11月2日我在我所任教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参加了一场题为“大陆与台湾地方治理”的学术研讨会，其中有这样一位来自大陆的所谓“学者”，他就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兼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张鸿雁，他还是什么江苏省城市现代化研究基地的主任，显然来头不小。在谈到两岸地方治理的经验时，这位教授居然提出“民主有各种形态，但是检验民主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是否能促进经济发展。”他还批评台湾的社会发展，认为台湾实行民主将近20年，经济上是退步的，还出现了陈水扁这样的贪腐现象，言下之意，就是大陆的民主比台湾的民主高明。这样的言论一出，在场的学者专家面面相觑。与会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项武忠拍案而起，反驳说“大陆的贪腐其实比台湾的严重一千倍！”，散会后还连连摇头说：“这是御用学者！”连主持人也不能不公开表示：“在我们台湾，不仅追求经济发展，也追求人格的尊严和个人自由”。

民主的涵义主要在于公众参与，以保障个人的自由，促进经济发展从来就不是检验民主的唯一标准。如果说推进了经济发展就是好的民主的话，那么纳粹德国统治初期，德国工业的高速增长是不是说明纳粹就是最好的民主制度呢？这点基本的关于民主的ABC，我不相信这位据说已经出版研究论文150多篇、学术著作16部的所谓“学者”在内心深处会不了解。否则，这样的人还能当上教授，甚至是院长，这不是误人子弟吗？我们只能说，两岸交流使得台湾的学界有机会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御用学者——他们为了能够得到当权者的赏识，不惜出卖学术良心，熟练卖弄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把上述这样荒唐的论点当作研究成果。这样的教师在大学任教，是南京大学的悲哀；而他们到台湾来，挟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势，理直气壮地宣传这些反民主的价值观，更是值得台湾学界警惕的事情。

令人听来好气又好笑的是，这位张鸿雁教授他居然还表示，中国的地方官员其实很“勤政”。证据呢？他举例说，某次他陪同中央的什么调查人员到地方去，基层的官员连夜赶路几十里地去迎接他们。这位“学者”得意地说：“你看，地方的官员多么辛苦啊”。原来，所谓的勤政，就是不辞辛劳地迎接上级领导的视察，这就是张鸿雁赞赏的中国式的民主。当他暗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的时候，那种得意的样子，彻底地暴露了一个御用学者的嘴脸，连我这个来自大陆的人，都算是大开眼界了。

中共的宣传喉舌在提到台湾的民主化的时候，经常说民主导致混乱，甚至说是一个笑话等等，但是对比大埔事件和大陆的拆迁纠纷，我们可以看到，再差的民主制度也比最好的极权制度，更能够保障人民的切身利益。